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敖祥菲
沿着未名湖畔，走进朗润园，顺着园内一位老人手指的方向，我很快从8号楼找到了最北面的12号楼，然而，再寻到汤老居住的13号楼则小费了一番工夫，原来，13号楼与那几栋楼东西相隔，独自伫立在朗润园的西北角。归途中回想起来，惊觉汤老的哲学之路不也跟我的探寻之路一样，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汤老青年时代踌躇满志地进入北大哲学系秉承父亲的学术研究，解放后却在思想不自由的年代里为“哲学家”服务30年，而后思想变为半自由，他不断研究哲学命题，而今，年近八旬的他作为《儒藏》工程的策划者，还在为这项卷帙浩繁的工程不辞辛劳。
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在三面书墙、一面小花细纹窗帘的书房里，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汤老跟我回忆起他的漫漫哲学路。
1946年至1948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大变动，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许多青年人不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前途，很容易产生悲观情绪，正是这种情绪促使他们去思考；汤一介就曾在那段时间写一些文章进行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人与人相处怎样比较和谐、圆满？我们如何来认识外界的真相？”等等。
“现在重读这些诗文，我深感自己再也写不出这样有真情的东西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许多人都变得很实际，没有幻想，没有激情，不再有发自内心的爱与恨了。”
那时汤老常想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要对宇宙人生有所了解；而哲学就是研究这些最根本问题的学问，因此他选择读哲学系，想做一名哲学家，他想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汤老也曾想过学文学，文学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了解人生，后来想想学哲学可能更直接一点。
汤一介对那时的北大充满了感情。最喜欢那些教他的老师，喜欢他们的学问及为人。
汤老从大一起选了教逻辑学的胡世华三年的课。第一年学习形式逻辑，第二年学习数理逻辑，第三年学习演绎科学方法论，胡世华对他最大的影响在于使得他的头脑比较清楚，写文章符合逻辑，具有严密的论证，这对人的思维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教汤老大一国文的老师是废名，他要求班上30个学生每个月都要写一篇作文，每一篇作文他都认真批改，并作评论，这让汤老学到“认真”二字。此外，废名独立的思想性格也深深影响了汤老，汤老至今仍记得废名说过：“我对《狂人日记》的了解比鲁迅自己对《狂人日记》的了解更深刻”，这告诉汤老做学问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不能用别人的思想替代自己的思想。
汤一介受父亲汤用彤的影响很深，他将父亲一生留给他的影响归纳为八个字：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汤用彤研究的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史是中国哲学史上很难的一段，过去对这方面研究不够，至少没有说清楚，汤用彤却不怕难，专门选择做这最难的一段。
“贺麟先生在《中国哲学五十年》中就说我父亲把中国哲学史中最难的一段给打通了。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做任何事情不要怕困难。”
1948年底，解放军围了北京城，南京政府把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喊回南京，他到了那边给汤用彤、郑天挺写信，把北大的事委托汤用彤和郑天挺管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来管北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谁都不清楚共产党的政策是什么。
“这种事情是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但因为胡适请我父亲照顾一下，他觉得这个事情义不容辞。”
我们哲学工作者只是解释哲学家的哲学的，哲学工作者不能创造，一创造了就离开了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就错了。
当被问及“为什么大多数时候并不称自己是哲学家，只是个哲学工作者”，汤老回答这个问题得由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来回答：1949年后，当时有个普遍的看法：只有“马恩列斯毛”这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领袖才可以被称为哲学家，而其他人只能是哲学工作者。哲学家是创作哲学的，哲学工作者只是解释哲学家的哲学的，哲学工作者不能创造，一创造了就离开了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就错了。这样的思想紧紧地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30年。
1949年，由于毛主席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震人心弦的强音的感染，绝大多数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快地真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接受的实际上是苏联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自那个时候起，汤一介心甘情愿地抛掉了当“哲学家”的梦想，自愿地或半自愿地做个“哲学工作者”，或者叫“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
“世事悠悠，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我没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从我自身说，也许我没有这个天分，但更主要是我没有完全摆脱中国现实社会政治对我束缚的勇气；从社会环境说，20世纪后半叶没有产生‘哲学家’的条件，这50年都没能产生哲学界大多数人公认的有创造性的‘哲学家’，而且在三四十年代所出现的一批有创见的‘哲学家’，在这50年也没能继续发展他们的哲学思想。”
1956年，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此后的8年中，他写了三四十篇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也参加了当时的所谓“学术讨论会”。那个时候，他写的文章大概分两类：一类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例如写过批判冯友兰、吴晗等先生的文章；另一类是有关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文章，这类人多是根据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或“唯物”“唯心”的帽子，定性为“进步”或“反动”。
“这样的研究根本算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这样的研究办法只能把自己养成学术上的懒汉，败坏‘学术研究’的名声。上面说的这两类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学术当做政治的工具，这简直是对‘哲学’的亵渎。其实没有一种哲学能解决了人类社会所有问题，如果把一种哲学当成教条来运用的话，哲学不会有发展。”
“文化大革命”给了汤一介非常深刻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后，他总结了一条就是“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汤老一直在清洗自己头脑中的“教条主义”的毒素。但是，真要清除那些“教条主义”的毒素也不容易，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又自觉受困于那些“教条”。
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后，汤一介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哲学史”，他常常自谦：“要想成为一位有创造性的、为人们所公认的‘哲学家’已经是不可能了；不过我仍可自慰，至少我还可以算得上一个‘哲学史家’”。在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同时，汤老仍不断思考“哲学问题”，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所在，他坚定地认为活着就应该不断地想问题，生活才有意义。
问：最近国学又成了热门话题，它的核心和主体是什么？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汤一介：当前研究“国学”也许可以考虑是否能给以下三个问题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提倡天人合一；二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我们提倡和为贵。三是自我身心内外的关系。
我们的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在考虑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了，但是我们没有能把古人的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发展好。因此，提倡国学对建设“和谐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自身文化生长发展的根基，就像一棵大树，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越茂盛，只有了解本民族的文化，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国学热对我们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作用。
问：国学热应该防止哪些盲目的认识？
汤一介：目前国学热也要防止“我们一切都好”、“什么都比人家强”的观点，“东风压倒西风”、“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都是片面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优长和缺陷，我们在弘扬自身文化的同时一定要学习其他文化的优长，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优长，目前西方文化仍是强势文化，它提倡的科学、民主，在现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文化的特点也许像严复所说的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是一种精神，民主是手段和方法，用民主的方法实现自由，不能用专制，所以学习自己文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缺陷、别人的长处，不能惟我独尊。
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一个“轴心时代”的观念，指出2500年前，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同时出现了几个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据此，您又提出新的轴心时代，怎么解释？
汤一介：不是我提出新“轴心时代”，是许多学者提出的。这就是说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发展其自身的文化，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多元的发展。从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若干个重要的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亚文化区和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等，当然还有南美和非洲。但是，这几种有着长久历史的大的文化潮流将会成为主要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
问：那它与2500年前那个“轴心时代”有什么不同？
汤一介：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发展与2500年前那个“轴心时代”会有很大的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三点不同：1.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所以，任何民族的文化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2.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发展都会有局限性。3.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那个“轴心时代”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
儒家以其深厚的文化根源，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厚重的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以及传承历史文化的自觉努力，不仅使得历代主政者十分重视，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主体。道家的经典已经编辑为《道藏》，佛教也编辑成了《佛藏》，却没有《儒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这是说不过去的。这项工程的开始已经就比较晚了，早在明清两代，有些学者就提出要编这个，可都没有得以实现，虽然今天做起来人才和资金的困难都比那时更大，但这仍是汤一介有生之年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问：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汤一介：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儒藏》的编纂，但这项浩大的工程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要把两三千年来儒家的典籍整理、编辑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比《四库全书》还要大。具体有两大困难：一是我们要做成标点本（过去都是没有标点的），校勘记，不同的版本要有所对照，过去将《二十四史》做成标点本，那是由非常大的专家来完成的，比如顾颉刚先生、邓广铭先生，而今老一代专家大都去世了，我们这一代的功力不如他们，真正能把标点标得正确的，现在也没多少人，因此非常缺乏人才。值得欣慰的是刚刚结束的《儒藏》编委会比较圆满，25所高校参与者都将共同努力一起做好这件事，大家积极性都比较高。二是资金困难，教育部和北大给我们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逐渐筹集资金，这不是我所长，但既然这个事情对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有好处，对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有好处，有那么多好处的东西为什么不做呢？
问：您同时还担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等多项文化职务，主要负责哪些事务呢？
汤一介：因为现在孔子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央决定在全世界办100所孔子学院，现在非洲、美洲等世界各地都开始办了，我们也决定在中国好好办这个学会。但也有麻烦事，有些人不是想做学问，不是真正想弘扬孔子的“和为贵”的思想，为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工作。我希望不要把学术的团体变成一个为个人谋利的地方，应该把学会真正作为学术机构来对待。
中华孔子学会办有一份杂志，叫《中国儒学》，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研究儒学，使它具有现代意义，二是必须考虑到它和其他文化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它提高学术水平，影响世界，和世界学术界对话。另外，我们还将通过我们的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把孔子的精神传达给大家，告诉大家应当怎么做人，孔子有四句话：“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想我们今天社会就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社会必须树立讲道德，讲学问，知错就改，等等。这是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只有这样，风气才能树立起来。
汤老明年就80高寿了，他的学生和朋友们要给他出一本文集作为生日礼物，汤老欣然应允，但有一个条件：“不要写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对，要写就写我研究的领域还有些什么问题，我研究错误的、不足的，你们如何继续研究下去，批评我讲错的地方。”
因为他常说：“我从来不认为我讲的都是对的，很可能有很多不对的，任何一个学者，如果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那么这个学者很可能不会有大成就，而且如果一个学者认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很可能是一个伪学者，科学是这样，哲学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哲学家的话是百分之百对，这样哲学就没有发展了。假如我们都认为黑格尔说的全是对的，那么哲学早就停滞发展了，他的哲学一定有他的内在矛盾，后人才能在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原刊于《中国国土资源报》，2006-0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