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史天健是同学，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他在77级，我在78级。两个班分别在1978年春、秋入学，大多相互熟悉。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操场、澡堂、图书馆，一起办节日联欢会。后来我俩都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他在东岸，我在西岸。我与天健还是同行。他在杜克大学讲授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我在母校也讲授同样的科目。我们常在一起讨论，一起开会，一起聚餐。我与天健还是同志，我俩对政治事务的立场和看法相当一致。天健在2010年圣诞日突然离去，我失去了一个好同学、好同事、好同志。
天健不仅是同学、同事、同志，更是我们都喜爱的好朋友。中国政治是敏感领域，大家的看法大相径庭，老朋友间恶言相向者不在少数。但为什么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认天健为挚友，都喜欢他？
天健是快乐的人，总带着老北京话特有的幽默。有他在，无论话题多沉重，大家都会轻松。哪里有天健，哪里就有笑声，就有幽默。
天健是爽朗的人，不拘小节。他在美国教了近二十年书，大概从没闹明白皮鞋领带西服是怎么个穿法。他上身打领带，下面穿北京布鞋，谁爱咋说咋说，一副北京“爷”的嘴脸。一次来我在旧金山湾区的家，他居然声称嗜好绍兴黄酒。我跟他抬杠，说真正的北京人只用绍兴黄酒当炒菜的作料。不记得他讲了番什么怪理，结果是我心甘情愿给他买了一箱子绍兴黄酒带走，也不知他是怎么带上飞机的。
天健是乐于助人的人，无论什么忙，是朋友的忙他都帮。当初77级的天健、78级的我、79级的陈建军三人联手帮一个女同学来美国，找到了美满婚姻归宿。天健在其中承担了最大、最关键的风险责任。他始终热心帮助母校学生赴美深造，鼓励提携年轻人，还为母校学子们传授赴美“秘诀”。我教过的若干学生都得到过他的指导，会永远感念他的帮助。
天健是勇敢的人，胆子奇大。开过纽约出租车的政治学者大概也只有他了。他不仅开了，还开出了“门道”，纽约出租车协会居然给他发“年度优秀服务奖”。其实，这还是小儿科。早年插队时他当过“赤脚医生”，为当地农民接生过上百个婴儿，曾是河南乡村“名医”。有这经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买辆百元破车就敢满世界跑也就不足为奇了。据说那车破到底盘有能“脚刹”的窟窿，随时熄火，他随时动手修车。
天健是勤奋的人，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该上学时他插队，该选工农兵学员时没他份儿，但他在乡下一直刻苦。第一次高考，在积攒了十年的人才堆里，他一考中的。到毕业时，那绝对稀缺的出国深造名额又被他抓住，他因此成为那时最早赴美读政治学博士的学者之一。更神奇的是，他在美国也不落人后，美国政治学界刚兴起“计量”之风，他是最早跟上的，满口“样本量”“数据回归”。有时我会想，有啥东西是他史天健学不会的？我虽比他小八九岁，可无论如何也跟不上“时髦”，尤其与数字有关的。天健的勤奋，我们大家有目共睹，他为赶上新潮勤奋至极，日子过得很累。
天健是知行合一的人。他做学问是要有用的。他的所有研究，最后都落实到政策建议层面。他很想改造现实，让现实符合他的理想。他不仅做学问，而且做事，为自己做过的事、产生的政策影响而感到快乐。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农村、中国土地问题、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国的教育问题等领域，或大或小，为人知或不为人知，他做了大量有益的实际工作。
天健是诚挚的爱国者。他每年多次往返中美，为中国的落后受欺而愤懑，为中国的进步富强而快乐。尽管有时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甚至被误解、受冤枉，但他痴心不改、认同不变，一心帮助中国的进步事业。他始终抱着落叶归根的希望，参与筹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就是实现这个愿望的最后一步。为着这一天，他忍受了将近二十年的国际旅行障碍，始终保持自己的中国公民身份，没有加入美国籍。
天健是个传奇，是传奇的一代人里的传奇。过去、现在、将来的很多人从他的作品中认识他。但对我们来说，他不在书里，他是朋友，是哥们儿，是古道热肠的哥们儿，是无怨无悔的理想主义者、真挚忠诚的爱国者，始终如一。他开朗快乐，却注定一生劳累。天健已安息，不必再风尘仆仆、劳心劳力。自天健离去，传奇的一代就开始逐渐凋零，但这传奇将在北大国关学院的学子们中一代代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