我一辈子都是读书、教书。我有种感觉，学生对老师的感情与印象，小学深于中学，中学深于大学。我在复旦三年，老师都是大师级人物，可我印象模糊。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学生，对历史学，对历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一无所知。这些老师对我而言，只是老师而已，根本不知道他们都是历史学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无论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作为改造对象的老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可想而知。何况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学问，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大学问。到我这个年龄才知道，要知道别人有多大学问不容易。正如量米的桶，桶的大小，不能说明米的多少。中国人说“海水不可斗量”，就是这个道理。从我这个刚进入大学的无知学生的视角，怎么能知道我们面对的都是名师名人。
历史系并不不大，可能只有十几位教员。主讲的都是教授，没有听说谁是讲师，或者副教授。可能当时不是教授，就没有学校会聘用。当时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有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还有位教日本史的姓苏的老师，教世界史的姓潘的老师，名字记不起来了。现在任何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他们的大名，放在世界上也是“誉满全球”的人物。可“大师无名”，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一位普通教员，没有什么特殊感觉。
周谷老给我们讲过世界史；予同先生不是教他最专门的经学史，而是历史文选选读；谭先生也不是讲历史地理，而是教魏晋南北朝；陈守老不是讲中国土地制度史，而是教中国近代史；厚宣先生既非讲考古学，也非讲甲骨文，而是讲古代史。说句实在话，讲课内容印象不深。因为正在搞思想改造运动，几乎每一门课都是有头无尾，连中段都没有。经常停课，一个学期下来，上不了几次课。印象最深的是，周先生有次说，人生无宴饮，如同长途跋涉没有中间休息站。他说他们有几个朋友就经常聚会小酌。予同先生有次讲到与五四运动有关的一个问题，在课堂上号啕大哭，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突然触动了他。可能是因为他学生时代参加过五四运动，是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代表，有今昔之感。我们那个年龄，怎么可能理解他呢！守老的脾气较急躁，也很直很倔。我印象里他上课骂过另一位教授，什么原因，骂了什么都记不清了。还有一次他上马列主义课，讲到工人阶级时，用陆阿狗、张阿毛作为代名词。有人递条子，批评他不尊重工人阶级，守老在****堂的台上大为生气，骂道：“是哪个团员写的吧？”不肯再教，挥袖而去。还传说守老对思想改造运动不积极。在一次别的教授做思想检查时，他靠在椅子上两眼朝天，爱听不听的样子。别人批评他态度不好，他回答说，你也可以这样嘛！守老1974年死于肺癌，留下有关中国土地关系史的著述、札记、史料摘录，不下100万字。他的《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是去世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胡厚宣老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我和另一位同学曾经到历史所去看望过他。谭先生来北京编历史地理图册，我们也见过面，他还请我们几个同学上过一次小馆子，好像是在东四附近。我上世纪80年代去上海时，曾看望过谭先生，他当时住在复旦招待所，可能是学校的特殊安排。他似乎得过中风，见面时我见他行动不便，语言迟滞，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大概不久就去世了。
我们虽然是大一的学生，可教课的老师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当时他们都是壮年，解放初，二周先生、守老最多也就是五十刚出头，谭先生、厚宣先生可能不到四十岁，正是有为之年。我们这些人，四五十岁时还为职称的事烦心，属于所谓中青年教师。与我们的老师相比，的确惭愧得很。我们这些老师如果生逢其时，有我们现在这个条件和安定环境，凭他们的学术造诣可以为中国学术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人一生各不相同，有得时、逢时，有失时、背时。有个别到我家求助于我的来客，动不动就封我为“哲学大师”，甚至“泰斗”。我听了浑身不舒服，起鸡皮疙瘩。我当然知道这是客气话，有的是奉承话，我绝不会无知到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学术界大师帽子满天飞，都是廉价的，甚至假冒伪劣。与我的这些大学老师无法相比。听到现在大师之名不胫而走，往往会令我产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联想。
当时历史系只有一位年轻教员，就是胡绳武老师。他刚毕业不久，好像是1948年，我们进校前两年留系任教的，新中国成立前能留系很不简单，没有突出才能是不可能的。我在历史系时与胡先生没有接触。“**********”后期，他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后又转到国家文物出版社，最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到人民大学后，我们接触多了，在校园里也经常碰面。胡先生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晚清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突出成就。他和金冲及先生合作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专著，影响很大。他长期和冲及先生合作。冲及是我历史系的学长。虽然我们同年生人，但他成熟早，比同龄人高出一头，不像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乡下人。他在复旦当团委书记时，我是团员，是他的“治下”，在****堂听过他做报告。他在近代史、辛亥革命史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他主编的领袖传记问世后，一时洛阳纸贵。冲及是知名学者，是复旦历史系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同学中的佼佼者。
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没有上多少课。既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没有一门课有头有尾。老师们忙于思想改造，不断深挖自己的旧思想，无心教学；我们学生们也有自己的“忙”，忙于到市内一些中学去控诉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暴行。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全国都投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大学生也不例外。历史系组织了一个宣讲队，到中学宣传。刚好，我们系高年级有位朝鲜同学姓尹，是朝鲜籍还是中国朝鲜族，我也分不清，反正他会朝鲜语。我们系有个女同学为他当“翻译”。翻译，当然是打引号的，先弄个中文稿，尹说几句，女同学就宣读几句，仿佛在译，其实是读。效果还是很好的。大学生正是热血沸腾、最容易接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年龄。我们还参加“镇反”和“肃反”的宣传，是到上海一些里弄里向居民宣传。有的同学还临时调到公安局去工作。
在大一期间，我们班由胡厚宣老师带队到南京进行考古实习。说是考古实习，实际上是参观南京新发掘的南唐二陵，即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先主李昪及其妻宋氏的钦陵和中主李璟及其妻钟氏的顺陵。我们住在南京博物馆，在中山陵附近。我们什么也不懂，只是看了看新发掘的陵墓，出土文物已移走，空空的；参观了博物馆陈列的展品，对陶瓷瓦罐，也看不出子丑寅卯。对一些刚入历史系大门几个月的学生来说，一切是那样新奇但又不可理解。考古没有学到什么，陶瓷瓦罐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懂，倒是对南京城有点印象。号称虎踞龙盘的国民党的首都，当时是那样破旧，我脑子里只记得两样东西。一个是马车，从城里到中山陵博物馆没有公交，只有马车。不仅郊外，城里也只有马车。第一次坐马车很有趣，两排长椅子，相对而坐，每排只可以坐三个人。赶车的马夫坐在辕上，戴着一种旧毡帽，挥着鞭子，嘴里喊着大概只有他的马才能听懂的命令。到站有人上下，时走时停。一股扑鼻的马粪味，也无所谓。这种马车与莫泊桑《羊脂球》中那种六驾马车，自然无法相比。另一个印象是南京到处都有卖的大饼，大如锅盖，称锅盔。这个称呼，可能言其大而结实，宛如战士的头盔。这是南京卖苦力的人爱吃的，又大又抗饿。我买过一次，实在咬不动。可能现在不会再有这么大这么粗的东西，要有，也已精加工，变为怀旧者的食品。前些年，我去过一次南京，与六十年前相比完全是两个城市。夜游秦淮河，各式灯笼挂满商家门脸儿，夜市如昼又霞光满天，确似人间天上。可惜，沿河排档连成一线，河水如墨，散发出一股臭气，有点煞风景。现在可能情况已发生变化。人们对古代诗词中描述的秦淮河，可能还会向往。
在大学时期，最重要的一次社会活动就是参加土改。我们是在1951年10月底去皖北的，同去的有系里的老师，也有我们班的学生。我们先到五河县，坐一只小木船，女生在船舱里，男生在上面甲板上。一共就十几个人，船在淮河走了一夜，到五河上了岸。第一夜，是在一个大房子里住下的，大概是大地主的房子，有像模像样的玻璃门窗。院子里有猪自由散步，我们感到很奇怪。谭先生没有带过冬的东西，写信叫夫人寄来，结果夫人寄来的是化妆品，让他哭笑不得。我们同学阿秀家寄来了棉鞋，是她父亲的棉鞋，不好穿，她就给了谭先生。后来，女生住到了庙旁的一间空屋子里，地上铺了草。男生也住在附近。老师们住在街上的房子里，也是打地铺。予同先生是复旦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余开祥是副大队长。复旦同学上岸后，在街上看到炸丸子，一哄而上，予同先生开大会批评大家说：“我想起了美国兵到上海的样子。”说得大家都不好意思地笑了，以后就再没有人去了。经过短期集训以后，复旦同学就和苏北土改工作团合并了。在一起听报告，进行政策学习。学习完以后，就分配到村子里去。每个同学搭配一个苏北工作团的工农干部。
在五河土改时，我与一位苏北土改队的队员在一个村子。村名我记不起来了。主角是他，他是真正的土改干部，我只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农民家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农民的贫困，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穷的人。这家没有被子，全家挤在一张床上。没有各自的洗脸毛巾，全家共用一条破烂的擦桌布式的东西。一年四季都没有热水，要用热水就用一种泥制罐子塞在做饭的炉灶里烧。我有自己的铺盖，因为天冷，垫被下面加了一层稻草。从来没有米饭，餐餐吃白薯。我是交饭费的，为了改善我的生活，这家男人会推个独轮车到蚌埠去买点面条，不是白面的，是绿豆或杂豆面。可他自己仍然吃白薯，小孩子会哭。有次他对我说，你们大学的饭真好吃。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这里的人，春天播下种就不管了，到上海去谋生，有的在桥上帮车夫推车上坡，有的当苦力。没有办法的人就会手提一个小桶，把你们学生倒掉的剩菜剩饭掏回来，非常好吃。秋天回来，有收成就收点，没有收成开春后又去上海。当时淮河经常发水，非旱即涝，农民真是穷极了。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农村，更没有见过皖北五河这样穷的农村。我也不知道当时地主有多少地、生活如何。这种事，当地土改干部知道，我一窍不通。我只看见过一个地主家的女人，手里托着一簸箕混着稗子的稻谷去推磨脱皮，碰见我，口中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家里有孩子，什么吃的都没有。她认为我是年轻学生，不是正经八百的土改干部，说几句也不怕。我没有搭话，各走各的路。
第一期土改结束，我们会合的地点是霸皇城，据说就是项羽自刎的地方。在那里集训了一个阶段，开始第二期土改时，已经是冬天了。土改地点是在灵璧县。我们坐了马车，在月光下连夜奔跑。一路上见到的是河畔的大石头，一堆连着一堆，起初还以为是许多人群，后来才明白是石头。到灵璧后，我与同班其他三位同学分到乡公所。因为没有下村子，没有多少事情做，整天就是看书。住在乡公所，自己做饭，吃的是咸菜。乡公所旁边有个小店卖咸菜。有次我好奇跑到这家老板后院里，院里有几口咸菜缸，缸边四周有蛆在爬，真恶心。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从此不再去买咸菜。
第二期土改结束了，就从灵璧回到上海。这时候，好像春节已经过去了。没怎么休息，就开始了互相交流土改体会，大会小会，天天开。然后，很自然地就过渡到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怎么搞的我记不起来了。有位女同学后来说，土改时我曾经向你借了《共产党宣言》，读得非常认真，做了笔记，回到学校，在思想改造的小组会上，我谈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受到你的批评，说我讲的是假话，害得我哭了好几天。我听了很是吃惊，还有这档子事，自己可是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当时多幼稚呀，女同学心细，情感细腻，不像我们这些男生大大咧咧，尤其是像我这样从小城来的“乡巴佬”，更不懂不能伤女同学的心。年轻时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