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骚动”的导火线
自大正七年（1918）七月二十二日起爆发的一连串“米骚动（白米暴动）”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运动之一。另一起同样长期展开多数运动的事件，则为昭和三十五年（1960）的“安保斗争”，但“米骚动”的特征是政府出动军队镇压民众。
大正三年（1914）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也参战亚洲，除了攻占青岛的德国租借地以外，还派出若干舰队协助确保欧洲通商航线的安全。战时景气以及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逐渐上涨，此现象直至大正六年（1917）才明显趋于表面化。
米价本来三年半来都一直维持同样价格，但在大正七年（1918）突然暴涨。例如一月的米价是一石十五元，到了六月竟上涨至二十元，七月更暴涨至三十元。当时一般上班族（或受薪阶级）的平均月薪是十八至二十五元，小学教员二十元，小学校长二十九元，男工八十九钱。
用“升”来计算或许比较容易懂。一升相当于两公斤半，现代超市卖的一袋米是五公斤。一升米本来二十钱，半年之间暴涨至四十钱以上，渔民的平均月薪是五十钱，渔民主妇在码头装卸货物的副业月薪是十至二十钱，辛辛苦苦做了一个月工作，仍买不起一升米。
大正七年的七八月，正是农作物青黄不接时期，政府在这时期公布西伯利亚出兵消息，导致米商看准军需，纷纷垄断市场上的米，米价益发暴涨，市场米短缺。
其实米价上涨的背景很复杂。
好景气引诱都市人口增加，工业工人增加致使农村劳动力减少，米消费量一直在增加，农村却因劳动力减少而供不应求，库存米有减无增。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进口米骤减，地主和谷物商舍不得卖，有些米商则基于投机而垄断收购。西伯利亚出兵报道使这个现象雪上加霜，军需令物价飙涨，米更是重要的军需物资，而直接受到打击的人正是一般老百姓。
由于米现货必须集结在日本海方面的敦贺、舞鹤港，越中富山县鱼津附近的四十六名渔民主妇，聚集在海岸，打算阻止正在码头装卸米的货船出航至北海道。警方人员于事前得知此事，赶往海岸说服众人，主妇集团暂时解散。但此事件正是随后爆炸性扩大的“米骚动”导火线，只是，这个时刻报纸还未报道，一般人都不知道。
越中女房一揆
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是寺内正毅（1852—1919），寺内内阁没有采取与国民生活有重大关系的米价抑制对策，而且完全轻视民众的动向，表现无能。内阁公布西伯利亚出兵消息的第二天，同样在富山县的水桥町，集结了约三百名渔民主妇，恳求米商不要再囤积米，并廉价出售。四天后，又发生类似的大众行动，之后逐渐演变为全国性暴动行为。
这个阶段，报纸才开始注目并报道，而且用到“越中女一揆”或“越中女房一揆”等抢眼标题，于是，全国各地便接二连三爆发同样的米价暴涨抗议活动。
或许有人会问：“怎么都是渔民主妇在主导？她们的丈夫呢？”
丈夫们都到俄国沿海从事远洋渔业，生死不明，而且日俄关系不好，即便赚了钱，生活费也无法顺利寄回日本，留在家里的主妇和孩子都处于快要饿死的窘境。遇上这种情况，当妈妈的自己不吃饭无所谓，但总要设法弄点米饭给孩子吃吧？
米短缺、价格暴涨本来就是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八月十日左右起，暴动规模已经超越地区性的“女房一揆”运动，扩展为社会问题。大阪、京都、神户等地，聚集了数百、数千、数万群众，要求降低米价并开放米仓库。
报道“米骚动”动向的《大阪朝日新闻》因事前审查没通过，第一版的印刷铅版遭全面删除，结果只能分送出白纸。
骚动波及东京、横滨、静冈、广岛、冈山、福岛、宫城等地，几乎遍及全国。动员警察也无法镇压，出动军队反倒更激怒民众。据说，都市区的运动并非有人登高召集，而是三三五五聚集在公园的民众自然而然做出的行动。
都市区的暴动日趋激化的原因，在于生活最困苦的下层阶级积极表明诉求，并付诸行动。只不过要求降低米价、反对谷物商囤货而已，谷物商却惧于群众的数量和气势，趁夜逃跑，此举令群众益发激动，纷纷闯进富豪家中、谷物相关公司、交易所、派出所等进行交涉，倘若对方不接受要求，便做出拆房或放火的行动。
奉命出动的军队，因上司的命令具有绝对性的权力，即便不愿意也得端起刺刀示威或发射空炮，彼此都陷于极度亢奋状态。
八月中旬以后，暴动波及各地的农村部落、煤矿区、矿山开采区。如此，暴动长达一个半月，一道三府三十七县总计三百六十九处，参与者多达数百万人，为了镇压而动员的兵力超过十万。
此骚动令天皇亲信的元老、重臣加深了危机感，总理内阁成员全体在九月辞职，之后出现第一个没有爵位的总理原敬[7]，组织日本第一次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为了平息骚动，付出了很大努力。最后米价降到一升二十五钱，骚动总算终结。
综观这场暴乱的过程，可以看出当时的内阁对国民生活的原点之粮食问题毫无任何政策，而且为了转移国民的注意力，还鲁莽地决定派遣军队去干涉外国的内战。但大正民众并不笨，他们心里很清楚。国民都没有饭可吃了，国家还去打仗干吗？
“米骚动”的最大意义在于民众刺中了政府的矛盾，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危机感。此外，“米骚动”的导火线是越中富山县的渔民主妇，她们只是为了一日的三餐而毅然站起，不料竟吸引了全国国民的关心。由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件，因此在全国各地引起极大反响。不过，日本国民也是借此骚动而认识到团结的力量。
之后，劳工运动、农民运动、普选权运动也随之高涨，接着是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加强了社会性，部落解放运动[8]更前进了一大步。就此意义来说，“越中女房一揆”是“大正民主”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