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庆胜利的日子
进入1945年8月，抗日战争局势急速变化，中国胜利在望。
8月6日，美国在日本本土的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盟国再次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百万苏联远东军攻入伪满，先后占领满洲里、呼伦等地；同日，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投下日本长崎。11日，东京广播，日军已取消一切军事行动，中、美、苏、英四国宣布接受日本投降；重庆中国统帅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乞降，要求全国军民严守岗位，命令全军将士继续打击日寇。12日，大公报发行第一万五千号，全体员工、同人开会庆祝，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14日，苏军越过大兴安岭，直驱伪满“首都”长春。同日，蒋介石首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
8月15日晨7时，中、美、苏、英四国首都同时广播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天的大公报，以特大字号刊出标题：日本投降矣！同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希望此次战争为最后一次战争，今后努力和平建设，并宣布该年停止征兵。
8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日本投降了》，开篇引述杜甫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欢欣之情，跃然纸上。
社评说：
日本投降了！抗战结束了！在八年苦战之余，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真是感激，在笑颜上流下泪来！……近百年来，尤其自甲午战争这五十年来，中国受这个后起的邻邦的侵略压迫，真是耻辱重重，记不胜记。……中国本无负于日本，且毋宁还有灌溉提携之谊；但是日本一旦羽翼丰满，便以侵略中国甚至灭亡中国为国策。……日本军阀的暴戾凶残，比之西方的纳粹，简直是有过之无不及。到今天，豪强半世纪的日本失败了，海陆空三军解甲投降了。勃然而兴，厥然而倒，其命运正如日本的樱花，开时极为绚烂，极盛时便倏然凋谢。
社评特别指出：
在我们欣庆胜利到来之时，国内也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闻，就是：蒋主席致电毛泽东先生，请其尅日来渝，共商国是。这真令人兴奋欣慰。当此重大时会，国家今后的几年治乱，人民固然全体有责，而其转捩与善导，毕竟握于一二贤明领袖人物之手。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期共商讨；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是。果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谈，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战为不虚，且将奠定国家建设的千年大计！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
1945年8月，全中国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狂欢之中。
那些日子，恰逢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民联”轮初航长江，我正随船采访。这艘船原名“美川”，是美孚公司的油轮，经民生公司收购，改装蒸汽引擎，并加长十米，成为当时川江轮船之最，后来为抗战胜利复员运输做了很大贡献。记得船靠泸州时，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全城沸腾，乘客狂欢，码头上一位买橘子的老汉高兴得逢人就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那当兵的儿子也该回家了，我请大家吃橘子，不要钱！”
民生公司在船上举行了水上茶会，总经理卢作孚先生精神甚佳，笑容满面地与来宾寒暄。他接受采访时说，抗战以来，民生公司为战时运输，全力以赴，不计其他，抢运各类人员一百五十余万人，物资百余万吨，损失船只十七艘，牺牲职工百余人。
卢作孚先生所说是有根据的。特别是1938年秋，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西迁，大批撤往重庆的人员和内迁工厂的物资屯集在入川必经的宜昌，一时不能及时启运，又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在卢作孚的谋划下，民生公司集中全部船只和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的方式，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经过四十天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为抗战，为国家，保护了各类人才，保存了工业命脉。这次中外瞩目的抢运行动，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采访中，谈到民生公司今后的发展，卢作孚先生说，中国的造船业历史悠久，但至今仍不发达。除了战争破坏与技术问题外，还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譬如时下，民生公司营业亏损，且随物价上涨而逐月增加，负担极重。现在抗战胜利了，希望大家努力和平建设，也使中国的造船业能有一个大发展。他对国家、民族和事业的未来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可惜的是，随之而来的内战打破了他的梦想。和平以后，他选择了留在大陆，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料，1952年的“五反”运动中，他竟被指为“不法资本家”，民生公司的许多骨干更遭到清洗、逮捕，甚至处决。在惶惑与痛苦中，卢作孚于当年2月8日吞药自尽，临终留给妻子遗嘱：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今后生活依靠儿女；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个中心境，一言难尽。
据传，毛泽东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但卢作孚仍蒙冤近三十年。直到1980年，有关方面才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称卢作孚先生“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此为题外话。
结束了对“民联”轮的采访，我在宜宾换船继续溯江而上，回到武大。不久即接大公报电召，要我回重庆报到，准备复员北上。
我到重庆时，李子宽、徐铸成和曹谷冰、孔昭恺已分别带领一班人马去上海、天津筹备大公报复刊，徐盈、彭子冈、吕德润则已派赴北平、东北。我暂留重庆做外勤记者，按照采访部的分工，负责外交、内政、司法等相关新闻的报道，同时给大公晚报采写社会新闻。时任大公报采访主任的是王文彬，记者有曾敏之、陈凡、高集、高学逵、黄克夫等。
分工外交报道，并非我对外交有什么研究或兴趣，而是因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里有我的几个武大同学，报社认为我有采访的便利条件而已。但当时，国共和谈进程艰难，双方已经在晋东南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上党战役），各地也不时擦枪走火，国共内战日益迫近，因此，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内政基本没有什么作为，虽有大事件，却无大进展，可报道的新闻不多。而我在重庆只工作了三个多月，相关报道也有限。倒是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还留下一些值得记述的旧闻。
谈判侧记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国共和平谈判开始时，我还在川西采访，未能亲历中国历史上的那个重要时刻。但这件事对于当时中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实在太重要了，没有人不关心。我回到重庆后，继续关注它的进程与发展。
子冈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通讯《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生动地描写了毛泽东的举止、神态，为人津津乐道。谁也不曾料到，十二年以后，她竟因此获罪，其中的两段文字成为她被打成“右派”的“证据”之一。子冈是这样描写毛泽东的：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记者像追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这样的描写，被指为“恶毒污蔑、刻意贬低伟大领袖”。
今天，许多被颠倒、歪曲的历史逐渐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有关重庆谈判的真实记录相继公开。这里补充几段我所知道的重庆谈判期间鲜为人知的文字。
其一，重庆谈判前夕，时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从纽约给毛泽东一封电报，以美英政党民主竞选执政为例，希望中共“痛下决心，放弃武力”，政治解决与国民党的争端，做一个“不靠武装”“前途未可限量”的政党。他的这个意见，也曾对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后仍在纽约的中共代表董必武谈过。胡适电文要点如下：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与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今特陈述，用供考虑。
胡适，八月二十四日
从胡适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一、他与毛泽东是有交谊，且彼此尊重的。傅斯年还是中间人。二、他对国共两党之争仍抱有政治解决的幻想。三、他对美英政治制度确实推崇。这些固然是当时以他为代表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愫使然，但他却有意无意地“忘记”了一个对于中共至关重要乃至生死存亡的关键：单方面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任由国民党宰割，是万万行不通的。因此，胡适不可能得到毛泽东的回应。此后历史巨变，他的这封电报也很少被人知晓了。
其二，重庆谈判期间，9月5日，毛泽东单独会见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和采访主任王文彬，并发表谈话。次日，大公报发表消息，披露毛泽东谈话称：
来渝五日，与中央谈商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之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毛氏末评论中苏条约称，该条约为远东和平之保障。有人认为对我国之民主运动不利，实则相反，可拭目待之。又有以为苏联以国民政府互为对象而惊讶，实则除国民政府而外，自无可为对象者。然条约亦并未束缚苏联对中国政治批评之权，舆论仍可说话，前数日苏联红星报撰文谓中国应走向民主政治，对我两党团结寄予殷切之期望。中国获得强有力之盟邦，可勿忧心于被其他国家侵略。毛氏表示愿谈商早获结果。
上述谈话，后人多只引述前半部分，说明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态度与立场，而将毛泽东对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盟约”的评价“忽略”了。但这却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字里行间既有对中苏盟约的肯定，也有对国民政府的承认。但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又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都“不作数”了。而我在内战中的采访经历，却与这个历史背景相关。
毛泽东为什么单独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我想，无非是大公报更具民间或曰中立立场，其报道更能为读者所接受的缘故。此后的9月20日，毛泽东再次与王芸生等长谈，并应邀率周恩来、王若飞等出席了大公报的欢迎宴会，也不外因此。正是在那次宴会上，发生了王芸生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的那段公案。同样是在那天，毛泽东为大公报写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为人民服务”的题词。
其三，毛泽东离开重庆后，大公晚报发表了一组“花絮”，题为《重庆四十四日的毛泽东》，披露若干细节如下：
*毛泽东来渝共计四十四日，但其原定计划则为十天。来渝及离渝之日，均为晴朗长空，和风送爽。
*张治中部长市区之寓所桂园，邻美军魏德迈总部，早属车水马龙之地。自供毛氏来渝旅居后，乃更川流不息。桂园花木，独绝丹桂，中秋时节，园内飘香。
*蒋主席与毛氏共谈，先后在十次以上。闻第一次握手后，即表示恢复民十三年合作精神（注：指1924年国共第一次携手北伐）。
*毛氏以城中红尘扰攘，始终夜返乡居。其地在红岩村之上，十八集团军办公处所在。毛氏来渝后，略增警备。下汽车至其地，尚需循小径徒步五分钟。
*团结商谈，毛氏虽未直接出席磋商，但是项繁琐已颇刺激其神经，每每午夜不眠，需服安眠药片少许，始能入睡。
*毛氏嗜纸烟，手中青烟缕缕，绵绵不绝。来渝后，友亦时有以舶来品赠之。座上客恒发现，其敬客者皆名贵品。
*九月底，雾罩山城，秋雨频频，气温顿降。毛氏来渝未备寒衣，闻曾在渝添置少许。
*毛氏会客至多，尤喜做长时间之交谈，每有问题反复研究，至满意始止。故在渝期间无日不在谈话中度过。
*渝中友朋，咸谓一别二十载，毛氏湘音无改，故十月八日军委会大礼堂上，毛氏谈话，全部听懂者亦不多，唯其强调“和为贵”一点，则悉能领会。
*蒋主席指定侍从室，拨大汽车及吉普车一辆供毛氏使用。十八集团军亦有汽车一辆。此三车入市首尾相接，做团结状。
*毛氏生活简单，对米面均无偏爱。在北方吃惯了麦面小米，彼虽生自鱼米之乡，来渝后对大筵亦颇淡。
*毛氏公余喜静，红岩村宿处已半入山，犹谓不胜烦扰。
*有以谈判进行迟缓质之毛氏者，答曰：几千年留下的问题，几十天谈妥，哪有如此容易？！
值得一提的还有，关于重庆谈判，大公报无论报道、标题，始终用的都是“团结商谈”字样，可见舆论对和平建国的祈盼。
不了了之的对日索赔
抗日战争，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日寇在中国横行了十四年，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失。战后，作为胜利者，中国对日本索赔理所当然，同盟国也很快把这个问题提上了议程。
1945年9月我回重庆后，即接手对日索赔的新闻报道，虽然多次到有关机构采访，写过一些程序性消息，但直到年底我离开重庆，却没有多少实质性进展。此后，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自顾不暇，更谈不上对日索赔了，结果不了了之。
据我所知，内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索赔做了以下工作：
战后，教育部率先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对于收复区各项文物损失情况的调查、现存文物的整理与保护，以及日本劫夺我文物的追还与赔偿，做过比较详尽的讨论，并且派代表分四区（京沪、武汉、平津、粤港）督导调查工作，又决定举办全国文物损失登记。嗣后，内政部成立了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着手在全国更大范围内调查抗战损失。
1945年11月5日，盟国赔偿委员会决定，为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生产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即把日本工业设备的大部分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战争损失赔偿。为此，该委员会指示各国分别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确定具体赔偿方案。委员会还派出代表鲍莱（美国人）到中国做实地调查，但其正式开展工作，已是1946年的事了。
11月中旬，国民政府行政院召集内政部、外交部、交通部、经济部、军政部、财政部及侨委会等机关，商讨对日索赔问题，准备拟订方案，提交盟国赔偿委员会。据此，内政部提出的抗战损失调查内容分类，计有：人民伤亡、私有财产损失、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公有财产损失、公私立学校财产损失、公营民营事业财产损失、人民团体损失、古物书画损失、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及支出增加、沦陷区天然资源及金融破坏损失、沦陷区敌人经营工矿交通及其他事业所受损失、中国公私机关或人民在敌国领土或占领区内损失等项，分由各省组织详细调查，以便要求赔偿。
12月中旬，为了使损失调查与对日索赔两项工作配合、衔接，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撤销，工作纳入行政院赔偿调查委员会内，同时要求各地，限于1946年2月前完成调查统计。
12月底，中国抗战文物损失调查团赴日，作初步调查。据闻，当时日本有收藏文物机关八十余个，私人收藏者四百余家，自甲午战争以来，劫夺或购藏我国珍稀文物达十五万件之多。中国政府表示，对被日本劫夺的文物，将无条件收回；对日本民间购藏，将作价回购，并在日对我赔偿内扣除。
与此同时，中、美、英、苏等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成立，作为战后对日索赔以及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抗战损失赔偿调查委员会的《中国对日要求赔偿说帖》提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被侵占地区占全亚洲沦陷区的百分之四十五，拥有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均遭日军破坏蹂躏。因此，中国应获得不低于赔偿总数百分之五十的份额。
此后，我离开重庆调北平工作，对日索赔报道转手他人。
据后来所知，抗战损失统计结果，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超过三千五百万，各种损失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六百二十亿美元。
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将提取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百分之三十，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百分之十五。但是，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由打击日本转而扶持日本，对其赔偿范围一再缩减。直到1948年初，日本赔偿中国的部分机器、设备才分批运到，据说约值两千二百五十万美元，不及实际损失的万分之四。随同这些物资而来的，还有日本归还所劫我国书籍近二十万册。
1949年5月，美国政府指令盟总，取消了对日本工业设备拆迁计划的执行，实际上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
由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和对日本的扶持，战后日本工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打击，甚至依然强于我国。1946年“九一八事变”十五周年时，我任大公报特派员，常驻东北。基于对国耻的反思和对当时中日工业经济状况的了解，曾发回一篇报道，题为《“九一八”看两国生产工业必须赶上日本》，报道说：
今日“九一八”，我们以战胜国看战败国日本的工业，实难对胜败二字不表示怀疑。
盟国拆卸日本机械赔偿的办法规定，日本可保留水力电五百万千瓦，火力电二百一十万千瓦，钢铁年产三百五十万吨，酸三百五十万吨，苛性苏打八万五千二百吨，纯碱六十三万吨，工具机器两万七千台，钢珠轴承两千二百万日元，轻金属一万五千吨，商船十五万吨。反观今日中国，全国电力不足百万千瓦，钢铁若和平立即实现，一年后计划产二十万吨，酸约四万吨，苛性苏打不足一万吨，纯碱不足四万吨，工具只约二百台，钢珠轴承根本谈不到，轻金属目前亦无，造船亦在计划中。仅从数字来看，我们也可醒悟了。
拆卸日本剩余机械，盟国分配尚未决定，目前又谈及苏联在东北拆走机器问题。在技术上又包括拆卸日本何厂及拆卸之机器何者分与何国，中国能分得之比例亦未定。前闻日本竟要求盟国把中国全部纺织厂搬入日本，以为日本生产，赔偿盟国战费，幸而未准。然此种口气在今日闻之，仍如置身十五年前之火药库。即使将日本机器运至中国，此批运费及装置费，以目前的物价计，一吨即须百万元，在军事第一之今天，怕这事也没人着急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战后中国对日索赔的经过。
隔着玻璃看审案
抗战胜利前后，时任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的“贪污舞弊案”，成为当时陪都一大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我接手报道此案时，已是审理的第二阶段。
高秉坊是孔祥熙的亲信，也是中国政府开征所得税的倡导者与创办人。他主导的税制改革增加了国库收入，却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加之他恃才傲物，因此与国民党CC系的陈果夫以及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结怨。1945年初，孔祥熙失势，交卸财政部长等职，陈果夫等借机罗织材料，诬称高“贪污舞弊，植党跋扈”，激怒了蒋介石，1945年2月初，以“与人串通舞弊，挪用公款经商”为由，责令将高秉坊撤职，交法院查办。
1945年5月，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对高秉坊案开庭审理，竟然罔顾事实、证据，无理判决高秉坊“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高的辩护律师章士钊愤然说：“如此暗无天日，《六法大全》尚有何用？”连当时的司法院长居正都斥责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及重庆法院院长查良鉴说：“你们上下其手，对高案如此处理，司法之尊严安在？”
高案的判决引起社会各方关注，认为司法不公，量刑不当。社会贤达吴蕴初、李烛尘、丁惟汾等代表迁川工厂等社会团体，要求法院公正审理，保障人权。奉命行事的财政部长俞鸿钧也不得不呈请蒋介石慎重处理。孔祥熙更明白陈果夫等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遂拜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说情。由于各方呼吁、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1945年8月，责令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发还重庆地方法院重新审理。
10月20日，重庆地方法院开庭重审高案。此案几经反复，久悬不决，愈发引人关注，所以，许多记者一早便纷纷而至，都想向读者做一个翔实的报道。我是其中之一。
以往，高案都是在比较宽敞的第六庭审理，不知为什么，那天改在既小又暗的第五庭了。那里三面是墙，一面是窗，如果关上门窗，简直密不透风。法庭周围更是法警林立，据说那天是“调查庭”，要闭门秘密进行，不允许任何人旁听。果然，开庭之前，院长汪廉亲自率领法警，驱赶外围有意旁听者，新闻记者也不例外。于是，我们退到与法庭连接的小礼堂内。我与几位同业在“天下为公”的四个大字标牌下徘徊，深以不得旁听为憾。
在法院，一切当然都要依法办事。我想，既然要求旁听，也要依法请求。情急之下，我忽然记起，在《法院组织法》中有一条规定：“法庭不公开时，审判长应将不公开之理由宣示。”并且，“前项情形审判长仍得允许无妨碍之人旁听。”我想，新闻记者采访，对高案绝无妨碍，这条理由很充分。于是，我上楼去拜访汪院长，请求法庭允许我们旁听。结果，汪廉叫书记官朱国澜代见。我说明了可以旁听的法律根据，朱疑惑地说：“没有这样的规定吧？”我肯定地说“有”，并请他拿来一本《六法全书》查看。果然，在《法院组织法》第十章“法庭之开闭与秩序”第六十八条查到了。朱国澜无话可说，便让我去请求审判长的允许。无奈审判长一直不下庭，我又不能闯进去，因此仍不得门径而入。
守着一条好新闻，我却采访不来，自己痛苦，也为读者苦闷。但既然来了，总要告诉读者一些信息。于是，我继续观察庭外情形，琢磨回去怎样写这条报道。
高案的审判长是刑庭推事李坚夫。那天到庭的除了高秉坊，还有他的“同案”姚遐龄，以及他们的辩护律师。高妻唐蕴则与我们同坐在与法庭相连的小礼堂内，候传入庭。她手握小黑皮包，两颊显得红润，眼睛直望，默不作声，拒绝接受采访。另外一群出入小礼堂的人，大多佩戴着财政部专用的红甲骨文证章，听口音多山东人，显然，他们很关心既是同僚又是同乡的高秉坊。有顷，法庭宽大了五分钟，我乘机站上门外的板凳，向法庭内引颈，隔着玻璃窥视，像看哑剧一样，观察庭内各色人等的动作、表情和神态。里面除审判长、法警外，并无陪审员。只见审判长问了什么，律师站起来回答。高秉坊面孔黑红，穿黑色棉衣，坐在一条长凳上，大约是对律师的发言表示满意，还几次露出了微笑……我不懂哑剧，无法“破译”庭内细节，只好将以上情景实录，报告读者。报道名之曰《隔着一层玻璃看审高秉坊记》。
11月9日，高案再审，这次是公开的。我除写了一条消息，还发了一则《旁听杂记》，以庭上各位的动作、神态、问答、语气作了描绘，如：审判长李坚夫是广东人，问话多广东音；证人中有一位管账先生，四川人，常以“啥子？”回问；高秉坊则用十足的山东话回答，偶有数目字或年月日，他会用手摸脑袋想一想怎么说，显得十分谨慎。审判长讯问前湖北税务管理局副局长孔令其时，孔又常以“不知道”作答。高妻唐蕴回话时善于避实就虚。法官问：“你在长寿开过工厂没有？”唐答：“长寿在哪里？我没有去过，不知道。”问：“据调查，你们生活极豪华，不做生意，如何维持？”唐做不屑状，仰首答曰：“叫证人来对证好了。”……这样的记述，暗喻了庭审的荒唐与困难。
那以后我离开了重庆，未再报道高案。1946年1月，重庆地方法院在陈果夫等势力的压力下，仍判处高秉坊无期徒刑。据说高蒙冤入狱后，致力教化犯人，获得褒奖并提前出狱。1950年后，高秉坊在湖南省政府中任职，仍做税务工作。
“罢宴”蒋介石官邸
大公报办公在重庆市郊的李子坝，记者中只有我和曾敏之住在市内通远门中一路的营业部楼上。我们不仅在工作中密切合作，而且成为朝夕相处的好友。白天忙于采访，晚上埋头写稿，临睡之前，有时到马路对面小酒馆打二两泸州大曲，买一盘白斩鸭翅膀，边饮边谈一天的采访见闻，别有一番情趣。
敏之小我一岁，祖籍广东梅县，我则生于天津宁河。两人当年都不过二十六七岁，没有成家，在一起时常嬉戏，他称我“高峰小子”，我则叫他“鸣鸡（敏之）”。两人有时同道采访，遇到某些贪污腐化现象或涉及政府与高官声誉的棘手新闻，敏之喜欢说“干掉它”，意思是不必怕，要敢去碰硬。我俩在一起“干掉它”的事很多，最难忘的一件是在蒋介石重庆官邸闹“罢宴”。
1945年10月，重庆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复员、还都、返乡的工作紧张，新闻也多，记者很忙。一天，我接到驻重庆美国新闻处朋友的电话，说当晚蒋介石夫妇在山洞官邸举行酒会，欢送中国战区美军驻重庆陆海空军官兵回国。我与敏之和新华日报记者鲁明相偕，由美国新闻处派车送往采访。
到了蒋公馆，客厅里已经有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报、新蜀报等十几位记者到场。我们签到后坐在沙发上聊天。不一会儿，国民党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走了进来。此人专门负责接待美军，又是蒋夫人宋美龄的侍从副官，一贯盛气凌人。他拿起签到簿审视了一番，问：“新华日报来了几个人？”语气中含有不欢迎的意思，鲁明坐在沙发上说：“你自己看上面写着几位。”把黄顶了回去。他又问：“哪位是张高峰先生？大公报来了两位吗？”我也坐答：“你说得不错。”彼此明显有了对抗的意味，客厅里沉寂下来。黄仁霖转而发问：“你们怎么得到消息的？”无人回应。各报都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没有义务向他报告。黄又问：“中宣部通知你们了吗？”言外之意，此事应该由中宣部统筹，甚至让中央社发独家新闻，连在场的几家右派报纸也没有份儿。我们三人听得明白，顿感厌恶、愤怒，彼此轻轻碰肘，会意“闹”它一下，给黄一点颜色看。于是一同起身，大步向外走去。黄仁霖没有想到大公报、新华日报记者会来这一手，急忙劝阻道：“三位请留步，吴（国桢）部长马上就到。”然而，我们根本不理睬他，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我们维护记者的尊严，黄仁霖无可奈何。次日，大公报、新华日报都没有发本报记者采写的消息。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四十二年后的1987年10月，时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的敏之回大陆，特地绕道天津，派车接我到他下榻的饭店一叙。老友临门，我喜出望外，不顾常年哮喘与步履艰难，扶杖登车前往。
坐在车里，往事纷呈眼前。1945年底，我与敏之在嘉陵江畔分手，弹指四十二年，只有通信而未再晤面。这期间，“政治恶浪”迭起，许多朋友“呛水”，度着困惑与艰难的岁月。敏之与我也不例外，他被打成“右派”，我被冠以“报棍”，经历自不必说。所幸耳顺之年，迎来了安定团结的盛世年景，心情振奋，各自又在新的岗位加倍努力工作，追补失去的岁月。我们都已年近古稀，促膝谈心的机会还能有几回？我真希望即刻见到他。
那天，敏之牺牲了一次参观机会，留在宾馆等我叙旧。难得啊，分别四十二年才又重逢！敏之来到楼梯口迎我，两人紧紧地握手，相互寻找彼此年轻时的容貌、神态。痕迹不多了，若是在街头相遇，定是不敢相认的。敏之身体虽很健壮，但毕竟是祖父辈的人了，额发都已脱落，而我则“面目皆非”，一副老态。人终究是要老的，可贵的是心不老。敏之还在上夜班编报，我也做着“业余记者”，对于新闻事业，我们仍壮心不已。两位古稀之人忆及当年峥嵘岁月，又谈起“罢宴”蒋公馆的往事，我笑着说：“就那么一次采访蒋介石的机会，还让咱们给‘闹’没了。”[1]
伤残、失业的抗日军人
为了记者的尊严，我和敏之可以拒发蒋介石欢送美国军人的新闻，但我们不能不关心中国抗日军人的命运。战争中，许多军人为了国家、民族流血、负伤、致残，他们后来的境遇却很少被人关注。
1945年9月，我曾专程到坐落于四川乐山青龙嘴镇的“荣军第一盲残教养院”采访，所见所闻令人心酸，后来被我写成通讯发表。报道以《我们都瞎了！》为题，开篇就写道：
这里有五百多个瞎了眼睛的人，甚至连腿也断了。人身上的器官残缺以后，生活上必有许多痛苦，如果再没有适当的工作和娱乐来调剂这苦闷的生活，他们的性情可能会反常，会动手打人，开口骂人，还希望一天到晚有个女人陪伴。
街头川流不息往来的盲军，脸上没有血色，牙齿是黄褐色的，每人都穿着一套不合身的灰军装，头上放着一顶偷工减料做成的小帽——因为太小，只能放在头上。他们人手一根竹竿，‘笃、笃’地走着。附近有个茶馆，盲军三五成群地围着谈天，有时一阵哈哈声，却令人可怕。与其说他们是在大笑，不如说他们是在大哭。瞎了眼睛的人，有说不尽的痛苦！更奇怪的是，几乎每个盲军身边都有一个三分像人七分似鬼的女人，陪伴着他们出入民宅。从表情上显出他们有着火热的亲密，不难推测出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天到晚，五百多个盲军，就这样荡来荡去，游手好闲地瞎活着，没有半点正常的事情做。
荣军院是一所西式平房院落，周围有绿树，院中有红花。从外表看，足能给路过或参观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然而，它光鲜的背后，却是种种凄惨。
那天是星期日，荣军院的院长不在。我径直走进了盲军的寝室。他们睡的全是木板炕，有几个正病着，腰间盖着一层薄军毯，躺在炕上呻吟。荣军院没有医药给他们治病。
两个盲军瞎着眼睛在屋里谈天，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很惊奇地站了起来，连忙请我坐下。一位河南籍的盲军还从军毯边摸出一根香烟来招待我。他说我是两年来第一位进院来访问的外人。他们都显出很兴奋的样子。我们谈话的时间长了，闻声而来的人也多了，似乎每个盲军都有与外人谈话的兴趣和欲望，他们的生活实在太单调了！
这里的一千多只眼睛已瞎了四五年了，陆续转送到荣军院来。战争中，他们中了日寇施放的催泪毒气，缺医少药，很快眼睛就瞎了。从此进入了一个永远看不到光明的黑暗世界，生活发生了彻底改变，有的在后来又因为目盲而失足断腿，更加不幸。
这五百多“瞎英雄”，生活十分清苦。上等兵的薪饷是每月法币六十元，一等兵五十五元，二等兵五十元，此外有特别费五十元，菜金四十五元。每人每天二十五两米（旧制十六两一斤）。如此待遇，连一天三顿饱饭都很难维持。“谁还愿意活下去？！”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说。
吃不饱饭，院里又不能组织他们从事生产，贴补生活，于是有人约几个朋友，凑点本钱，到附近乡间做点小买卖。但是，他们都是盲残，虽有耳朵，却难得听辩出是非、善恶。一群瞎子总不免有时会被睁眼人骗了。常有刚刚积蓄了几个钱，出去做生意被坑骗，血本无归，又扶着那根老竹竿空手回来的。
院里虽有一块待开垦的农田，却连自己的青菜都供应不了。他们告诉我，前些天，因为有人偷挖了附近老百姓的青菜，一群瞎子被打伤了四个，还要被丢到河里去。盲军问：“先生，我们还是人吗？”我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无法回答，心里只感到对他们的愧疚。其实，这愧疚应该是政府的、社会的。
走出他们的房间，我在院子里参观。院子里有一座礼堂，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国父的遗像孤独地挂在墙上。盲军说，那里一年到头也没有过活动，戏剧、音乐更从来没有进过教养院的大门。院里还有一间阅览室，门上一把大锁，想来里面也不会有什么书籍，即使有，对于一群盲军来说也等于虚设，装饰而已。瞎了眼睛的人，需要的是真正有用的东西。凡是看不见、用不上的，在他们都认为是假的。假的东西多了，他们越发苦闷，苦闷极了，就不免要去发泄，因此，盲军打人、骂人、捣毁商店的事，时常在街头发生。他们的人生还有多少乐趣？
带着辛酸、愧疚，我结束了采访。回来写报道，我的眼前总是浮现着临别时的那一幕：十几位盲军向着我声音的方向行礼告别，其中一位还大声叮嘱：“先生，请在报上写写我们的苦情！”
……
抗战胜利后，大批官兵编遣复员，又出现了军人失业问题。
1945年10月间，我在重庆民生路关帝庙附近发现，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军人出入，他们衣衫褴褛，面有菜色，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并且明显营养不良。了解后才知道，那都是日本投降后，因部队编遣而失业的军官。因为十之八九是外省人，编遣以后无处谋生，所以都奔陪都重庆而来，而且愈集愈多。他们有的携带家眷，有的孤苦漂泊，终日无所事事，便出入关帝庙内的茶馆消磨时间。来的多了，关帝庙成了他们临时集会的地方。
某日，我走进了关帝庙，探访这群流离失所的抗日军人。
一位出身军校的失业军官知道了我是记者来采访，迎头就说：“我们抗战八年，打败了鬼子，却抗掉了官职，抗碎了饭碗。这是什么道理？！”一句沉痛、悲愤质问的背后，是他们面临的困境：没有工作，衣食无着，甚至连住处都没有。在沿江码头的趸船上，在较场口的小饭摊，在磁器口的街头，都可以看到他们失落、无助的身影。
他们自发组织了一个失业军官登记处，分为军校毕业与行伍出身两类，互相联系，互相帮助，目的都是请求政府救济。据他们说，政府本来定有救济办法，先由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审查学籍，再到铨叙厅交验证件（铨叙是旧时一种叙官制度，按资历或劳绩核定官职的授予或升迁），核定军阶后造册送军政部，最后由军委会军官总队收容。但是，登记开始后，已有千余人申请了，需要的证件也交验了，但却一束束放入了公文箱，再无下文。失业军官们饿着肚皮，等待着遥遥无期的军阶核定。
我问：“军阶核定很难吗？”他们说：“铨叙厅一定要军委会的任职命令，没有命令的不予审核。那些官老爷就不替我们在前方作战的人想一想，战场上连长阵亡了，排长马上奉命升调或代理；排长阵亡了，班长也是如此。一次战役下来，许多调升的军官，往往是接到前方长官的一个电话就任职了，这在战场上是常事。况且，我们都是营、连、排长之类的下级军官，哪里会有军委会的任职令？”因此，他们请求政府改善登记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从速解决失业军官的生活问题。他们说，凡有任何可以证明官职的证件，查明关系，就应该审核认定。
比起军校毕业的军官，失业的行伍军官们命运更苦。这些自幼扛枪打仗的人，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会写错，想给上峰写个呈文，也要请人代笔。他们又比较老实，很少会请愿之类。尽管他们在关帝庙内自行登记的已有五百多人，也希望得到政府救济，可是开了几次会，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采访归来，我对那些失业军官寄以同情，更替政府感到惭愧。因为，不管他们是否曾经流过血、负过伤，政府总得承认他们为国家当过兵、抗过战。今天抗战胜利了，却是他们流浪、求乞的开始，这无论如何是政府的耻辱。
棉花·黄金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前，重庆市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某些怪象、乱象。我曾多次探访、报道，写过纸烟贩卖、制假的交易，写过鱼市场把头的欺行霸市，记忆较深的，是重庆穷人缺冬衣，以及黄金、美钞市场的疯狂。
1945年10月末，已是深秋时节。重庆街头许多士绅、淑女已经穿上了冬装，但更多的穷苦人却“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瑟缩着身子，穿不上棉衣。
那年，重庆的棉花价格一路高涨。因为复员开始后，大批抗战时内迁的人员，困守西南八年，急于还乡，更有“接收人员”赴任，加之所携物资，一起涌向仅有的水陆通道，交通工具明显不敷使用，民生所需的棉花自然难得及时运到重庆。
往年，四川的棉花一向来自陕西与湖北。抗战时期，政府对花纱实行统制，不得自由买卖，多年来由政府统购，实行专运专卖，供应还不致断档。从1945年10月开始，虽然取消了花纱统制办法，棉商们可以自由买卖了，却又缺乏了运输工具。
靠陆运的陕棉，由宝鸡驮到广元，最少须半月，多则一个月，这势必赔本的生意已经无人问津。陕西的棉农们只好忍痛任棉花腐烂在田里。我问棉商：“多少收购一点来卖，不是总比腐烂了要好吗？”棉商说：“先生，你哪里能算出这里面的损失？现在陕棉压价都没有人收购。水花三斤才得干花一斤，如果收下来卖不出去，再加上收割的工费，岂不干赔本？”我问：“那么，今年冬天重庆会没有棉花卖吗？”棉商说：“那倒不会，已经有许多棉商到湖北去收购了。而且，过去囤积的棉花也开始上市了，只是价格要贵些。”
如此说来，在只有一条水路可以运棉而且运输力量有限的情况下，重庆市场仍然会有棉花的。不过，那又只限于“有能力”购买的人群。且看湖北棉花的流通过程。
抗战胜利，宜昌通航以后，重庆的几大棉帮——黄陂帮、酆都帮、涪陵帮、渝帮等，纷纷至宜昌、沙市一带收购新花。九月初，新花不过一万七千元一担，由于收购者越来越多，十月末已涨到四万五千元一担。宜沙一带的棉花行栈眼见有利可图，便把从棉农手里收购来的棉花囤积起来，等重庆的轮船一到，就知道“钞票来啦！”，立刻抬高棉价。而重庆去的运商却也不急于收购，等轮船走了，棉价跌落，他们才用游击方式四处收购。行栈与运商就这样“捉迷藏”式地缠斗，谁能把握时机，谁就能得利。
运商把收购的棉花交轮船运到重庆，卖给本地铺商，因为加入了运费、人力、佣金，此时的棉花价格已经比收购时至少贵了三成。等到弹成花出售，所有的捐税及运费又都转嫁到买棉花的消费者身上，因此越卖越贵。据棉商说，由于运输困难，棉价有涨无跌。湖北的棉花四五百元一斤，重庆却已经卖到九百元了。这样的高价，对阔人来说不过是一张钞票的事，而穷人身上却实在负担不起这张“纸”了。抗战胜利第一年的冬天，重庆的穷人们却要向瑟瑟寒风递降书了！
重庆的穷人为寒衣发愁，有钱的人们却在为发财疯狂。
战后的重庆，金融市场日渐活跃，加之美军驻华，美援涌入，黄金、美钞成为逐利者的新宠，许多人被它们弄得神魂颠倒。
1945年11月某日，我以好奇的心情到重庆陕西街钱业公会采访，观察那些因黄金、美钞价格涨跌而跳来跳去的人们。
这里原本是钱商市场，同业间的交易也只限于汇兑、存款、放款、贴现以及调拨头寸，但自从被黄金、美钞“打进”以后，汇兑、存放款只好让步，成为当时重庆唯一公开的黄金、美钞市场，事实上又完全是黑市。
一进大门，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两块匾额，上书“利涉大川”“珠树增源”。不错，那里熙熙攘攘的五六百人都是为利而来，没有谁是怀着善心的。只要走进这个市场，如果你今天不打算损人、坑人，那你明天就要准备倾家荡产。
做黄金、美钞生意的人，非常“守时”地早早到来，等候着开盘。这个市场每天分为早午两场，早场自上午八点半至十点半，午场自下午一点到两点。虽然时间不长，却有一番生死较量。
一间大厅内分为三个交易场所，中间做美钞，右边炒黄金，左边办汇兑。因为各银行还没有在收复区设立分支行，所以汇兑业务比较冷落。交易场内既没有桌子，更没有椅子，五六百人挤在一起，几乎是相拥而立。他们绝大多数穿着西装，少数人仍穿长袍，最奇特的装束是，身上穿着西装，手里拿着旱烟袋，俨然两个世纪，显得颇为滑稽。他们谈生意的时候，要凭自己的力气，你拥我挤，像厕所里的蛆虫一般，乱哄哄地蠕动着。
忽然，有一只手伸在众人的头顶上，嘴里喊着，手指上表示着数目，那就是价钱。由一到十，都可以用一只手掌来表示。但那只是尾数。比如一千六百八十元，只要用手指伸出一个表示“八”的代表数就够了。那一千六百元的整数，在前一天收盘时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人伸手后，就会有人接二连三地伸出手来，有的是八十五，有的是七十五，他们开始在价格上较量了。这时，你不能只看他们的手指表示的价目，还要看他们的手心，手心向内是“买进”，手心向外是“抛出”。所以，你看的是一会儿手心，一会儿手背，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如果两只手彼此一击，便是“成交”了。双方马上交换名片，或掏出香烟来联络一番，再慢慢走出市场去交涉。
这些做黄金、美钞生意的人究竟都是干什么的？我无从知道。听口音，江浙人多。每人胸前都挂着一个证章，大约是作为有权交易的证明。
黄金、美钞价格的跳动风云莫测，小本买入卖出的人们，势单力薄，只有求菩萨保佑。拥有大资本者，却很有把握在几个小时内大发横财。他们的办法并不复杂，就是在跌价时大量买进，一旦涨价立刻抛出。或者把自己存的黄金、美钞尽量抛售，迫使价格下跌，跌到相当程度，小本人家眼看要蚀本，于是也随着抛出。于是，大资本者再迅速买进。到第二天，市场势必涨价，他们很轻易地就发了一笔财。而这一切，都需要资本做依靠。
抗战胜利后，因为美国“吃香”，所以市场上做美钞生意的人最多。但是，美钞价格的波动是随着美军总部所在的上海行情而波动的，所以，许多人又想尽办法探听上海行情，以图牟利。行情的掌握又成了关键。有人今天笑着进来，说不定明天就会哭着出去。正可谓“黄金美钞跳上跳下，逐利之徒有哭有笑”。
重庆市场一瞥，或可从一个侧面映衬战后陪都的社会景象。
民主建国会与李烛尘
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创立。
我与民建会的部分创建人的往来，有些渊源。如黄炎培先生的儿子黄季刚、李烛尘先生的长子李文采，都是我的大学老师，李的三子李文明又是我的武大同学。因为这些关系，我与黄炎培、李烛尘两位先生有了交往，进而对民建会的创建过程及其性质也稍有了解。
民建会为一部分产业界及文化教育界人士所组成，从1945年8月开始筹备。鉴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工作颇为慎重，仅筹备会议就曾开过二十多次。它的政治纲领是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当时国共争端日渐公开、升级，内战迫在眉睫的情形下，这样的政纲自然受到各界的重视，认为民建会的创立，对于国家的和平、统一将产生积极的作用，是对人民事业有利的政治组织。
民建会的成立大会，我到会采访。大会代表二百余人，推举胡厥文、黄炎培、黄墨涵为主席团。首由胡厥文先生报告成立宗旨称：“集合不偏不私之人士与闻国事，表达公正之主张。其动机固亦由于对于国事现状之伤心失望也。”继由黄炎培先生报告筹备经过，说明民建会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的政体，“不斗争但辨是非，为人民之生活幸福而努力。其精神以国家之利益为先，团体及个人利益次之”。如它的组织原则草案中有一条“重在选贤与能，而不限定候选人必属于本会”，就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精神，也说明了创立者的无私。会上，彭一湖先生致词，提出“不右倾，不左袒”为民建会的行事准则，并希望由民建会“纠正并扶持在日益堕落中之污浊的政治道德”。黄墨涵先生致词，说明参加组织的动机，“本天赋民权，要与闻国是而已”。章乃器先生是民建会纲领及宣言的起草人，他以自己服务社会三十年的经验，说明必须与闻国事的道理，“尤以中国社会缺乏‘公意’，应由公正人士结为团体起而造成之”。会议讨论了政纲草案、组织原则草案、章程草案，并通过宣言，选举理监事后结束。
1946年1月8日，民建会举行第一次各界招待会时，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等出席。民建对旧政协的初步意见，也首先在中共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这些迹象表明，民建会信任中共，中共也是支持民建会的，这成为后来中共与民建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础。
我与民建会的关系，李烛尘先生是重要纽带。
李烛尘先生是中国工商界知名人物，人们尊称他为“烛老”。1881年，他出生在湖南永顺县毛坝乡，青年时代到日本留学，认识了湖南同乡范旭东先生，两人都学化学，又都有“实业救国”的志愿，于是结为友好。范旭东先毕业回国，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厂，从此结束了中国人吃含有大量杂质的粗盐的历史。李烛尘1917年毕业回国，范旭东便请他到塘沽担任了久大精盐厂的厂长，从此他与天津结缘。
范旭东奋力为中国化学工业拓荒，继久大精盐厂之后，又在塘沽创办了与世界一流制碱工业企业、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对抗的永利制碱厂、中国第一家民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南京兴建中国第一个生产化肥的硫酸铵厂，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起飞，伸展出不可或缺的制碱、制盐两翼，并且形成了著名的“永久黄”实业团体。李烛尘作为范旭东的忠诚合作者，在“永久黄”的成长过程中，付出了三十多年的心血，创造了一整套高效率的经营管理方法。在动乱的旧中国，他为“永久黄”挡风遮雨，赢得了职工们的尊敬。他是“永久黄”领导者中年龄最长者，因此人称“李老太爷”。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范旭东、李烛尘断然抗日，决定“永久黄”内迁，李烛尘受命担任总指挥。他一面布置尽量拆迁设备，防止资敌；一面尽力保护技术人员，安排撤退。先到武汉，最后撤至重庆，分别在四川内江、乐山重建久大、永利、黄海，坚持科研、生产，支援抗日战争。
李烛尘是学工科的，有科学头脑，一向重视调查研究，曾先后到山西、内蒙古、新疆等地勘察盐碱资源。沿途的见闻，为他平添不少愤慨。他看到了人民的艰苦生活，看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特别是抗战时的陕、甘、新之行，使他产生了对延安的向往，对中共的期望。回到重庆后，他开始与周恩来指派的徐冰取得联系。他的早已参加中共的长子李文采从德国留学回来，也对他有过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李烛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表示欢迎。毛泽东在重庆招待产业界人士，李烛尘应邀出席。毛泽东当场盛赞范旭东、李烛尘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的贡献。会后，李烛尘对友人说，“炉火纯青”四字，毛泽东先生当之无愧。一个工商业者有这样的行动、这样的言论，自然引人注目，他在重庆的社会、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不久又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活动，他还以社会贤达身份代表产业界参加了旧政协，积极主张国共合作，消弭内战，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
抗战胜利后，李烛尘回到天津，领导接收久大、永利和复员工作。蒋介石忙于打内战，在经济政策上“偏枯北方”，李烛尘带头为北方工商界呼吁，要求共存。1949年1月，解放军兵临天津城下，得到中共地下党支持的李烛尘，公开出面规劝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等投降。他们不听，最后被俘。
天津解放后，李烛尘当选为天津工商联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主任委员。1949年9月，李烛尘代表产业界参加了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同时担任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50年，他在天津领导工商界四万多人举行抗美援朝爱国示威大游行，发动捐献支前运动，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得到毛泽东的电报嘉奖。1952年，李烛尘响应政府号召，代表永利、久大申请公私合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又是一个带头人。
没有了企业的牵挂，李烛尘便被中央从天津调到北京，一面参加全国工商联、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工作，一面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先后担任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部长。“文革”开始时，李烛尘年事已高，忽然病倒，卧床一年多，1968年10月7日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1950年，经李烛尘先生介绍，我在天津加入了民建会。当时，曾有人问我，你是一个记者，为什么参加了民建？这样的疑问，显然是对民建会的性质有误解。有人认为，民建会是单纯的资本家组织，而我是靠工资收入的脑力劳动者，何必扎进资本家的堆里？其实，民建会从创立之日起，就不单纯是资本家的组织，它的成员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半数是与民族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况且，许多民族工商业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而许多知识分子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出身。况且，历史上，现实中，世界上哪个党派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而有所成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