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和他的高足彭兰女士促成了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1945-1946我大学毕业那一学年，是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时期，西南联大被誉为当时的“民主堡垒”，我的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向往道家境界的思想，不能不受到直接的冲击。是继续孤芳自赏，还是投入现实，这是我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就在这个时期之前不久，我结识了中文系同学、闻一多的信徒和高足彭兰女士。我们是在联大校舍旁边云林街的茶馆里念书时相识的。茶馆里的一张张大圆桌就是我们联大学生的书桌，认识的、不认识的，男生、女生，文科的、理科的，围桌共坐。我和她都是武汉人，那时，学校里有各省的同乡会，同是天涯沦落人，同乡容易聚集在一起，我们很自然地不免要闲聊一两句。她起先不知道我是哲学系的，不时说一两句令哲学系人难堪的话：“哲学系的人，好争辩，寡人情，不通世故。”但后来在聊天中知道了彼此一些身世，便逐渐以诗相酬和。我那时完全不通平仄，她勉励我：“你的诗有意境，这是能诗的根本，平仄是个技艺，我可以教你。”她经常替我正平仄，我则更多地向她学笔姿、学意态。从此，我们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彭兰属于联大进步学生之列。当时的联大同学之间，政治思想分野比较明显，左中右往往各人心中有数。她属“左”，我属“中”，彼此心照不宣。她把我的思想情况告诉了闻一多。一天，她说，闻先生约我到他家聊天，我知道这是一次“面试”。闻先生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接着说：“听说你很有哲学头脑，我很愿意你能常来我家聊聊。现在的形势，我想你也清楚，希望你走出象牙之塔。”“走出象牙之塔”，这是联大同学中早已流传的进步呼声，闻先生似乎是这个呼声的领唱者。我第一次从闻先生口中亲自听到这个呼声，更感到其意义之沉重。临别时，他送了我一本《海上述林》，黑绒面，烫金字。走出他的家门，我深深感到，我将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西南联大不仅是一座政治上的“民主堡垒”，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上的“自由论坛”。昆明学生运动高潮期间，这两方面的结合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及其下属的三青团本来就遭人白眼，学生运动高潮期间，国民党、三青团稍有蠢动，更遭唾骂，“反对一党专政”和“党团退出学校”的呼声不绝于耳。我曾亲耳听到，闻一多在一次课堂上激愤地说：“国民党成年累月地讲统一、统一，都统一于它，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可言！哪有党干涉学术的道理？他们懂什么学术？”在西南联大，敢于谔谔如此者，何止闻一多“一士”？政治系的张奚若、社会系的费孝通等人都公开地要求“政治民主”、“言论自由”。西南联大这种民主自由的声势几乎窒息了国民党、三青团分子的声音。记得一位姓陈的教授是联大三青团负责人，有一天在学校大门口看民主墙上的告示，几个同学走近他身旁，讽刺了他几句，他只好默然而退。在西南联大，作“千夫之诺诺”如陈某者，似乎都抬不起头来。联大常委之一、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属正统派，但算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士，他是当时联大的实际校长，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了几句不那么合乎民主自由口味的话（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下面的一位同学立即叫了一声：“法西斯！”梅贻琦一向口音沉重，这次更以低沉的声调回应一句：“说—我—是—法西斯，我—就—是—法西斯！”全场寂然。我和几个同学会后异口同声地说：“梅贻琦真够法西斯的！”联大同学尊重的一般是学者，特别是一些大学者，而不是以官阶高低衡量人。倚仗权势，非西南联大校风所能容。对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大家都不屑一谈，谈起来也是用一种轻蔑的口吻。学校里一些管人事、管事务的人，大家也都平等相待，但他们是职员，不是教员，与学术不相关。至于挂上了国民党头衔的职员，则根本不在同学们的眼里。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也是学术得以自由的前提。有人问我，西南联大是怎么成就人才的？我说：“学术自由，如此而已！”唯自由才有学术。独立思考，见由己出，斯有真心真言与真才实学。倚政治之权势，谋一唱亿和之效应，乃不学无术、践踏人才之源。
我在西南联大这种学术自由空气的感染下，对国民党、三青团越来越厌弃，越来越拒斥，但我并没有接近共产党。闻一多很了解我的心情，他有意引导我走上革命之路，经常通过彭兰让我接触一点革命的实际。对我触动较大的倒是学生运动高潮期间校门口民主墙上的一张漫画：哲学系的几个学生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排成一队，汗流浃背地爬梯子，梯子的顶端是一座庙，正中坐着一个祖师爷，是冯友兰，满脸大胡子，头发如云雾缭绕，云缝间布满了“本质与现象”、“思维与存在”、“有与无”、“变与不变”、“一与多”之类的名词概念。我看了这张漫画，不免忐忑不安，自觉身在其中。这张漫画是当时进步同学画的，讽刺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一些搞脱离现实的哲学的学生还拼命往象牙之塔里钻。我面对这张漫画，对比“一二·一”学生运动中四烈士的鲜血和我个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冷漠，汗颜无地。在彭兰的带动下，我经常到闻一多家，聆听他的教诲。不知不觉之间，我的交往圈子扩大到了一些进步人士的边缘，对地下党和来自延安的声音也时有所闻。
1946年夏，我刚从联大毕业，那几个月里，昆明时局特别紧张。一方面是李公朴、闻一多骂国民党的调子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特务准备对李、闻下毒手的传言也越来越多。一天，我和彭兰到闻一多家，亲眼见到一个穿灰色旗袍的女特务疯疯癫癫地在闻家大门口叫喊：“闻一多，你这个多字，是两个夕字，夕阳西下，你小心就要落山了。”我们两人想开门出去同她理论，闻先生要我们别理她。第二天，闻先生在一个公开的会上骂国民党的语言更尖锐了。7月10日，我俩离滇回汉前夕，去告别闻先生。我们担心联大刚结束，准备迁回北平，学生大多也已离滇，闻先生失去学生的支持，特务下手的可能性更大，劝闻先生尽快飞重庆转往北平。闻先生似乎想抗争到底。他那次对我俩讲了很多很多：“你俩的婚姻是我促成的，算得是文学与哲学的联姻了。世英要多学点文学，若兰（闻先生觉得她单名不好叫，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思想，有哲学头脑，要学点外文，我一向主张学中文的要懂外文。我将来等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我的学问，就可以不问政治了，我也不是个闹政治的人。”“等到那个时候”这半句话是闻先生特别提高了嗓门说的，我们心领神会，知道他的意思是说，等到国民党垮台，共产党执掌政权之时。闻先生特别叮嘱我们“回武汉后，要赶快北上”，还带着暗示的眼光问我们：“你们懂吗？”当时人们大多猜测，将来的局势可能是南北对峙，闻先生怕国民党挑动内战，我们可能被隔在南方。告别闻先生之次日，我俩乘汽车离开了昆明，晚宿曲靖县，就听到李公朴遇刺的消息，隔数日车行至贵阳，见报载，闻一多遇刺身亡，没想到前几天与闻先生的那次长谈，竟成了师生永诀之辞。我们想重返昆明，被同车的一位地下党员劝阻了。彭兰和闻先生的夫人情同母女，我们和闻先生的子女情同手足。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尊敬的师长，而且是一位至亲，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的一盏明灯。
在我的哲学生涯中，闻先生影响我最深远的一句话，莫过于“走出象牙之塔”。闻先生本人原系研究古典文学甚至研究甲骨文的学者，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把他逼出象牙之塔的。他在同我和彭兰告别的那次谈话中，显然表白了他的意愿：在未来他所理想的环境里，他仍然要回到象牙之塔，不问政治，一心做学问。我相信他那几句话是严肃认真的，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在遇难前，虽有学者、诗人和民主斗士“三重人格”之称号，但他当时想回到象牙之塔的理想和愿望表明了书生本色，他是一个并没有彻底走出象牙之塔的纯粹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