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打败日寇，扬眉吐气了。战后，举国上下都渴望休养生息，建设国家。然而，和平竟是短暂的，仅仅十个月后，就爆发了全面内战。三年时间，国家腥风血雨，人民水深火热，国民党政权更是风雨飘摇，最终以败退台湾一隅结束了对中国内地的统治。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折。
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结束，父亲做《大公报》记者、特派员，先后在重庆、平津、东北采访，亲历了期间诸多重要事件，采写了大量报道，特别是在内战主战场之一的东北以及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北平的经历，更是他记者生涯中最重要、最丰富多彩的阶段——正值二十七岁至三十岁的年华，肯于奔波，勤于写作，报道最多，也最详尽。以下记述的，就是他亲历亲见的那段历史。
就记者职责而言，父亲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动态与演变；从个人情感来说，他主观上更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披露内战带给人民的灾难与痛苦，当年他写的长篇通讯，大多与此相关。因此，这部自述以局势演变为经，重要事件做纬，侧重于纪实报道，穿插了幕后故事。为了弥补岁月销蚀记忆的差错，特别是后人整理的主观性，本文尽可能使用或依据他当年的报道——如把他当年的诸多长篇通讯直接融入自述，以及他后来写的零散回忆，以保存历史原貌，对读者负责，供后人思考。
此外，内战期间，父亲在北平、东北曾与《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彭子冈、吕德润长期合作，考虑到史实叙述的连续性、完整性，文中同时引述了他们的部分有关报道，并加以注明。但《大公报》当年所发新闻专电多不署名，因此，凡是能够辨析的，都尽可能作了区分；对无法确认的，只好笼统记述。
我之所以引述各前辈的文字，也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友情，弥补他们生前的缺憾。1978年，“文革”后文坛复苏，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着手写回忆录，我父亲从文史研究的角度也曾邀子冈写一些，彭阿姨回信说：“我记忆力不好，旧事难落笔，写不了回忆录。胡兰畦等在写，我则认为写回忆录是大人物的事。”1980年以后，她中风卧床，即使想写也写不成了。1989年，我父亲去世，徐盈伯伯在病中给我写信，再次谈到他们当年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和几十年的情谊，鼓励我设法搜集整理父亲的文稿。90年代初，我与吕德润伯伯聊天，谈起他与我父亲在东北的往事，我请他写出来留给后人，吕伯伯说，他与我父亲讨论过，条件还不成熟，再放一放吧。2004年3月，吕伯伯来信，赠我一册抗战中他随国军远征缅北的战地通讯集，并说：“我在东北写的通讯也在收集中，如整理齐，也准备出书。你处有高峰文存否？如有请复印一份给我。”还说，“我现在走路困难，很少出门。你如有空，盼来玩。”我即前去拜望。我坐在吕伯伯面前，他确实显得苍老了，在房间里走动都困难。但他的思维仍然很清晰，依然用他那带有家乡口音的普通话给我讲述过去的故事。我们主要谈了当年的报道，他一一指点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哪些需要注解，并嘱我再做收集。那天临别时，他坚持送我，还一再感叹后人继承父业者太少，似有无限遗憾……后来，因为收集困难，加之工作忙乱，这件事竟搁置了。现在，我想我可以尽力了却父辈的心愿了。
张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