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樊克宁
一个智者的哲学人生
·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
·父亲汤用彤对我影响很大
问：最近读了您的文章《自由的思想最重要》，感觉这标题是从您的哲学人生中提炼出来的。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选进“梁效”写作班子，这件事对您这一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吧？
汤一介：那是1973年的夏天，我负责北大哲学系的所谓教改，针对工农兵学员写文章都写不通的情况，主张学一点逻辑，读一些书，当时我还编了一个《认识论》的提纲。可是“反右倾”回潮，大字报出来了，说我右倾，我很紧张，因为挨斗怕了。正好那时清华编了一本《林彪与孔孟之道》，毛主席看了以后说：让北大的教师们参加进来吧。我就很高兴，可以不挨斗了。当时我的思想是，我之所以犯“错误”就是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叫我们北大、清华两校（即“梁效”）的人去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我当然乐意去。可是这回又是错的。从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能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自由的思想最重要。
问：您父亲和那些大师长辈们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汤一介：钱穆伯父称我父亲汤用彤是“一纯儒之典型”。印象中他一直在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很少同我谈过什么，让我处于自由自在的状况。事实上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才悟到，其实我更适合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学者。在我小时候，钱穆、熊十力、蒙文通、梁漱溟他们经常跟我父亲在中山公园喝喝茶聊聊天，我们小孩子在一边玩。熊十力对佛教持批评态度，蒙文通是维护佛教的，他们经常争论。钱穆、熊十力、梁漱溟还经常对时局进行讨论，也是争论得厉害。父亲哪一派都不参与，钱穆说父亲是“圣之清者”，说他是很清高的一个人。事实上，他们这些人，还有吴宓、陈寅恪、胡适、冯友兰，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提出改写中国哲学史
·只有革命领袖才能做“哲学家”
·哲学史不要作为阶级斗争史来考虑
问：您说过，1949年以后，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写过的思想检查材料，足可以编成厚厚的五本书，您感叹如果能把这些精力用来做学术研究多好。这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吧。
汤一介：1949年以前，我是想做一个哲学家的；1949年以后，相当长时间只能做一个哲学工作者了。因为只有革命领袖才能做“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哲学家”。到上世纪80年代后，我想，只是做哲学工作者，只是研究哲学史，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一些哲学问题。可是一生中最好的30年已经荒废了，我知道做大哲学家不可能了，我有这个自知之明。但是我可以考虑和提出一些哲学问题。
问：有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您似乎为唯心主义说过话？
汤一介：1949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对传统哲学主要是进行了政治思考，没有或很少作哲学思考。我们这一代人，解放以后主要是接受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认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还有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性”，恩格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等等。用这些思想来剪裁中国哲学史，显然不符合中国哲学史的面貌。当时研究中国哲学史，如果是唯心主义，它就是反动的，如果是唯物主义，它就是进步的。这显然是用政治标准代替哲学思考。
问：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是什么？
汤一介：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中国哲学不能构成一个基本的问题。中国哲学，认识论与道德、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根本没有独立出来，认识论非常不明显。从孔孟到老庄都是讲天人合一的，一直贯穿到王夫之、戴震，中国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
问：学界有一种声音，就是要改写中国哲学史。
汤一介：是的。我在1981年就提出一个思路，就是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人类认识史的研究，不要作为阶级斗争史来考虑。
真善美与和谐的哲学价值
·不能从中国传统哲学开出科学与民主
·儒学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
问：您在研究“真、善、美”的问题上也很有心得，有什么触动的契机吗？
汤一介：我在哈佛时，碰到杜维明他们这一批学者，他们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派。当时他们有个基本思想，主要是牟宗三的思想，认为儒家的内圣之学，可以发展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来；而儒家的心性之学，可以发展出一套科学的认识论系统来。当然他有他的一套道理。但是我觉得，五四运动恰恰是用科学民主来反对传统文化，如果他们的理论能够成立，那么五四运动就完全是错误的了。我考虑，不能要求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开出科学与民主的认知体系来，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仍然是有价值的。
问：这就是您研究“真、善、美”的原因？
汤一介：是的。我把孔子、老子、庄子和西方的三个哲学家康德、黑格尔、谢林作比较，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哲学家讨论真、善、美是追求一种人生境界；而西方讨论真、善、美是要建立一个知识系统，不大一样。孔子有句话意思是说，你知识的境界不如你快乐的境界。当然庄子更是这样。
问：您是很早就提出要注意中国哲学的整体和谐观念的人，那是在什么时候？
汤一介：1987年，我写了《中国哲学的和谐观念》。我提出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考虑和谐观念：宇宙自身的和谐；人和宇宙的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自身身心的和谐。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我当时写文章争鸣，讲“和而不同”的道理，认为不同文明可以和谐相处，不一定发生冲突。当然儒学并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普遍和谐的观念，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新轴心时代”理念
·四个大文化传统会起大作用
·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
问：关于这个方面，我注意到您曾提出“新轴心时代”的理念。
汤一介：我从来不认为我们的文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文化的格局还是应该多元互补。所以我们提出一些想法——今后主宰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应该是多元的，其中主要有四个大的文化传统很可能会起大的作用：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一个是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文明；一个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一个是以伊斯兰为代表的中东文明。这四大文明，不仅有很长的历史传统，而且地理人口都在十亿以上，它会给人类非常大的贡献。如果这四大文明能够协调起来，就是全人类的福气。如果成天打仗，是一种灾难。
问：您是受到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念的启发吗？
汤一介：对。雅斯贝尔斯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全世界出现了四大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以色列文明，中国文明；出现了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从那时至今2500多年来，人类都受惠于这四大文明。我就想，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人类之间互相影响更加密切。在那么密切的相互影响之间，怎么来建构一个新的文明时代，这是大家要努力思考的问题。我在1998年底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美国、欧洲也同时提出了这个观念。大家都呼唤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当然这并不一定那么乐观，我只是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做一点事。
“我是支持于丹的”
·精英文化要走向大众
·警惕传统文化研究重新纳入意识形态
问：您是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您对目前的全民国学热有什么看法？
汤一介：我是支持于丹的，因为她让《论语》走向大众。什么是国学，必须让大家懂才行，大家不懂，影响就比较小。我一直主张精英文化要走向大众，让大众来理解它。最近出现一个钱文忠，他写了一本《玄奘西游记》。报纸说于丹签名售书12000册，钱文忠签名售书已经达到了11000册，说文化走向大众很重要。
问：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种观点认为它的反传统最终导致了今天文化传统缺失。
汤一介：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对那套专制统治制度的旧传统、旧道德猛烈地冲击一下，我们的社会能前进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之所以发生问题，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致使中国文化屈从于政治，而没有能使文化较为合理地发展。
问：在国学研究中有什么问题是需要警惕的吗？
汤一介：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离开了学术的轨道，重新纳入意识形态之中。
对邵建不同意见的回应
·中国儒学有泛道德主义倾向
·赞赏讨论问题的精神
问：有个青年学者邵建，针对“有学者要用儒学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表达不同意见。他认为您的《儒学思想与当今世界三大难题》就是向全世界推广传统儒文化的显例。他套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论，提出中学为私、西学为公。提出在私人生活中，他倾向于更多地保持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在公共领域，主张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
汤一介：我讲过一个观点，儒学并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但是和谐的观念是有它的意义的。还有一个观点我也讲过：中国儒学，它是有泛道德主义倾向的，认为修身了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我说这个是不行的。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儒学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讲，可能有很大价值，但是对建立法制是有困难的。而西方基督教讲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比较容易导致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照中国哲学看，“体”和“用”的关系应该是统一的。严复早就批评过“中体西用”，他认为不能中体西用。我认为不能用“体”、“用”来套用“中学”、“西学”。李泽厚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提过“西体中用”，引起了许多不同意见。
问：为什么人们对您会有“用儒学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印象？
汤一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讲的都是中国好的东西，讲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内外的合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传统被否定得太多了，你想接续传统，当然就讲得多了。但是要了解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必须研究他的全部，这样才比较客观。当然，我很赞赏这位青年学者讨论问题的精神。
原刊于《羊城晚报》，2007-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