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乐黛云结婚已经五十三年了。在这五十三年中，虽然经历着种种的苦难，不是她成为“右派”，就是我成为“黑帮”；不是我被“隔离审查”，就是她在深山“劳动改造”。记得我在“隔离审查”期间，两三周可以放我回家半天，每次她就炒好一罐雪里蕻，送我回到未名湖的小桥边。在我成为“黑帮”时，白天劳动，晚上被关在一座楼里写检查，她就坐在楼下的石阶上，等我回家。我每次治牙，因为我怕痛，她都要陪着我，再三让牙医要轻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偶尔也有些小矛盾，但都能很快化解。用什么话来说明我们五十年的生活呢？生动、充实、和谐、美满？也许都是，可也许更恰当的应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同所形成的“儒道互补”的格局吧！
我在性格上比较温和、冷静、谨慎，兴趣窄，不敢冒险，怕得罪人。而乐黛云的性格则是，热情、冲动、单纯，喜欢新鲜，不怕得罪人，也许和她有苗族人的血统有关。
我写文章，弄不清楚的地方，我往往要查书，查字典、《辞源》之类。例如，有一次她问我“混沌”最早是不是见于《庄子》，我说：“大概是吧！”后来我不放心，就去查《庄子引得》，原来在《庄子》中没有“混沌”一词，我又去查《辞源》、《辞海》，其中或说最早出于《易·乾凿度》或《白虎通·天地》，这两部却都是儒家的典籍。我告诉她，她却说：“我的文章中用庄子的‘混芒’更好呢！”于是她的文章中就不用“混沌”，而用“混芒”。而我只得笑笑说：“我看‘混芒’与‘混沌’其实分别也不大。”这大概又是一种“儒道互补”吧！
我们的儿女都在80年代初就去美国读书，后来在那里入了美国籍；孙子和外孙女都生在美国，他们都成了美国人。为此，我曾写了一篇随笔《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文章的大意是说，我们汤家几代都是读书人，也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吧！我总希望我们的后代能继承，但我的子孙们都成了美国人，以后将不会“认祖归宗”了。由是不免有点悲从中来。这自然是受儒家的所谓“传家风”的影响吧。当我把我的这种想法向乐黛云说后，她却说：“他们属于新人类，是世界人，没有传统的国家观念，什么地方对他们生存和发展有利，他们就在什么地方作出贡献，有什么不好！”乐黛云这话又透露出庄子思想的影子，庄子主张“任性”、“放达”的思想，她认为应该让自己照自己想做的去做。对她的说法，我虽并不赞成，但我也不想反驳，因为儒家讲“和而不同”呢！
乐黛云喜欢求新，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对《老子》的“有物混成”作了新解，她说：“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我说不能这样解释吧！《老子》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说“道”这个浑然一体没有分化的东西，先于天地就存在了。乐黛云说：“你那个是传统的解释，没有新意。”我说：“我们就各自留自己的意见吧！我不想和你争论，因为我主张‘和而不同’。”她说：“我赞成庄子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我们两个做学问的风格不同，这是由于我们的性格不同呀！”我和乐黛云从来不合作写文章，但人们会发现我们的文章中往往体现着互补性，这就是因为“儒”、“道”在我国历史上本来就是互补的嘛！
记得，我们70年代在鲤鱼洲“五七干校”时，我在八连，她在七连。当时七连的连长请我去讲课。在我讲之前，连长先说个没完。乐黛云就急了，大声说：“你请人家来讲课，怎么你老没完没了地讲。”当我讲完后，我就向那位连长说：“乐黛云是急脾气，你讲的那些都很重要嘛！”因为我怕他对乐黛云发生误解。从我说，表现着儒家主张的“和为贵”的态度；从乐黛云说，她确实有些道家庄子的豪爽。
最近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和乐黛云的随笔《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其中一半是我的文章，一半是她的文章，都是各写各的。但是这本书的“序”是我写的，她只是改了几个字。在这“序”中有这样一段：“他们今天刚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编好，又计划着为青年们写一本总结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作。他们中的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稿，仍不能按期交出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
我们的性格那么不同，可是为什么可以和谐相处地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而且一定会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家的儒道互补。
原刊于《北方人（悦读）》，20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