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日本人吗？不是。韩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是，我们是中国人。（Siete giapponesi？No.Coreani？Neanche.Cinesi？Si.Siamo cinesi.）2003年夏天，在罗马开往奥斯蒂亚海滨浴场（Lido di Ostia）城市列车上，这种例行的公式化的三段式问答在一位意大利老人和我们两个在意访学的中国人之间又一次开始了。通常，在欧洲，当地人看到衣着体面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人往往会以这样的提问开始交谈，但一路问下来，提问者的笑容会步步收敛，当最终得知对方是中国人的时候，问话人就再也没有进一步交谈的兴趣了。不过，这一次大概是因为坐在我旁边的同学是一位来意大利学习歌剧的中国美女，对面座位上的意大利老人谈兴不减，他接着问下来。你们国家有电视吗？黑白的吧？很小吧？（Ci sono televisori in vostro paese？Sono in bianco e nero？Piccoli？）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那个气呀，除了在心里痛骂他无知、白活了这么大岁数之外，恨不得抬手扇那张老脸一巴掌。这番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问话大大破坏了我那天去地中海游泳的好心情。然而，这样的经历我在法国和意大利留学时竟经常遇到，而与西方各国大量已经发生仍然存在、国内知道或不知道的歧视华人事件相比，这还不算最挫伤我民族自尊心的事例。我的一位在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工作了十多年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他曾不止一次地遇到罗马小孩儿向行走在路上的中国人齐声叫喊起哄：小中国佬！小中国佬！（Cinecino！Cinecino！）我泱泱大中华，到了21世纪，竟仍然让西方小国寡民如此小觑，这是我在国内做梦也体验不到的。正如有人所说，只有在国外生活过，才真正知道外国人怎样看中国；只有在国外生活过，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歧视和自尊。
然而，气愤归气愤，我们还得冷静地认真找找西方人藐视我们的原因。日本人在西方昂首挺胸、受人尊重，因为他们有大量世界知名的汽车、电视和照相机等高科技产品。韩国人也因为有享誉世界的现代、大宇汽车和三星电子而扬眉吐气——尽管汽车、电视都是西方人的发明，但日本人和韩国人做得好，西方人也服气。而中国在西方除了价格便宜的中餐馆，就是地摊上和超市里出售的服装、鞋帽和玩具。大量千方百计、舍生忘死偷渡到欧洲各国的中国非法移民更让西方人觉得中国是一座贫穷苦难的地狱。普通老百姓大多是势利的，西方人原本就相信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虽然西方社会如今基本上已经没有种族歧视，但贫富歧视仍然时不时会流露出来。由于中国不能对西方人的生活构成影响，以致很多西方老百姓连了解中国的兴趣都没有。一个在罗马第一大学举办艺术心理学讲座的意大利教授甚至不知道汉字笔画书写的左右顺序而在课堂上向我提问。那些学习汉语的西方学生（他们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为的是中国正在对外开放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到中国机会多多，容易赚钱。
比经济、比科技我们暂时难占上风，但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我们可以跟西方比文化艺术，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面前，西方人总该俯首称臣吧。那么，西方人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在罗马第一大学北门外，有一个中国妇女摆的地摊，出售的是中国的丝巾、绣片和绣花鞋之类的东西（这样的地摊在欧洲有华人生活的城市都能看到），一件大红旗袍就挂在街边的围墙上。在罗马街头，那件中国旗袍的形与色都极为独特、极为醒目，第一次去学校时我就看见了它。但是，每天经过那里我逐渐发现那个地摊的生意十分冷清，一天天、一次次望着那件在地中海炽烈的阳光下日渐暗淡的旗袍，我的心开始有一种锥扎似的疼，那可是中国的“国粹”呀！怎么会遭此冷落，无人问津呢？后来，再走过那个地摊，我竟不忍心抬头目睹那件旗袍的容颜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门重开，西方人对中国充满了好奇，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想把中国拉入到国际艺术的大家庭，盛情邀请中国艺术参展。那时的中国艺术仍在官方的严密控制之下，我国政府深思熟虑选送展品，力求把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健康向上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展示给世界人民。于是，1980年中国以“民间剪纸”参展威尼斯，1982年中国“刺绣”亮相水城。威尼斯双年展本是展示世界艺术最新成果的舞台，中国人一而再地送去传统土特产，与展览宗旨和世界艺术潮流格格不入，让组织者啼笑皆非。即使西方当代艺术和威尼斯双年展崇尚独特、倡导多元，西方人仍然欣赏不了中国民间艺术这种与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完全对不上茬的民族特色。再不懂中国艺术的西方人也知道，中国民间艺术那些生殖崇拜、祈福避邪和万物有灵的主题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艺术中都曾表现过，这类作品本是人类（学）或民俗（学）博物馆收藏与研究的对象。常言道，“事不过三”。再往后，意大利人就不再邀请中国参展，不再给中国人展示“国粹”的机会了。直到十一年后亦即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的新潮美术已经结出硕果，栗宪庭率领王广义、方力钧和刘炜等艺术家以民间身份参展，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人眼中的“古老”面目才得以改变，并最终在这个国际顶级舞台站稳脚跟。1999年蔡国强获“威尼斯双年展大奖”，更为中国艺术在国际上争得了宝贵的荣誉。
我在巴黎、罗马和柏林参观过一些中国艺术展，除了极少数展览如1998年在巴黎大皇宫举办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展”和2004年在柏林达莱姆博物馆举办的“符号的时代：徐冰艺术展”观众较多之外，绝大多数展览特别是国画展门可罗雀，观众寥寥。1998年在巴黎国际艺术城和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共同举办了我国一所著名工艺美术学院师生作品展，在我那天参观艺术城的教师作品部分的半个多小时中，到访的观众包括本人在内只有四位。展览教师作品的是由艺术家工作室临时改成的展厅，而学生作品则被陈列在装饰艺术学院一座教学楼底层的走廊里，在那里我更未遇到一个当地观众。它几乎算不上一个正规的展览，可是几天后我读到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关于这个展览的长篇报道文章却以“中国艺术轰动西方艺术之都”为题，虚构出一个万人空巷的参观盛况。
一种名牌商品之所以成为名牌，是制造者和使用者供需双方相互满足彼此认同的结果。“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喜欢，别人不买账，没有市场的东西，不能成为名牌。中国艺术如果只是在国内自产自销，而不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就不涉及也谈不上品牌问题；中国艺术只有走出国门并得到世界的接受，才能成为国际艺坛中的中国艺术品牌。
什么样的艺术是中国艺术品牌，国人一定有不同的认识、见解和主张，但这个问题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说了算。在西方，传统的中国民族民间艺术已被视为人类文化遗产（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设有“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国家中心”），它肯定不被看作当代中国艺术的代表，其原版和拷贝都不会成为今天的中国艺术品牌。不管中国人多么痛心疾首，不管你宣称它是如何博大精深奥妙无穷，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文明相关联的中国传统艺术正在被工业文明所主导的当代世界无情淘汰、正在被历史送进博物馆。我们应该大力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但活人不能成为文化遗产的殉葬品。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创造新的文化艺术。今天，如果你仍然画着传统式的文人画，即使你赛过董其昌、匹敌倪云林，你的画也只能算作前人遗作的仿制品。而且，如果我们的艺术家仍然坚持着感性主义思维方式并沉溺于对小桥流水、世外桃源意境的追寻和吟诵，我们就不可能驾驭并创造现代工业文明，也不可能建立一个理性的法制化社会。中国人也可以忘记鸦片战争以来列强欺凌的历史并无视各民族国家间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抗拒西方现代文明，但如果要用传统文化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讨生活，苟且偷生都难，要想活出一份人的尊严就更不可能了。我们千万不要把老庄的“天人合一”与当今世界普遍倡导的环境保护混为一谈。同样，中国传统文人的寄情林泉与海德格尔的人在自然中“诗意的栖居”也不可同日而语。不同时空中的中西文化无论有多少表象上的相似，我们都应该看到彼此之间存在着世界观的本质不同和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极大差异。
不管国粹主义者和保守派是否承认，20世纪以来，那些融合中西并在国际艺术舞台上获得成功的华人艺术家及其艺术就是被世界认可的中国艺术品牌。这些艺术家既包括在海外旅居的赵无极、朱德群、陈箴（已故）、谷文达、蔡国强、徐冰、黄永砯和张洹等人，也包括在国内生活的吴冠中、陈丹青、王广义、方力钧、余友涵、丁方、朝戈、刘晓东、高氏兄弟及众多严肃的艺术探索者。在2004年徐冰以《尘埃》获得英国威尔士ArtesMundi国际当代艺术大奖时，评委会主席奥奎称赞徐冰“是一位能够超越文化的界限，将东西方文化相互转换，用视觉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艺术家”。这句话既是上述所有走向世界的中国艺术家的共同追求，也是国际艺坛判断一个中国艺术家是否算得上国际性的中国艺术品牌的标准。
我始终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包括世界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内的人的生活方式。我也曾相信，文化只有差异，没有优劣，不论高下。但是人类历史和世界现实都告诉我们，文化不仅有先进落后之分，还有优劣之别，这种分别是以创造并按照这种文化生活的人在与其他文化群体的比较中的生命质量和生存竞争力的高低和强弱来衡量。简而言之，文化的价值是以人的生命质量作为衡量标准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竞争，就是一部文化推陈出新、优胜劣汰、择善而从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不断追逐、不断创造先进文化的历史。
有一位在德国学习过哲学的国学大师，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预言“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面对这样的前景，我也一度欢欣鼓舞（受这位大师和当时的“国学热”影响，1996年，年轻无知的我在赴法留学之前也发表过附和这一观点的题为“救人类还要靠老庄——中国传统艺术价值的再认识”的长文）。中国人用不着煞费苦心革新求变了，到时候全世界全人类都说汉语，都尊老庄孔孟为“上帝”，都奉“四书五经”为“圣经”；“三纲五常”重新成为社会管理的法典；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科学技术一概废弃，我们重新回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过着渔樵耕织的田园生活。然而，这样的预言不是痴人说梦又是什么？看来，这位学习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没有学到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要义诸如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等，并且重新坐回到中国这口井里，以中国人难以更改的感性主义思维方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了一个坐井观天、一厢情愿的预测，真可谓“国家兴亡匹夫事，文人从来恋老庄”。这种天方夜谭式的预言使我回想起儿童时代被反复告知以致信以为真的那句谎言“全世界还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人去拯救”。我相信，21世纪一定是中国崛起的世纪，但那也必然是日本“脱亚入欧”式的借鉴西方文化而成为经济强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是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也是文化价值的判断标准，只要能让中国人活出富强、活出尊严，用什么文化、按什么生活方式生活都行。说到底，文化是为人的生命服务的。我们要想在国际上树立更强大的中国艺术品牌，为中国艺术在世界艺坛上争得更广阔的空间，中国艺术家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历史只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路还需要我们自己去开拓，它就在我们每个艺术家的脚下。
原载《美术观察》杂志200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