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乌托邦》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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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谋杀乌托邦》这个诡谲离奇的故事还是在2012年年初，光阴匆匆，转眼已更迭了五个春秋。那时王希新丧父，带母亲来杭州散心。晚饭后我们散步闲聊，他说在构思一部情节繁复的推理小说，于是滔滔不绝讲起了剧情。他本心情沉郁，声音低缓，说到精彩处竟情不自禁提高了一个八度，吐字也清晰起来，整个人就好像经历了一场魔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有些替他高兴，说那就花一两年时间好好写，也许能够改变一些什么。没有出口的是告慰父亲之灵，昂首挺胸走出伤痛。他答应得就好像跑道上闪电般飞驰的博尔特，简单、迅速而充满牛犊般的力量，两个字：一定！
然而他却食言了，这本小说竟比哪吒还要难产。一年之后没有动静，两年没有，三年四年过去了，依然还是没有。2015年底，他再次来到杭州，住进我的理想谷客居写作半个月，我才知道情节已被推翻多次，稿子也历两易之痛，作废的心血何止十万字。我倒不担心他的创作本身，我亲身验证过“宝剑锋从磨砺出”的真实含义，无比清楚如举石的希绪弗斯般不断推倒重来，如手工匠人般在细节上反复精打细磨，这样的“折腾”绝非坏事，甚至是锻淬精品、破蛹成蝶的必由之路。我担心的是路途太过孤独、漫长和艰难，担心消磨掉的不仅是耐力，还有锐劲，打击了的也不仅是勇气，还有信心——他终究翻不过这座山丘。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梦想的花环一眼望去，就悬挂在下一步阶梯的台阶上面，似乎触手可及，可是无数人穷尽一生之力也跨不上那咫尺之遥，扼腕饮恨，徒留叹息。
结局粉碎了过程，遗憾构成了命运，悲剧司空见惯，凡人无能为力。
又过了一年，2016年11月初，《谋杀乌托邦》的完成稿出现在了我的信箱里。我心怀好奇地打开，又心怀忐忑地阅读，还好，读完楔子，心头巨石便已落地，我看到了作者的努力和诚意，他并未为了完成作品而草率行事，起码在文本上，他差不多尽了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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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乌托邦》大概写了4、5个案件，这4、5个案件又共同组成了整部小说的核心案件——这当然是最值得称道的，幕后凶手穷尽十年功夫，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布下了惊天骗局。但我更想谈一谈开篇就抛出的官员坠楼案，他在技术上的处理，让我轻易就联想到了博尔赫斯那一篇并不太引人注目的书评《艾勒里·奎因〈路半旅店〉》，他在文中如揭秘魔术师技巧般指出：
小说家对一个秘密常常提出一种通俗的说明，然后给读者提出一个聪明的答案使其恍然大悟。艾勒里·奎因就像其他人一样，先提出一个没有什么意思的解释（对应本书，便是自杀说），然后故意露出一种非常漂亮的解答（本书，空间交换说），读者会喜欢上这个答案，最后进行反驳并且发现第三个答案（本书，时间谜底），这是正确答案，总是不如第二个答案那样奇特，但毕竟是不可预见的，令人满意的。
阅读本书的读者，倘若对推理小说的技术并不熟络，极有可能就被狡黠老道的作者引入他精心布置的迷宫中去，看似锦绣大道，其实海市蜃楼。譬如与官员坠楼案纠缠一起的美国博物馆宝石失窃案，作者的目的与其呈现出来的花招大相径庭，如果读者中有李逵一样暴脾气的人物，在小说最后揭秘答案时，他恐怕会生出一肚皮的无名火，只有将这戏弄人的作者毒打一顿，方能出此恶气。
在我为数众多的推理小说阅读经历中，似乎没有哪位野心勃勃的作者，像王希这样，唯恐情节不够繁复，在已然花团锦簇的画布上，不留余地地涂抹，搞出类似于乾隆朝瓷器“百花不落地”的形状来。这样的艺术主张在审美上见仁见智，但起码是复杂的，具有个性和特色的。读者也许并不喜欢，至少很难轻视或者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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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另外值得一说的地方，也是作者处心积虑的目的：揭露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他一再强调《谋杀乌托邦》属于松本清张开创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自然也是这个原因。他花了大量的笔墨，讲述诞生于明治维新时期之日本，活跃于今日之东亚的神秘组织Cosmos为寒门人才服务的纲领，并借其中一位重量级人物之口，道出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弊端和寒门子弟的艰辛与不易。以下这段将他的愤怒集中爆发出来，粗略一读，倒是有些畅快淋漓：
中路四局（虚构的正厅级国企）体制死板古旧，如果上面无人，或是不会溜须拍马，无论你有多大本事，干一辈子都注定是个小角色。工程部、桥梁部的两位部长被指摘得最惨：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对此我深以为然，这些人物其实根本不懂管理，他们天生精明，有强烈的掌控欲，善于利用人性弱点，所以安排一些自命不凡却又全无己见，对自己地位毫无威胁的主儿占据中层，那些满腹小聪明，胸无大智慧，成事不足，只管拉帮结派的自封精英，一边分担着来自员工的怨气，一边让人牢牢掌握手中，如牵线木偶般被精确操控。略高一级的掌权者（正如那两个部长）被位置赋予的小小权威所带来的“成功”所迷惑，不可一世刚愎自用，除了自己谁也不信，除了领导六亲不认，见不得新人的骄傲，听不得私下的逆耳，规矩一纸空文，制度朝令夕改，常常故作神秘，若干时日之后，有才华有个性的员工统统被挤兑走人，部门成了他的一言堂，走向一潭死水的终结。
在他看来，这些人把控着所在行业的一些关键性资源，左右着执行层面的走向，因为他们的存在，很多被归结为制度的问题，其实都是人为的灾难。不过，只要是人治社会，只要有绝对权力的存在，就算理论上十全十美的制度，也有可能会产生花样百出的不公与腐败。中国百姓世代相传的清官情结，大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化捷径。
本书在此内容上仅只是点到即收，浅尝辄止，这固然是故事剧情所限，也是他本人“受困扰”的缘由，无法展开。这样的话题应不应该在本书中出现，大概也值得商榷。只是有无谁人会去对号入座，窃以为一家之言笑笑即可，毫无必要。
麦家
2017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