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欧洲汉学的领先地位以及汉学在日本的长足发展，一批中国本土学者（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开始了旨在“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艰苦学术努力（刘经富，2012）。【30】
如今，面对金融学发展的全新格局，我们这几代本土经济学家也面临着近似的使命，那就是，把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制度的（世界）学术中心留在（或者夺回）中国。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对于绝大部分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而言，当下首先需要完成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学术转向”。也就是说，从既有将中国的经济金融变迁“素材”强行塞进那些僵硬死板的“舶来”分析框架，通过“削足适履”的方式得出武断结论并由此证明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同时试图“借船出海”和进入主流，转而向中国“活生生”的长期经济金融制度演进与现实的金融改革过程寻找真正的问题以及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一手论据。不过，让人不无忧虑的现实情形是，在中国经济金融理论界，与“移植主义”阵营的“车水马龙”相比，“草根主义”旗下仍然“门可罗雀”。由此预示着，金融分析制度范式在中国的起步和发展任重而道远。但可以确认，越是历久弥新的理论框架，就越是植根于一个民族深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而借助模仿、移植等手段快速搭建的理论架构，在短期或许能吸引一批学术投机者的青睐并逞一时之风光，却无法担当引领和托举一国理论发展方向和思想大厦的长期责任。【31】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现代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和扩展依赖的是经济增长和市场运行的“西方经验”或者“欧美经验”，是对西方世界物质财富成功积累历程的抽象与总结。【32】不无遗憾的是，这几个世纪，东方经济恰好处于衰落期，因此其曾经辉煌的经济增长“故事”未能进入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视野。仅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经济学被称作“西方经济学”倒也恰如其分。由此也说明，若基于全球视界，既有的所谓现代经济学框架是残缺不全的，一个完整的现代经济学框架的形成有待一种“东方经济学”的确立以及与既有“西方经济学”框架的合理兼容。同样的道理，“东方经济学”需要基于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的“东方经验”，并且事实也正在表明，这种经验与曾经的“西方经验”存在不小差异抑或两者之间迥然不同，须借助新的甚至全新的范式加以考察、刻画和总结。好在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东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验”的条件正臻于成熟。【33】
国内曾经有不少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判断中国经济学成熟的标志是看它是否进入“主流”，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一定恰当。首要的问题是，何为主流？如果答案是前述的“西方经济学”，那就又进一步地追问，它会一直是主流吗？所谓主流，主要的衡量标准应当是其解释力的大小抑或在不同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时期的理论适用性。简言之，主流经济学就是能够解释全球最为成功经济增长和“最大份额”财富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理论框架。既往两三百年间，西方经济学对创造和积累了世界大部分财富的欧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它成为了主流。【34】可是，随着以中国经济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的成长，财富创造和积累的全球格局已经发生重大逆转，从来傲视群雄、充满自负的主流经济学无可回避地迎面遭遇了曾经不屑一顾但又神秘陌生的“东方经验”。主流经济学家们及其众多追随者本能地拿出了那些长期屡试不爽的先进理论工具，但未曾料想，除了起初满足人们的理论好奇从而博得短暂的追捧和拥趸，当面对中国经济金融变迁过程活生生的真问题时，那些生硬的模型迅即表现得有些“捉襟见肘”。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增长进程的延续，主流理论的解释力更是每况愈下，不少人不得不试图通过“削足适履”的方式谋求主流理论在中国的一席之地，最后甚至以“中国之谜”或者“中国奇迹”之类的托词寻找全身而退的“台阶”。【35】
此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幡然醒悟，现代经济学需要汲取全新的“东方经验”才能继续前行。从今往后，经济学家们（无论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需要正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情形：不是中国经济学要进入主流，而是主流经济学需要寻求“东方经验”或者“中国经验”的支持，以求重新获取解释力。【36】或者说，从此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将不再是西方理论的专利，而要与来自东方的理论“同台竞技”。面对此种情形，如果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还要一个劲儿地想方设法进入那个业已部分丧失解释力的所谓“主流”并奉此为学术圭臬，那一定会让全球的经济学家匪夷所思和贻笑大方：这些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非要“抱着金碗要饭吃”！？【37】
话说回来，经济改革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是借助中国人对物质财富与经济自由的渴望而大肆“入侵”并开始占据中国经济学家的思维空间的，就如同当年“佛教借助于魏晋玄学大肆泛滥并征服中国士大夫的心灵”一样（金观涛、刘青峰，2000，p.3）。当然，进一步的问题是，倘若经济金融增长以及制度变迁的“东方经验”对于现代经济（金融）学的未来发展确如人们预料般重要，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这种经验呢？不妨如此设问，在东方经济重新崛起的长期背景之下，现代经济（金融）学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路径是“西方范式”的东方（或者中国）扩展，还是基于“东方经验”的范式革命？【38】更明确地讲，现代经济（金融）学是否需要基于“东方经验”而重建一种全新的范式？【39】答案其实早已给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1934）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撰写的审查报告中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40】。无论如何，“东方经验”中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以及金融制度变迁的成分，对于金融分析制度范式的建立至关重要乃至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