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山西涌现出不少文学新人。他们走上创作的道路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步子是稳健的，路子是正确的，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首先想到的是潘保安。他的处女作《老二黑离婚》发表后，立即受到广泛的注意，并被评为《汾水》一九七九年度优秀小说一等奖。小说也曾引起一些不同意见，这使潘保安感到苦恼。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猪八戒探亲》。近年他更加勤奋，一连写了好几篇，已经发表的有《报复》和《拴虎巧治太平庄》。这两篇跟《老二黑离婚》一样，是写农村生活的，但他已不再表现十年内乱中人们的悲苦，而是把眼光投注在农村当前复杂的社会矛盾上。《报复》描写了党群关系。公社主任铁拐李过去批斗了石匠狗剩老汉，现在怀着负疚的心情，要把没收去的一盘小手磨还给狗剩老汉，虽然被老汉捉弄多走了几十里山路，也还是感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从这篇小说里我们看到，被“四人帮”搞乱了的党群关系正在恢复。《拴虎巧治太平庄》以一个新颖、有趣的故事，表现了新一代农民积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变乱为治的可爱形象，鞭挞了“老包队”的霸道作风。所写“吵架场”一节，构思别致，为小说增色不少。这篇小说写到一个落后队的生活，但作者是以积极和充满信心的态度去观察和描写的，读后使人感到鼓舞。应该说，以“向前看”的态度和热烈的情调描绘新时期里人们乐观向上的斗争精神，鼓舞人们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这样的路子是对的，应当肯定。
如果说潘保安注意学习中国古典小说和赵树理的艺术技巧，那么，王西兰更注意向生活学习。他长期生活在晋南农民之中，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作品中生活气息较浓，而且颇有晋南的地方色彩。从反映的生活内容来说，他的着眼点是在新时期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上。发表在《汾水》一九八〇年第二期的《闸门》，接触到堵塞走后门的问题，启示人们要把“人情”置于工作之下。小说以《闸门》为题，含有双关的意义，令人深思。这篇小说在描写人物上也颇见功夫，曾获得《汾水》一九八〇年优秀小说二等奖。发表在《青年作家》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上的《乐人之家》，深入到一个人们不大注意的角落。“乐人”，就是唢呐吹奏者。乐人赵成龙，过去凭着一手高超的技艺挣了不少钱，盖起了新房。但他逐渐把自己当成了商品，抬高了要价，降低了人格，招致人们的不满和妻子的反对。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把自己的技艺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才有意义。小说就以这样的深刻哲理回答了一个有特殊技艺的人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的问题。作者的另一篇小说《价值》（《郑州文艺》1980年第5期），写一个老干部忘记了当年给他以救命之恩的农村妇女的故事，提出了一个干部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批评一些人贪图享受、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和呼唤恢复党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曾获得《汾水》一九七九年优秀小说一等奖的《有福老汉》的作者张发（这篇小说是与秦溱合写的），作品不多，但他的步子迈得很稳。他在《汾水》上发表的第二篇小说《硬汉宫老存》，获得了《汾水》一九八〇年优秀小说二等奖。他还在《山西日报》和《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两篇小说。他的特点是刻画了几个各具特色的老年农民的典型形象。有福老汉是十年内乱中江青之流搞“造神”运动的受害者，留给人们很深的印象。《硬汉宫老存》属于新时期里挺起腰杆来理直气壮地做人的典型。作者塑造这个形象，不在外貌上涂以惊人之色，而是着意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努力发掘人物的内在美。发表在《山西日报》上的《变》所写的丁三老汉，与此相似。张发写《有福老汉》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现在留校当助教。可能由于长期生活在校园里，他的创作不像喷泉。不过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色，却是难能可贵的。
近几年来李锐发表了十几篇小说，而且一年比一年多。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不注意从当前斗争中选择重大的主题，而是擅长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撷取富有特征性的小事件，精心编织成抒情小调，以此拨动人们感情的弦索。较早写的几篇，是以十年内乱中一些人物为主人公的，有的是歌颂青年们纯真的爱情，如《燃烧的爱情》，有的是鞭挞伪善者的丑恶灵魂，如《你见过她吗？》《半杯茶》等。最近的几篇从那个特定的混乱年代中走了出来，探索了人们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和青年们爱情生活的曲折，像《月上东山》（《汾水》1981年第9期）、《人之常情》（同上第4期）、《菩萨之心》（《青年作家》1981年第11期）等。李锐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简练、含蓄，富有感情色彩。在爱情描写上，他不搞那种低级趣味，而是引导人们向善。他的缺点是描写人物的感情生活同当前的重大斗争结合不紧，在刻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上努力不够。
这几位作者的共同特点是，在从事创作之初，就有一种明确的社会主义责任感，创作态度严肃认真，竭力用自己的作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增强人们的斗争信心。他们的小说中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应该改进。除以上几位外，还有一些人如权文学、张旺模、王红罗等，在创作上都很勤奋，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谈及了。当前的重要课题，是加强对新人新作的批评，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使我们的文艺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82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