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析制度范式的确立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没有哲学观的重新思考，新范式的确立将难以想象。当一种范式进入危机状态时，科学家常常会转向哲学分析，或者本能地产生“对哲学的求助”。而在通常情况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T.S.）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常规研究则无须关注哲学（Kuhn,T.S.，1962，pp.81~83）。哲学分析的核心是“思想试验”，现代经济学发展历史中的几次所谓“革命”（如凯恩斯革命、科斯革命等）都无一例外是经济学家长期付诸思想试验的结果。按照库恩的逻辑，思想试验作为范式革命之滥觞，其要害是试图用一种（新）知识替代另一种（旧）知识，而平常的科学发展则是用知识替代无知；科学发展具有累积性，范式革命则不具累积性，它毋宁是为新的知识“累积”开辟道路，同时又为新一轮的知识替代创造条件。经济学新范式总是伴随经济学革命而重建，范式重建往往提供给经济学家看待经济世界的全新态度与视角，据此形成新的思维逻辑与游戏规则。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按照新的逻辑与规则行事时，就会共同构筑起一种足以取代原有经济分析范式的全新经济哲学观，紧随其后的新经济学流派便伫立其上。
不用说，无新的哲学“求助”，便无新的分析范式；无新的分析范式，再自认为深奥繁复的理论探究与学术成果都只不过是由一些看似精致的概念与观点纠集而成的“乌合之众”。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在接受基本知识与概念之前，都须先确立哲学观和基本理念。因为只有经过哲学观和相关理念的适当整理，死的知识才能转化为活的智慧。归根结底，思想试验可以超越工具、技术甚至制度与时空的局限，只有空洞浅薄的所谓科学研究才会单方面依赖分析技术。
当然，新的金融分析范式一经形成，便会具有某种库恩意义上的“反观效应”或者重新审视功能。新的分析范式一旦形成，“以前不存在的或者被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可能会成为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Kuhn,T.S.，1962，p.32；95）。也就是说，在新的范式中，一些在原有范式中被忽视抑或被排除的理论命题（以及假设）将重新凸显其价值；这种“价值凸显”也会为一些关键因素重返新的分析框架甚至占据理论核心地位开辟道路，而这些因素通常被主流经济金融理论认为不具兼容性质（或者对其自身的理论逻辑有害无益），从而无法（或者不允许）进入其分析路径。有趣的是，新的分析范式形成之后，传统框架中某些原本居于重要（甚至核心）位置的理论可能会相应地退居次席。但退居次席并不等于被完全废弃，这些暂时“退下来”的理论随即会被一些具有反思精神的经济学家引入一个范式调整与重构过程。这一过程既受经济金融问题的现实“拷问”，也受新分析范式的理论牵引。其中一些理论会选择妥协，转而融入新范式；一些理论依然固执己见，我行我素；还有一些理论则选择蛰伏待机，以图东山再起。
一般而言，任何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的形成都毫无例外地发端于科学发现，而科学发现又肇始于人们对某些“反常”的意识或者警觉。如库恩（Kuhn,T.S.，1962，pp.48~59）所言，“这种对反常的意识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此时期内概念范畴被调整，直到使最初的反常现象变为预期现象时为止。至此，科学发现方得以完成”。不过，意识到“反常”并非易事。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总会把反常现象放到某种先验装置中来理解。就拿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而言，虽然在客观上不乏所谓的制度“反常”情形，但是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着眼于既有的哲学观点和分析框架来观察它们，结果，制度“反常”的科学发现价值被轻易抛弃。不仅如此，不少人还对由此将要触发的范式重建产生抵触情绪，因为这极有可能损害那些长期依存于既有范式“讨生活”的学术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一旦被一种不适用或者僵化了的知识结构禁锢了思维，人们的理论性格就会变得相当固执。无论如何，对中国金融制度“反常”现象的漠视、“正常化处理”甚或抵触，都是理论怯懦或者无知的表现，长此以往，将会极大地延滞中国金融学“范式革命”和结构重建的步伐。
有人可能会问，制度金融理论同样会讨论货币信用、银行体系、证券市场等问题，这与主流金融学理论并无二致，前者只不过是在考虑制度因素条件下的一种理论特例而已。其实不然，在制度金融学的框架中，（金融）市场制度的基本构成已然发生巨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只有站上一定的金融哲学观高度，才能发现和领悟。我们不能奢望或者强求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有能力去甄别：考虑了制度因素的金融学和既有的金融学是同一种理论还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重要的是，当传统的市场制度结构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如政府因素）之后，我们就开始在一个不同的理论世界里工作了。【28】
和其他范式一样，制度金融分析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其基本框架的确立需要具备诸多条件。简言之，它往往是经济金融制度经历一系列剧变之后应运而生的结果。库恩（Kuhn,T.S.，1962，pp.70~71）曾将危机视作“新理论”或者“新范式”出现的前提，他认为，和制造业一样，在科学领域，“更换工具是一种浪费，只有不得已时才会这样做”，而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宣告“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来临”。当然，“一种科学理论，一旦达到范式的地位，要宣布它无效，就必须有另一个合适的候选者取代其地位”。制度金融学能否跻身为取代旧范式的一个“合适的候选者”呢？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R.，2009，p.109）确信，在21世纪初期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之下，经济学“新范式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同时，任何一个理论范式的最终形成都是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思想酝酿、发展与积淀的结果，或者说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准备期”【29】，制度金融学也不例外。
不用讳言，长期以来，若着眼于全球角度，受各式各样错综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针对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数代经济学家未能进行实实在在的理论“准备”，因此没有留下多少可供继承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可以说，仅就制度金融学而言，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面对的几乎是一片思想空白和理论荒野。正因如此，我们前后的这几代人注定了要处在这个“上下求索”的“准备期”当中。特定的理论“年轮”如同“春播秋收”般无法跨越，我们当下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此后数十年抑或数百年那几代人的理论“绽放”进行力所能及的思想与理论准备。
面对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应当怀有足够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因为不少欧美经济学家已然嗅到了由此散发的“新范式革命”的浓郁味道。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不同制度背景之下的经济金融变迁过程，并想方设法探寻新的理论立足点和出发点。正如所料，中国这块正处在千载难逢的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发现“沃土”，早已让不少欧美经济学家“垂涎欲滴”。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画卷”的迅速展开，一些欧美经济学家在惊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结果的同时，其注意力逐渐被深藏其中的特殊机理所深深吸引，其学术好奇心被眼前的一幕幕真实场景撩拨得“怦怦乱跳”。紧接着，他们的学术创作热情开始“发作”。趁着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学常识和经济学方法的“启蒙期”和“普及期”，这些原本对中国制度变迁过程充满陌生感的域外经济学家，开始利用其先天的经济学工具、理论话语权以及学术信息传播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讨论中国经济金融制度问题的理论平台上迅速占得先机。他们如今看来并不全然深刻精准的理论判断，却在随后较长时间内成为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讨论相关问题时难以回避的必要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