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芦死去一个多月了。
到过我们院的人都知道，正对着大门的那面墙壁上，有一张歪七扭八但格外引人注目的“公榜”，来来往往的行人，不管大人小孩儿，都喜欢饶有兴味地研究它一番：
1975年东风医院有名的公鸡鸡王：铁爪大芦花；宰相：黄毛；大臣：黑老三；左将军：独眼龙；右将军：断指杨二郎。
鸡王铁爪大芦花，就是我心爱的朋友——芦芦。
芦芦真是一条威风凛凛的好汉子！浑身的毛透亮，脸红得像醉枣，铁硬的爪子跑起来“嗒嗒嗒”神响。它会飞，能忽闪着翅膀从屋顶烟囱上俯冲下来，那架势，像鹰！看它斗架才叫人骄傲呢，它从来不像别的公鸡那样，说声恼了，先伸脖子奓毛，耷拉下翅膀，你盯我，我盯你，摆出一副要打要斗的架势，芦芦才不呢，它要的是速度！好像它读过孙子兵法，懂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往往对方还没来得及奓毛儿，芦芦就“嗖”一声腾起来，以快得使人不能相信的速度扑上去，照冠子上就是狠狠的一口。我不知道别的公鸡们心里会怎样想，大概很有些气愤芦芦这种违反常规的“闪电式”打法——祖祖辈辈，公鸡打架怎么能不先奓毛儿？
妈说过，我们家根本就没养鸡的命。前几年，看别人家喂鸡下蛋，妈也觉得有点儿眼馋。她前前后后买过二十多只小鸡，差不多都是在刚刚换罢毛儿的时候，一场鸡瘟过来，全都蹬了腿儿。从此妈算寒了心。去年春天，二姨给我们送来一窝五只毛茸茸的小鸡“球”儿，说是从鸡场走后门买来的优种杂交鸡，很爱下蛋，又好养；架不住我和弟弟在一边直撺掇，鸡留下了。可是不出两月，被猫拖走的、踩死的、拉稀糊住屁股的，到头来，就落下芦芦这么一只“绝户头”。
它命大！
妈不喜欢它，说它看人的眼睛阴沉沉的。我琢磨，这是因为它孤独，没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同生同长的小伙伴儿。从小，“死”的影子就在它身边转来转去，夺走它那么多、那么多……我不明白，为什么妈就看不见这些？
那年头，鸡蛋不好买，下蛋的母鸡在主人眼里骄傲得像得宠的皇后。稍稍有点儿风吹草动，你看吧，张大夫啦、胖护士长啦，全都紧张得要死。又是给鸡灌抗生素，又是注射疫苗，弄得那些尊贵的母鸡们一个个都得了神经衰弱症。大夫们门路多，又懂得营养学，不知从哪儿搞来许多催生剂、秘鲁鱼粉之类的东西，你分我一点儿，我分他一点儿，拌在鸡食里，人蹲在一边眼巴巴守着，母鸡们别别扭扭的，还不大爱吃呢，德行！
芦芦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它是只公鸡，它不会下蛋。
像黄毛、黑老三、独眼龙它们，因为家里有姐姐妹妹，一个锅里吃饭，所以很能沾点儿光。可是芦芦，它什么都没有。
有一次，我跟妈商量：
“咱也买点儿鱼粉吧，妈，不然芦芦该打不过黄毛它们了。”
妈狠狠瞪我一眼：
“别招我扇你，不懂事的东西！”
哪儿来这么大的火儿？我不敢吱声了。妈就是这样，自从爸爸离开我们，她常跺着脚对我发火儿，骂我，打我，好像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不知道疼的橡皮人似的。
当妈妈的有时真够那个！
母鸡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的母鸡们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我的芦芦。
它生来是当鸡王的。
弟弟是我唯一的兵，他崇拜我。院子里的小孩儿最喜欢欺负他，他只知道哭，我顶烦他这点儿。
“哭什么？打！”
往往，人家人多，我们人少，一大帮子咋咋呼呼的，我不容！不管打文的打武的，怎么来怎么对付。我从来不给我的芦芦丢脸，就像芦芦从来不给我丢脸一样。
“假小子！”他们骂我。
我本来就不想当姑娘。
妈不给买鱼粉，我就天天带着弟弟到西海子捞小鱼小虾，到汾河滩捉蚂蚱。傍晚，拎着小桶，扛着渔网，挽着湿淋淋的脏裤腿儿，一步三蹦，穿过夕阳织成的无边无际的金网，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
我望着弟弟笑，弟弟也望着我笑。
衣服是金色的，头发是金色的，草丛里星星点点的野花也是金色的。我摘下一大把，编成花环，套在脖子上、手腕上，我们变成了金娃娃！
“芦芦，芦芦！”弟弟隔老远就喊，“快来看，快看哥哥给你带回来什么？”
真的，它不是一只鸡，它是我们的小弟弟，心坎里的小弟弟。
……
芦芦长得真快，一天一个样儿，飞似的，远远超过了吃秘鲁鱼粉的那些蠢货。
“抢死呢！”妈这样说它。
我不放心地望着她，她的眼睛冷冷的，像很深很深的井。
我害怕这眼睛。
中秋节早晨，妈上班走了，我去外面放鸡。掀起鸡笼盖，“呼”一声，芦芦从笼里直蹿起来，飞出丈把远，重重落在地上，双腿乱踢乱蹬，劈劈啪啪拼命扑扇翅膀，扬起一阵灰尘。灰尘落下去后，地上出现了一片暗红的血迹。
我尖叫一声，扑上去。
我看见了……看见了芦芦血糊糊的脖子！
是猫咬的？是黄鼠狼？不，不是，是刀痕！
我想起来了，想起妈妈冷冷的眼睛，想起她端详芦芦的神气……怪不得她前几天说起什么“辣子鸡”！
是的，是这样，她是怕多费口舌，怕我们找麻烦，悄没声儿杀了我们的芦芦，中午回来，再褪毛、开膛，烧好了端到我和弟弟的饭桌上。她想得多美！……多美！
……
我抱起芦芦，亲它、舔它，它的血多热，黏糊糊地，粘在我脸上、嘴上。它望着我，冷冷地，不在乎，不哀怜，看透了一切似的。它，它永远是这样一种超然的神气，它甚至把我也当成了敌人。
我哭了。
弟弟找来药水，药粉、纱布，轻轻递给我，我抹去眼泪，好像觉得自己长大许多，我做着世界上最庄严的事情——挽回一条生命。
我能够挽回它。
中午，妈回来了。
我抱着芦芦坐在门槛上，弟弟紧紧挨着我，我们不说话，望着她。我横下一条心，任她骂，任她打，有我在，就有我的芦芦。
“还活着？”妈惊讶地问。
我突然流出了眼泪。
妈没骂，也没打，她站了半晌，默默掏出手绢儿，扔给了我。
“唉……”妈没说啥。
芦芦活下来了，它命大！
妈再也没提起杀字。她有她的道理。她说，鸡是人间“一刀菜”，为鸡一场，也只有挨一刀的罪孽罢了。
……
可芦芦还是死了。
它是鸡群里的英雄，它有常胜不败的记录，它能够对付各种各样的鸡，可是在人手里，它却是那样无能。
据说，它啄坏了扁脸大毛家三棵向日葵，被他们哥儿仨抓住了，折断腿，扭断脖子，扔到了石灰池里……
当我闻讯赶去的时候，芦芦已经断了气。它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我，望着弟弟，不，它谁也没有望。这世界没有值得它望的东西。
小孩子叽叽喳喳，比画着，说着，弟弟蹲在一旁呜呜直哭，我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好像这一切离我那么那么遥远。突然我转过身，疯一样冲回院子里，一脚踹开大毛家的房门，二话没说，扑上去朝他鼻子上就是硬硬的一拳。
我闯祸了。
晚上，胖护士长领着脸肿得更扁的大毛“杀”进我们家。她不找我，一进门，胡萝卜样儿的胖指头就戳在妈的脑门儿上。
“好啊，姓吴的，反了你们啦！反革命还要翻天啊？搞阶级报复？大毛，过去，看那小崽子敢动你一根汗毛？借她两个胆子！扒开她的眼睛让她看看，这是哪儿，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妈站着，不动，任人家喊，任人家骂。她的眼睛还是那样冷冷的，像很深很深的井。
“滚，滚出去！”我跳到胖婆娘面前喊。
妈突然像惊醒一样冲过来，抓住我，摇，拼命地摇，像扔枕头一样把我扔到地板上，一言不发，举起了鸡毛掸子。
“妈！”我颤声喊。
疼，我不怕，我受不了这耻辱。我用哀求的眼睛望妈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求饶，我在心里一遍一遍恳求她，恳求她，可，掸子还是落下来，落在我头上、身上，比任何时候都快，都狠。
妈妈，这就是我的妈妈！我知道了为什么别人都敢欺负弟弟，欺负我，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从不知道心疼我们的妈妈……
半夜里，我醒了，一只手在我腿上轻轻摸着，摸着，大滴大滴热乎乎的泪珠掉在我身上，一滴，一滴……我屏住气，咬住牙，眼泪从睫毛里钻出来，落在枕头上，一滴，一滴……
那一夜，我在心里发誓，我要报仇，为芦芦，为我，也为妈妈。
我不再到处疯跑了，也不再去西海子和汾河滩。小桶扔了，渔网烧了，当那灰白的尼龙网在火中化成灰烬的时候，我觉得，我再也不是孩子了。
芦芦葬在后坡上，葬在一棵洋槐树下。五月里，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风吹来，好香啊，吸一口，连嗓子眼儿里都是甜的。又香又甜的花瓣悄悄飘落下来，落在芦芦的坟上，化成了粉，化成了土，悄悄地，悄悄地……芦芦躺在这样洁净芬芳的泥土中，也算是对它悲凉的一生的一点安慰吧？
每天早晨、傍晚，我都要来这里坐坐、看看。蜜蜂嗡嗡飞着，很喧闹，也很静。我用手掌砍树，一下，一下，破了，流血了，结了疤……我咬着牙，忍着，忍着，一百下，三百下，五百下，我不怕疼，我要有一只铁掌，一只能劈开石头的“铁煞掌”。
我再不许弟弟唤我姐姐，我让他喊我“大哥”——我要做一个男子汉，做一个谁都不敢欺负的人。
每天每天，从那堵写着“公榜”的墙下走过，我总是低下头，不敢看那一个个刺心的字眼儿，过去它们给过我多少快乐和骄傲，现在却给我多少痛苦和耻辱。有好多次，我想悄悄把它们擦掉，但我忍住了，让它们留着吧，留着好。人们会永远记着，这世界上曾经有过芦芦，有过一个最勇敢的鸡王。
槐花儿落光了，槐树粗糙的树身被我的手掌砍出一道槽儿。我捏了三个泥人，刻上大毛、二毛、三毛的名字，晒干了，摆到芦芦坟前，一掌斜劈下去，泥人倒了，可头和脖子并没有分家，——我还不是“铁煞掌”。
真难啊！要是有神仙帮忙该多棒啊！
芦芦死了，全院最厉害的公鸡要数大毛家的黄毛了。黄毛和它的主子一样，横行霸道，净欺负人。它个头长得特别大，雄赳赳的，爱打架，爱争食，爱站在鸡窝上直着脖子叫鸣，声音特别大，想压倒所有的对手。它贱，天天和母鸡们鬼混，别的公鸡只要稍稍接近一下母鸡，它奓起毛儿来就和人家斗。过去，我虽然顶讨厌大毛家三兄弟，可从没讨厌过黄毛。现在，别说看见它，只要听见那不可一世的“喔喔喔——”我就恨不得扼死它。
芦芦死了，它为什么还活着？
“哥，咱也把它扔石灰池里吧？”一天，黄毛在我们窗下刚刚斗完架，弟弟突然这样对我说。
我没吭声，可我知道扔石灰池里不行。人家要是再那样骂妈妈，可怎么好？
那天中午，我正坐在槐树下歇凉，弟弟红着一张脸，满头大汗跑上来。
“姐，呃，不，哥！快看，大毛他们换，换了——”
“换什么？”
“黄毛，黄毛当鸡王了！”
我什么都没说，撒腿就跑，好像是要去追回什么。几分钟后，我站在那堵大墙下，上面歪歪斜斜的黑色毛笔字像蚂蟥一样吸着我心里的血。
1976年东风医院有名的公鸡鸡王：大黄毛。
我盯着，紧紧盯着，我好像不明白自己看见的是什么。许久许久，我不动，一切都不存在了，一切都化成了眼前浮动的黑云。
那天，整整一个下午，我始终做着一件事，劈树！我好像要把这一搂抱不拢的树干劈断，用我的手。
芦芦，我的芦芦，原谅我，原谅姐姐的无能和软弱！
几天以后，一个闷热的中午，妈睡熟了。我捅捅弟弟，揣上早已准备好的细铁丝、高粱米和一个大书包，悄悄溜出了房门。
我们径直朝后院垃圾堆跑去，每天中午，黄毛和一帮母鸡们在浓荫下歇凉。
它太大意了，又贪吃，谁都不容的神气，活该上钩！十几分钟后，我背着这只乱踢乱挣的篡位皇帝，来到后坡槐树下，来到芦芦的坟前。
“先让它请罪，”弟弟说，“给芦芦请罪！”
我一把把它揪出来，用细铁丝紧紧缚住腿，扔到树底下，它拼命叫着，抖成一团，用力扑扇着翅膀，吓得地下的蚂蚁们没头没脑乱跑乱撞。
弟弟冲上去就是一脚。
“别打它！”我威严地大喝一声，“站好！”
真他妈的，这又不是小孩儿们的恶作剧，这是一场庄严的宣判。
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宣判书，这是我特地跑到市法院门口，照着墙上的布告写成的。
蝉在树上叫着，知了——知了——，苍蝇嗡嗡嘤嘤，撞人的脸。这里永远是这样喧闹，又这样静。
“罪犯黄毛，男，现年两岁，”我开始宣读了，声音好像在热烘烘的空气中颤颤发抖，“该犯反动透顶，想当鸡王，勾结同案犯大毛，二毛、三毛行凶，杀死真正的鸡王——铁爪大芦花。行凶后一直逍遥法外，得意忘形。今天，本法庭奉鸡王铁爪大芦花的命令，将罪犯黄毛逮捕归案，并庄严宣判，判处黄毛死刑，立即执行。”
“绞死它！”弟弟喊。
不，我要劈死它，用我的“铁煞掌”。
黄毛预感到不幸，它咯咯惨叫着，缚住的爪子急剧抽搐，紧紧缩在肚皮底下。
我举起手。
它突然不叫了，望着我，这刹那间，我看见，它的眼睛那么黑，那么黑。
“哥，快点儿！”弟弟喊。
我一掌劈下去，接着又是一掌……
它死了。
我站在树荫下，一动不动凝望着倒在我面前的敌人，它微微张着嘴，好像要打鸣似的。嘴角上挂着血痕，那血还是热的。
我们胜利了。
一阵喧嚣声由远而近，夹杂着急促的脚步。弟弟忙扯扯我的衣角。
“快跑，大毛他们！”
我没动。
他们来了，像一阵风，骂着，喊着，提着钢丝锁。眼看就是一场恶战，弟弟本能地往我身后直躲。
他们冲上土坡，突然站住了。
“黄毛——”三毛尖叫一声，扑上去。
钢丝锁掉在地上，掉在我脚下，闷闷的一声响过后，世界仿佛顿时变安静了。
大毛抱起黄毛，抚摸它耷拉下来的翅膀，突然把脸贴在它身上，哭了。
“姐，快走！”弟弟惊恐地说。
我甩开他的手，不动。
蝉叫着，树叶摇着，苍蝇嗡嗡嘤嘤，撞人的脸，真静。
大毛突然抬起头，望着我。他把黄毛交给弟弟，紧咬嘴唇，一步一步向我逼来。
他的脸变得真白！太阳照在那上面，泪光一闪一闪，像一颗一颗珠子。
弟弟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一只硬邦邦的拳头狠狠砸在我脸上。我晃了晃，站定了，什么东西从鼻子里流出来，流到了嘴里，热乎乎的，我抹了一把，是血。
他愣住了。
我捡起地上的钢丝锁，默默递给他。
他眨眨眼睛，接过去，在手里掂着，掂着……可终于没有举起来。
他们走了。
弟弟在我身边连跳带喊：“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转过身，狠狠给他一拳。
蝉依然在密密的树丛中不断地叫着，拖长了音调，知了——知了——，它知道什么？它什么都不知道。
遍地都是鸡毛，带血的鸡毛。风太轻了，没法儿把它们吹散，吹到人永远看不见的地方去。
我蹲下，脱下小褂儿，把鸡毛一根一根捡起来，然后，在老槐树下，在芦芦的坟墓旁，我用手挖了个很深很深的坑，掩埋了它们。
我给它们垒了高高的坟头，和芦芦的一样。
选自《我的两个女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