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大学一年级的一天，在填一份助学贷款申请表格时，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当时，表上有一栏是要我指明我的种族，可勾选的格子有“亚裔”和“白种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我的母亲是白人，所以我各占一半。各占一半的格子在哪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此前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充分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差一点就选了“白种人”。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和我的父亲、祖父不一样，我不会说广东话——而且我的姓是“福特”（这个容易造成误解的姓，是1865年我的曾祖父郑民到美国来“淘金”时随便选的）。而且，我从没到过中国。当你拿起这本书，就是我距离中国最近的时候了。希望这一状况会很快得到改观。
然而从小到大，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所有的班级合影中，我都是那个异族模样的小孩。我总是与别人有点儿不一样。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白人同学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你们家过圣诞节吗？”当然过，但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祖父母家吃年糕。你们不是这样的吗？我还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呢！
回想起来，我是在一个相当典型的美国华裔家庭里长大的。我们吃米饭的时候比吃土豆的时候多，银餐具的旁边总摆着筷子。虽然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但客厅里摆放着东方神像——弥勒佛、莲花佛、接引佛，全都有。大量的中国图片、日历、中式灯具和樱桃木雕花家具，和谐地构成了我父母家中20世纪70年代的装饰风格。
在美华人谋生的方式，在美国人看来好像都是一个路数。我父亲也没能摆脱这个俗套。他经营的是一家中国饭馆，副业是教武术。如果你去过美国的“正宗”中国饭馆——在那里，从大厨到洗碗工都来自香港，只有收银员会说一口“洋泾浜英语”，还有小孩子四下跑来跑去，好像他们就住在那里一样——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童年。
小时候，当大多数美国孩子都还吃不惯孢子甘蓝时，我已经吃着凤爪、海蜇、海参和我最爱的零食——鱿鱼干。周末的时候，我会和家人一起去西雅图的唐人街吃点心，而不是这辈子只在学校组织郊游时去上一回。
这样就够了吗？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看着那份助学贷款表格，我慎重地考虑着要不要勾选“其他”一格。
身为作家，我在过去许多年中所创作的故事都不涉及东方人物——这些作品也从未得到过出版。我努力想写出流行的东西，而非个人化的东西。结果一败涂地。可我仍刻意回避写中国人的故事——部分原因是我认为不会有人愿意看，但主要还是因为我担心自己不够“中国”，讲不好这样的故事。我没找到自己的声音。我没弄清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可是后来，父亲过世了。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
父亲出生在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家庭里，自幼家贫，他是家中独子。正因如此，我从小到大，身边并没有中国姑姑、叔伯和堂兄弟。在他撒手人寰的时候（祖父母此前已经辞世），我感到自己远离了我的中国传统——只剩下文化上的空虚感，和“福特”这个姓。
于是我开始探究我父亲儿时的故事。
故事之一，是关于他被迫戴上的那枚胸章，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就拿到了那枚胸章。他告诉我，白人小孩朝他扔石头，骂他“小日本”。他告诉我，他打了不知多少场架。那胸章，是一种自卫的方式。
他还谈起过，他上的是一所种族构成十分复杂的学校。学校里有白人小孩、菲律宾小孩、韩国小孩、日本小孩和黑人小孩。有一天他去上课的时候，发现一半的桌子都空了。日本小孩都被送去了拘禁营。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他的这个故事，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在他成长的年代里，日裔美国孩子和华裔美国孩子一道上学，一道玩耍，而他们的那些旧世界的父母，充其量只是困惑地旁观，但糟糕点儿的则会横加干涉。他的成长，伴随着中日之间种种冲突的回声，而他所在的城市，大部分的白人却认为：“他们看上去长得都差不多。”
他的经历，再加上我自己在种族认同上的不安和困惑（感觉好像一只脚牢牢地扎根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而且有时候还被要求做出选择），促使我写出了《时光小旅馆》。一个有着事实基础的虚构故事，一个置于个人冲突中的家庭故事，一个中国小男孩长成“美国人”的传说。
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让我对我的父亲、对他的童年、对他的过错和奋斗、对他的欢乐，都有了更好的了解。我多么希望他仍在世——我想他一定会喜欢这本书[1]。
和父亲不同，我没有胸章用来提醒自己也提醒他人“我是中国人”。不过没关系，现在我不需要了，因为我已知道我是谁。
杰米·福特
2009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