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1946年7月下旬，我和彭兰经贵阳、长沙回到了武汉。八年离乱，与家人重聚，恍若隔世，父亲曾要我留在武汉就业，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按原计划北上。那时京汉路不通，我只身乘江轮经上海转乘海船绕道秦皇岛到天津，在南开大学任助教。彭兰则暂留武汉，次年才去南开。我第一年讲授的两门课程是“哲学概论”和“形式逻辑”。初次给大学生讲课，格外紧张，经常备课到深夜，翻阅的参考书也很杂乱，中国的、西方的都读，中国哲学方面主要是读程朱陆王哲学，这与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时重在程朱哲学有关；西方哲学方面主要是读罗素，这与金岳霖讲课重在罗素哲学有关。相比之下，我对西方哲学特别是罗素哲学更有兴趣。我在讲授哲学概论时，就经常把这两方面的内容夹杂在一起。依我当时的水平，我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塞进一个课程里，未免有点不可想象，也有点可笑，可惜没有留下讲稿，那时也没有录音。
1947年秋到1948年，“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日益高涨，我的弟弟念南开大学经济系，经常带几个进步学生深夜到我家“避难”，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之类的东西。一个地下党员还送了我一本斯诺的《毛泽东自传》——类似黄表纸一样的薄薄的小册子，我珍藏至今。在他们的影响下，加上通过与彭兰和闻一多烈属的来往，受到他们的熏染和启发，我积极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活动，甚至在我第二年（1947年秋-1948年夏）讲授的“哲学概论”课程中，也讲起一点马列主义哲学的道理来了。当然，那时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也不能公开用马列主义的词句。记得有一个地下党员学生听了我的课之后，说我讲的还不是马列主义，而是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其实，我那时也分不清马列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界限。我自以为能在课堂上公开主张哲学要与现实相联系，也就算得是“走出象牙之塔”的进步之举了。1948年秋冬之际，天津解放前几个月，经一位地下党员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青”，做了几个月的地下工作。
天津解放后，我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高等院校讲师助教联合会主席，在党的领导下做团结群众的工作。那段时间的教学工作则是讲授“社会农展史”、“辩证唯物论”等课程，还给全校师生讲政治课。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师，政治思想问题重重，根据党领导的指示，政治课的任务就是回答这些问题。而当时京津两地高校像我这样讲政治课的老师，虽比教授们年轻，但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对这些问题不但不能从容应对，而且这些问题也常常会缠绕着自己。设在北京的高教部为了解决这一师资上的难题，便每周组织一次报告会，由解放区来的艾思奇、何干之等同志主讲，内容就是回答京津两地高校老师提出的各种政治思想问题。我们这些政治课教师听完他们的报告后，再回本校以自己主讲的方式作传达。我作为南开大学政治课的主讲教师，在那一两年里，几乎每周都要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一次。当然，我的政治课教学还受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的指导，所以我经常出入文教部部长黄松龄同志的办公室，向他请教。新中国成立初期，老师们特别是一些从英美留学回来的教授们，提出的问题真是五花八门，有的非常尖锐。例如，“为什么解放前拼命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现在共产党来了也搞一党专政？”“美国有大选，可以选举总统，我们为什么不能搞选举？”“说要爱工农兵，为什么一些领导人还是同知识分子结婚？”这些问题大多是写在纸条上递到我的讲桌上来的，而非来自公开的提问。我们政治课教师搜集这些问题，到北京的报告会上向艾思奇、何干之等同志汇报。他们在回答中，当然讲了很多道理，但有时却教我们“不要理会这些问题，那都是崇洋媚外、资产阶级的思想，有的人是反动，不要理他”。我作为政治课教师，在课堂上当然也照本宣科，但内心深处不免矛盾，有时苦闷。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了，总体上当然感到欢欣鼓舞，但毕竟对于我这个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来说，天变了，至少在“气候”上就有很多不习惯。例如，看报纸，尽是政治新闻，没有社会新闻，觉得乏味；听到街上一片腰鼓声，肺就像要炸开了一样，昔日爱听悠扬音乐被视为资产阶级趣味而被嫌弃。有时我把矛盾心情向妻子倾诉，她安慰我，婉言劝解，要我慢慢习惯过来。我想辞去政治课教师的职务，但大的形势已不允许我改行。彭兰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年离职回武汉，我勉强在南开大学多留了一年，便以夫妻不宜长期分居为由，辞去了南开大学的教席，于1951年夏回到武汉。有了她在我身旁，我的矛盾心情也逐渐得到缓解。
我的高中同学黎智是闻一多的亲侄，时任武汉青年团书记，我经他介绍到武汉大学。他本想留我在青年团工作，我没有答应，他又把我介绍给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潘梓年。那是个夏天，武汉是有名的“火炉”，夏天酷热，潘梓年还穿着一件长袖厚棉布衬衫，有老干部和仁慈长者的风度，头发已有点灰白，满脸笑容，一见我便说：“听说你是学哲学的，我很高兴，我也对哲学有兴趣。”我的紧张顿时松弛下来，简单作了一点自我介绍，他表示想留我在中南局的青年团工作。我说：“我还是想当老师，研究哲学，想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他满口答应。临别时，他亲自送我出门，对我说了这样两句话：“看样子，你是不想当官，也好，我们需要学者。”潘老的言语之亲切，我至今难忘。后来，他调任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兼哲学研究所所长，还经常照顾我，对我发表的哲学文章多次表示赞许。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新华社（他曾任新华社社长）举行潘梓年诞辰百周年纪念会，我在发言中专门讲了在武汉第一次见到潘老的情景，还特别强调：“我那时不过是30岁的青年，而潘老已是60岁的老干部和大干部。我们今天的干部如果都能像潘老那样平等待人，爱护青年，人们对共产党的议论必定另有一番景象。”
1951年秋到1952年夏，我任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原想在这里专门研究西方哲学，不料那一年正值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那是新中国成立后高校里的第一次大运动，武汉大学的师生像热锅上的蚂蚁，闹得天翻地覆。一会儿开全校斗争大会，台上跪一大排斗争对象；一会儿开全校批判大会，批判某教授的崇洋媚外思想；一会儿开小会，某教授检讨个人自由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某徐姓同志以中南局文教部负责人之一兼武大秘书长，是武大党支部的实际负责人，也是武大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很少吭声，主要是听徐的讲话，当时称这种现象为“听党的话”。“听党的话”是当时做人的最高准则，相当于现在说的“和党保持一致”。那位校委会主任便是“听党的话的人”。我在武大的一年，名义上还是教政治课，实际上连政治课也没有正式讲过一次，主要都是参加各种批判会、斗争会，和同学们一起搞批判、斗争，就算是上课。当时我和周围的同行都认为，马列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而且总是勉励自己，要学习这种哲学，否则，就是思想没有改造好。
1952年夏，我们哲学系的同人忽然被系的党总支书记召集在一起，说是全国高校院系要进行大调整，全国哲学系都合并到北京大学，理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我们把它理解为一年来思想改造运动的继续。1952年10月，我和武大哲学系的全体教师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我算是回到了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