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平是我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是我院的非洲问题专家。他生于1958年7月，是山东人，高中毕业后在农村插过1年队，在工厂当过5年工人，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了7年本科和硕士，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了4年编辑。保平1991年调入北大亚非所，还读了在职博士，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他在2010年6月14日骤然抛离尘世，几近52岁，教龄未及20年。
北大有不少全国乃至国际“知名”的教授，但如果“百度”北大教授李保平，你看不到很多条目，也不会得到很多信息。但他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代表。因为有这样的“普通”学者，才有21世纪我国学术和高等教育的飞速进步。
一
保平在专业上训练有素，为人忠厚勤恳，办事一丝不苟。资深学者们办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就请他处理会务和行政杂务。比如管理协会财务，虽然钱数可怜，收支记账却颇为烦琐。在那些资深教授面前，他永远是忠诚可信的、能操办具体事的“年轻人”。直至去世，他还在兼任这个学会的“秘书长”，尽管已经资深，被提拔为“副会长”。保平还是北大非洲研究中心的“秘书长”。北大亚非所在这个世纪最初10年的上半期合并到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学和科研成果成为评职称的主要依据。他很“吃亏”，因为刚获得在职读的博士学位不久。在讨论他申请提升正教授的会上，行将退休的亚非所所长很动感情地解释了保平的情形。在当时学院的教员队伍中，1980级毕业生未能升任正教授的几乎没有了。与会教授们都从“年轻人”时代走来，尽管少有务农务工经历，却大多“打过杂”，都心有戚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他的申请。
二
做北大教授，保平实至名归。事实上，他是我院最勤奋扎实的学者之一，后来居上，抱负远大。上个世纪我国长期贫穷，研究非洲却没去过非洲的学人颇为常见。但自本世纪初开始，随着国家开始富裕，教员收入逐渐提高，实地调研成为可能。保平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实地调研。去撒哈拉以南非洲调研是非常艰苦的，鲜有深入缺水、缺电、缺医、战乱地区的学者。但他立下宏志，要走完非洲全部50余个国家。缺少国家经费就争取社会经费，缺少社会经费就自掏腰包。为节省旅馆费，他在欧洲机场苦坐一日一夜等待次日转机。为节省经费，他与当地黑人一起挤长途车，在40℃高温下住没有空调的小旅店。他去疾病丛生的穷乡僻壤访谈，钻入他后背皮肤下的一只非洲小虫居然长成了大虫。他在非洲获得了诚挚的感情，也遭到了偷、抢、骗。就这样，非洲50余国他已经走完了20多个，而且是用脚在走，不是开一两天研讨会的那种“去过”。他的实地调研非常细致，存下了海量数据、访谈记录、游历感想和数万张照片。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行将出现一位极为出色的非洲事务专家。他所讲授的课程让中外学生们痴迷，因为他从中国人视角记录非洲鲜活的历史。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长长的黄种人队伍中夹杂着许多非洲黑人，都是他的学生和朋友。保平的遗体火化了，但他的学术活动增进了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的相互理解和谅解。那是不朽的。
三
保平极为谦逊好学。他自认理论功底不足，虽已是资深教员，却来旁听我给硕士生们开设的“比较政治学理论”课。他从不缺课或迟到早退，俨然一个正式的学生，与学生们坐在一起讨论“现代化”“民主化”。他比我年长，也比我任教时间长，我当然倍觉尴尬。但我知道他的渴求，他要以自己拥有的丰富实证资料进入理论探索的最前沿。他不仅要记录历史，而且要对历史做出权威的诠释。每当他指导的本科和研究生论文出现思想创意，他就与我一同欣赏、讨论，要我帮他指出这种观点的可能前景。在他最后一次非洲之旅的开端，我俩在荷兰机场偶遇。那时他告诉我，他将沉淀两年，要同我密集讨论，看看如何用理论梳理他那些丰富的资料，创建对“发展”的新颖理解。他的执着、踏实、理想让我尊敬，令我感动。那时，我感到一颗学术巨星大器晚成，行将在中国冉冉升起。
四
在学术进步的路上，保平走得相当艰难。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师队伍中，“海龟”是明星，西学盛行；而保平是“土鳖”：务农、务工、做编辑、做行政杂务，还有不少岁月耽搁。但保平的学术成就毫不逊色。他关于非洲的著述曾十多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奖励。而且，他真正的惊世作品还尚待完成。在我国非洲问题学者中，他拥有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拥有自己踏勘来的社会体验，包括在非洲患疟疾无医苦熬的体验，包括布隆迪政变时机枪从他头上的直升机往下扫射的生死体验。他拥有真正天然的学者本色——对学术的挚爱，而且勇敢、真诚、不屈。
五
而今，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学人，父母已然衰老，儿女却还正待完成高等教育。保平是个典型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他上孝父母，下爱独子，夫妻相敬如宾。他顾家，对妻子用情至深，无论去何处，哪怕远在万里之外，都时时向妻子“汇报”。他俩共度时艰，琴瑟和睦，投资理财，购房买车，把有限的家庭收入打理得井井有条，支持了孩子去美国自费留学，还支付了保平的非洲旅费。保平出生在“饥饿时期”，却长成一米八七的山东大汉，强壮、忠诚、相貌堂堂，脸上永远挂着宽厚温和的微笑。就我们的时代而言，保平不时尚，但很男人。2010年夏天，儿子从美国学成归来了，见过了儿子的女友及其家人，保平已经再没有负担了。
六
2009年春天开始，保平再次去非洲旅行了几个月，那是学术思想成熟后的关键之旅。即将满载返国之际，他却遭遇了大劫难，永远终结了他的非洲梦。喀麦隆的贼偷走了他的相机、钱包、护照，而且偷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有他在非洲几个月来获得的数据，呕心沥血写的研究文章和游记，还有上万张照片。因为没有证件和钱，他被困在那里半个月回不了国。宏大的学术梦想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他终于回到祖国时，一米八七的大汉，体重只剩下百十来斤，骨瘦如柴，疾病缠身，身体完全垮了。他以巨大的毅力坚持着，几乎完成了2010年春季学期的教学任务。就在这学期的末尾，他终于坚持不住了，崩溃了。余下的生命将给家人和同事带来经年累月的累赘。在清醒的时候，他仔细安排了家人的生活，该嘱咐的都用文字写下了，还用文字向自己服务的学院和学会交代了所有未完成的事，细致无遗，正是一贯的他。
保平没能成为学术巨人。他走了，带着做人的尊严，带着做男人、儿子、丈夫、父亲的尊严，带着一个学者的尊严。
保平是好人，是非常体面的人，是我们这代许许多多中国学人的缩影。他与祖国一起经历困苦，一起进步，一起铸造辉煌。在人民共和国这棵粗壮的大树上，有的人“成名”了，成为枝干；多数人默默无闻，只是一片片树叶，在春天发芽，在夏季成熟，在秋季悄然飘落，因而有了大树的“枝繁叶茂”。
在保平短暂的生命中，我看到一种永恒，人类精神的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