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的亨利·李怔怔地站在那里，巴拿马旅馆那里的骚乱令他有些困惑。原本只是一群好奇的看客在围观电视新闻节目组，渐渐地，人越聚越多，逛街购物的人、游客，甚至几个朋克打扮的街头少年都加入了围观。大家都想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亨利站在人群中，手里的购物袋垂在身侧。他感到自己好像正在从旧梦中醒来——一场年少时的梦。
这一生中，他来过这个古老的西雅图地标两次。第一次是在他只有十二岁的时候，那是1942年——他喜欢将那些年头称作“战争年月”。在那时，这座古老而又孤独的旅馆已成为西雅图的唐人街和日本城的分界处。那是两个展现着旧日仇怨的地方。中日移民几乎从不相互交谈，可他们那些出生于美国的孩子却总在街头一起玩踢罐子的游戏。这座旅馆一直是一处绝好的地标，一处上佳的见面地点——正是在这里，他曾与一生挚爱相会。
第二次就是今天，1986年。什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随着岁月无声地沉入回忆，他已经停止了对时间的计算。总之，这两次对巴拿马旅馆的造访就如书挡般矗立两端，而中间，已是他一世的光阴。结婚。生了一个不懂感恩的儿子。癌症。葬礼。他思念六个月前辞世的妻子埃塞尔。但是，他对她的思念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强烈，也并非乍一听上去那么痛苦，那更像是静静地松了一口气。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应该说很差。生在她骨头里的癌，有着彻底击垮人的力量，不是击垮她一个人，而是击垮他和她两个人。他这样想。
过去七年里，他喂她吃饭，给她洗澡，带她去厕所，再带她回来。他没日没夜地服侍着她，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他的儿子马蒂认为早就应该把母亲送进疗养院，但亨利绝对不能接受。“除非我死了。”亨利反对道。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人（尽管这是他反对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是亨利这一代人无法轻易丢下的文化遗存。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已经根深蒂固：要亲力亲为地照顾自己所爱的人，绝不能把他们送进疗养院。亨利的儿子马蒂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是，没有了埃塞尔，亨利的生活会裂开一个大洞，冰凉的孤寂之风将从那里吹出来，刺得他痛入骨髓，让似水流年变成永不愈合的伤口中汩汩淌出的鲜血。
如今，她已一去不返。亨利认为应该用中国传统方式安葬她，有斋供，有寿衣，做几天几夜的法事。而马蒂却打算让她火化。他真是够现代。因为母亲的过世，他一直在见辅导老师，并加入了一个什么互助组织。和陌生人说话，听起来就好像是没人可说话一样。关于这一点，亨利在现实中有着切身的体验，那就是孤寂。几乎和他安葬埃塞尔的湖景公墓一样孤寂。她现在有着观赏华盛顿湖的绝佳视角，比邻的是西雅图的一些知名华人，比如李小龙。但最终，他们每个人所得的，不过是一块僻静的墓地，还有永恒的孤寂。你的邻居是谁已经无关紧要。反正他们永远也不会和你交谈。
夜幕降临的时候，亨利会和妻子说说话，问问她这一天过得如何。当然，她永远不会回应。“我可没有疯或怎么样，”亨利自言自语地说，“开明一点。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有谁在听。”然后他就忙着修剪起他的蒲葵和万年青。从这些盆栽的棕黑色叶子你可以看得出，他已经好几个月疏于照料它们了。但现在他又有时间了，有时间去照顾一些东西，使之重新茁壮生长起来。
偶尔，他也会关心统计数字。倒不是关心夺走了他亲爱的埃塞尔的癌症死亡率，而是他自己。在人寿保险公司的精算表格上，他还有多少时间？他才五十六岁，在他自己看来，他还年轻。但他曾在《新闻周刊》上读到，他这个年纪的丧偶者，身体状况会不可避免地下滑。也许，生命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他并不能肯定，因为自从埃塞尔离去之后，时间似乎变得异常缓慢。
他此前已同波音公司签署了提前退休协议，所以现在有着大把时间，却找不到人和他共度。在凉爽的秋天傍晚，再没有人陪他一起走到万喜饼屋去买胡萝卜口味的月饼。
现在他来到这里，独自站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生的光阴退去，他又一次站到了巴拿马旅馆的门前，走上布满裂缝的白色大理石台阶——这台阶让这家旅馆看上去更像是一家装饰主义风格的小客栈。像亨利一样，这座建筑也好似夹在了两个世界之间。亨利仍感到紧张和兴奋，和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每次走过这里一样。他从市集上听到了一些传言，于是从南杰克逊街那边的音像店溜达到了这里。刚开始，他看到人越聚越多，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故。但他没有听到或看到任何迹象，没有警笛的呼啸声，没有警车顶灯的闪烁，只有人群潮水般地涌向旅馆，艰难地挪动着脚步，一步步往前挤。
他走过去的时候，一个新闻节目组正好抵达这里，他便跟着他们走了进去。羞于面对摄像机镜头的看客们纷纷退开，人群就分作两半，让出了一条路。亨利紧跟在节目组后面，小心地挪动着脚步，以免踩到别人或是被人踩到。人群在他身后很快合拢在一起。在台阶顶端的大厅里，旅馆的新主人宣布：“我们在地下室里找到了一些东西。”
找到了什么？是一具尸体，还是某种毒品工厂？不，如果旅馆成了犯罪现场的话，警察早就在这片区域周围拉上了警戒线。
在归属新主人之前，这家旅馆从1950年起就用木板封起来了。那些年里，唐人街成了来自香港、澳门的帮会团伙前往避难区的入口。白天，国王街南边的这个街区有着引人入胜的面孔。游人们在仰头欣赏古色古香的卵箭纹建筑时，往往忽略了人行道上的脏乱和破损。郊游的孩子们穿着色彩缤纷的外套，戴着各色的帽子，手拉手走在路上，被橱窗里色泽鲜艳、嗞嗞冒油的烤鸭诱得垂涎三尺。但是，到了夜里，便有毒贩以及为了一小袋白粉出卖色相的枯瘦中年娼妓在这里的大街小巷出没。想到儿时心目中的圣殿曾变作售毒地带，他感到阵阵哀痛。他握着埃塞尔的手，看着她缓慢、悠长地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也曾这般哀痛过。
被视若珍宝的东西似乎已经远去，不再回来。
正当他摘下帽子用破帽檐扇风时，人群开始从后往前挤。闪光灯不停地闪烁。他踮起脚尖，探过前面高个子新闻记者的肩头向前望去。
是旅馆的新主人，一位苗条的、可能稍微比亨利年轻一点点的白人妇女。她走上前来，拿着……一把伞？她撑开了伞。当亨利看清那把伞时，他的心跳加快了。那是一把日本阳伞，竹子材质，伞面是鲜红色和白色——上面绘着橙色的锦鲤。旅店主人迎着记者们的镜头，转动起这纤弱易碎的工艺品，一片薄薄的尘雾升腾，随即在空中飘散。又有两人抬上来一个扁皮箱，上面贴着外国港口的标签：“东方海军航线，自西雅图、横滨和东京始发。”箱子侧面有名字“Shimizu”[2]，是手写的大大的白色字母。箱子在好奇的人群面前打开了。里面有衣服、相册，还有一个旧电饭锅。
旅馆的新主人解释说，她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属于三十七个日本家庭的物品。她猜测，这些日本人受到了迫害，并被带到了其他地方。而他们的物品却就此隐匿起来，不见天日——这简直就是战争年月留下的时光胶囊。
亨利静默地看着一小批板条箱和皮箱被拖上楼梯。人群纷纷惊叹于箱子里面那些曾受到珍视的东西：白色的圣餐裙，暗淡无光的银质烛台，野餐篮——四十多年来积满尘埃、无人触碰。留存的是那从未曾到来的更快乐的时光。
亨利越去想那些脏旧的小物件、那些被遗忘的珍宝，就越好奇在那里能不能找到他自己那颗破碎的心。也许它就藏在属于其他时代的那些无人认领的珍藏中，就锁在一座废弃旅馆的地下室里。遗失了，却永远不会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