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龚罗氏就开始坐在这条炕上，每晚睡觉前必是这样盘坐在黑暗中，噗噗地吸着烟斗，这样的画面一直重复到了今天。
那是一种河南产的水烟丝。民国时，人们都是要用黄铜水烟斗来吸这种烟的，烟丝需用酒气闷三天以上。烟斗中的水要用温的，凉了就倒掉换新水。点烟要用火棉，至少也得是火柴，不能用洋蜡，否则那股蜡油味会坏了烟丝原本的香气。这种水烟在解放后从中原传到华北，彼时的人们已没了那么多雅趣，战天斗地的新社会主人们更乐意用一根长长的旱烟杆子去快速解决。烟丝被揉成豌豆大小的一团，塞到烟锅子眼儿当中，对着火猛吸一口就烧到了底。吐出一口浓浓的白烟后，对着烟杆用力一吹，烟丝团会带着未燃尽的青烟滑出一条抛物线飞到地面上，天阳县的人给它起名叫一口香。龚罗氏是女人，没有那么大的肺气，也没那么心浮气躁，她通常要悠悠地品尝上三五口以后，再轻轻地在鞋底上掸掉烟灰。
龚仁德喜欢看母亲吸烟的神态，安静而祥和，好像看到母亲又回到了做名仕夫人的时光。
天阳县人使用的烟杆一般都是用一根榆木掏成的，烟杆有尺把长，把榆木的芯抽了去就自然畅通了，烟锅头是一块榆木疙瘩，上面掏了洞，与后面的杆子相通。洞里一般都紧嵌着一枚切了底打了眼的铜子弹头，用来隔热，以防火烫的烟丝烤焦了榆木。那个年月，打废了的子弹头，不难寻，找民兵一要一大把。
龚罗氏烟杆里的那枚子弹头，与众不同，颇有说道。
听家里的长工说，这根烟杆里镶嵌的那枚子弹头，是沾过血的真家伙。那年名仕的尸体被长工从太原府背回来后，龚罗氏请邻镇的兽医从枪眼里把那枚子弹剜出来，后来镶到了烟杆里。
据说，第一次拿这柄烟杆吸烟后，当天夜里，龚罗氏就做了一个古怪的梦：
梦里她莫名地游荡到了一条街上，眼前一辆辆载满物资的军用大卡车呼啸着开过来，一架架人力三轮车飞奔着跑过去，整条街看上去一派兵慌马乱的景象。龚罗氏好奇地往四下里看，突然看见她的丈夫名仕正站在一幢写着太原丰大银行的小洋楼前，与一个年轻女子交待着什么。她仔细瞅了瞅，认出那女子正是名仕与前妻所生的长女蒂玛·龚。她看见名仕将一个包袱塞给蒂玛，女子则泪眼盈盈地握着父亲的手不想撒开。末了，蒂玛三步一回头地上了一辆军用吉普，带着哭腔不停地小声说：“爹，您多保重！这一别定是一水天涯，女儿不能给您尽孝了！”而名仕只是呆在原地佝偻着身躯轻轻地挥手。龚罗氏想喊他，但嘴里却像梦靥一般发不出一丝声音。就在这时，她看到三个戴着前进帽的男子摸向名仕身后，其中一人突然从衣襟下掏出一把盒子枪，照着名仕的后背嗙地开了一枪。名仕的身体猛烈地向前一晃，但并没有栽倒，他拼了命地往前跑，鲜血沥沥拉拉洒在身后的路面上。其余两个男子还要从怀里摸枪，带头的男子悄声招呼说：“反动派接头人中了枪，活不长。同志们撤！”三人于是挤在炸了锅的人群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梦醒后，龚罗氏反复思谋这个奇怪的梦。等她悟透之后，便再也不许家人提起名仕去太原府这件事了。
名仕走得太突然，连一句后事都没来得及交待，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交待家财的藏处。他这一走，龚罗氏的日子就过得犯了难。龚罗氏本是大家出身，懂得礼法，原本从不过问家里的钱财。在战乱前的平顺年月，名仕每月往她的梳头匣子里放进恰当的生活开销，龚罗氏就照着这个数去打理日子，倒也一直过得安稳，谁也不曾想到此生会经历如此重大的变故。
临去太原府前夜，名仕把龚罗氏叫到了堂屋，说要出门几日，嘱咐她操心守家。龚罗氏点头应答。两个人坐在圈椅上沉默了许久，名仕似有交待家底之意，最后却不知为何欲言又止。龚罗氏猜测名仕此行可能与时局和蒂玛有关，但毕竟那是人家和前妻所生之女，所以她也不便多问。两个人就坐在堂屋里，只相互说了些不咸不淡的记得关门勿忘添衣之类的口水话作罢，岂料从此阴阳两隔。
名仕归天后，龚罗氏在悲痛之余，也曾翻箱倒柜地找寻过无数遍家财之所藏，却一直无果。但龚罗氏一直不死心，因为按照龚家的家底，两代富足传家至今，不说万贯家财好歹也能攒下几百枚袁大头或几十个银元宝才是。
名仕归天不久之后，也就是到了四八年的年底，因为战备需要，部队上征用了龚家的这一套三进宅院。四九年解放后，直接将这处院子用作镇武装部的办公之所。
龚罗氏寻翻了那么久，未能找到一文半子，可祖屋经武装部翻修时，人家却在她家堂屋的地下，就是名仕生前常坐的圈椅压着的方砖之下，挖出了整整两瓮白花花的银元！
事实上，龚罗氏在这所三进院的每一堵墙壁上都敲过声，在每一块地面上都跺过脚，就是不曾挪动过那把神圣的圈椅。在她看来，那把圈椅象征着这个家庭的威严和荣耀，更是对亡夫思念的寄托，而绳子恰恰就是从这细处给断了。
龚罗氏也曾到武装部去打探过，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里曾挖出过真金白银，除了秦作主媳妇私下里给她透过的风儿。
秦作主原是龚罗氏家的长工，因为会几下拳脚，解放后加入了镇武装部。那天翻修堂屋就是秦作主和另外一个叫孙得利的武装干事一起当班。秦作主眼尖且在龚罗氏家服务过近十年，心里一直就留着一根弦，所以当白货见光的一刹那，孙得利惊得只管张开大嘴愣在原地，秦作主已然迅速地俯下身去，用双手满满捧了一把银元，从领口倒进了怀里。
那孙得利回过神后没敢下手，而是撒腿跑去把武装部长洪安通给叫了过来。洪安通就住在武装部院内的宿舍。那天是轮休日，没他的班，他正躺在炕上打盹。听了孙得利的报告，洪安通腾地跳下地，抄起门背后的“汉阳造”冲了出去。洪安通是打过仗的军人，攻陷过城区，洗劫过大宅，处理这种情况得心应手。到了堂屋，孙得利正要张嘴仔细地把情况复述一遍，洪安通摆摆手，他把枪托子重重地往上一撞，拉下脸来用浑厚的声音沉声问道：
“谁黑吃了，现在就给老子吐出来！这是政府的东西，必须交公！”
孙得利摊了摊手，然后指向秦作主。老秦不服气地说：
“凭什么交公？谁抢着就是谁的，八路军当年也这么干。”
说完，老秦又弯下腰，继续一把一把地往怀里揣。这时候，他的身后砰地响了一声，随着这一声枪响，秦作主的身体像个漏了底的面口袋，软软地倒了下去，整个身子扑倒在一瓮白花花的银元上，鲜红的血咕咕地流淌，糊在一枚枚亮闪闪的袁大头上面。孙得利傻了眼，张着嘴愣在原地，像被施了定身法。空气一时间凝固了，只有洪部长手中黑洞洞的“汉阳造”的枪口，尚有丝丝青烟在袅袅上升，空气中刹时弥散出一股呛人的硫磺味。等醒过味来，孙得利咚地一声跪倒在地，想说点什么表态的话，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好惊恐地举起双手，不断重复说：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洪安通依旧面无表情，吩咐道：
“你也去装上一把，这是你的辛苦钱。”
孙得利盯着洪安通，不明白他此话何意，哪敢伸手。
“拿吧拿吧，伸了手了就管住嘴了。”洪安通补充道。
孙得利一听，再不敢推辞，只好象征性地抓了一小把装进衣兜。
等他装完，洪安通又发话了：
“把坑填上，当它啥也没发生过。”
孙得利愣了一下，问道：
“秦作主咋办？”
洪安通说：“拖上来呗，这还用问？填好坑后，你去通知他家属来领遗体。别忘了把他身上藏的银元都掏出来，扔回瓮里去。”
孙得利赶紧如法照办，打心底他对这位总黑着脸的部长就感到害怕。处理妥当临要出门，突然他想起个事，于是停下脚步，转头又向洪安通请示道：
“洪部长，老秦媳妇要是问起死因，我咋答？”
洪安通正一下一下往地上撞着枪托，头也不抬地沉稳答道：
“就说他不按规程干活，用步枪托子砸地砖，走了火。”
说完，抬手把汉阳造扔到了秦作主的身子旁。
秦作主的尸体被抬回家放上炕时，已经浑身僵硬，胳膊腿儿都呈怀抱的姿势，蜷缩着根本没法换寿衣。他媳妇无奈，只好用剪子把他身上的污衣剪开。剪到裆部的时候，剪刀碰到了个硬东西。撕开裤衩一看，发现老秦的屁股缝中居然夹着一枚银元。老秦媳妇觉得蹊跷，琢磨了一会儿，她喊来族人抬着秦作主的尸体直奔武装部。因为只是猜测，并无具体由头，所以老秦媳妇只管把尸体明晃晃地停到武装部的当院里，然后开始无说辞的哭闹。
哭闹了半晌，洪部长露了面。
实际上洪安通的心里也在打鼓，他站在办公室里透过窗户，一直在观察老秦媳妇的动静。生怕她做出寻死觅活这等的不理智举动，农妇向来爱使这一招，那会让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但观察了一会儿，洪安通发现老秦媳妇并无此意。不过看她那副得不到说法不罢休的架势，洪安通推测，她应该是从她家男人尸体上发现了什么端倪，估计此番是冲着要好处来的。于是，洪部长表现得很善解人意，他走出办公室上前圪蹴在地上，和蔼地和老秦媳妇拉呱，表示完全理解她当下孤儿寡母的处境，可以帮着给往上报一报，争取给老秦申请个烈士称号。洪安通一边与秦家媳妇说着话，一边指挥人把他的办公桌椅往堂屋里搬。洪安通说堂屋里死了人还当做武装部的会议室不吉利，他是军人出身不怕神鬼。洪安通与秦家媳妇说过几句话之后便不再搭理她，只顾忙着指挥搬东西。秦家媳妇看这长官气定神闲并且着实忙得很，也不敢太过无理取闹，于是吭吭唧唧地又多讹了五十斤白面作为抚恤金，便也觉得合了意，终于抬尸回家办丧事去了。
不过老秦媳妇断定她家男人绝无那吃五谷拉银元的本事，屁股缝里怎么就会凭空多出一块银元？这事定有蹊跷。于是她私下里就找原先的主家龚罗氏把她的怀疑述说了一番，并且添油加醋地表示，老秦夜儿个给她托了梦，告诉她龚家祖屋的地下，铺着整整一层黄货和白货。
龚罗氏听得出秦家媳妇这话说得有些添油加醋，不过倒也说到了她的心坎上。她一直坚信她家的家财就埋在某个地方，现在突然传出这么个事，估计应非空穴来风。
等到龚罗氏到武装部求证的时候，洪安通已经威严地端坐在新挪的办公室里看上了战备简报，办公桌椅正好压在原先圈椅下面的方砖上。
这洪安通不是本地人，据说是四八年部队在此打仗后，他因为负了伤，所以留在了天阳县。龚罗氏向来对家外的事漠不关心，所以，听老秦媳妇提及，才知道有这么个外地人住在她家原先的祖宅里。老秦媳妇眉飞色舞地对龚罗氏说，那洪安通一看就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人，心机深得很。人家说他负过伤，可看起来不缺胳膊不缺腿的，根本就不像残疾人。估计是为了在地方上捞个官当，自己编造的假负伤。龚罗氏面上冲老秦媳妇点着头，实际上她打心里不关心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她心里想得是，对方纵然是个土匪，为了讨回家财，她也要去找他问个究竟。
那洪安通虽是外地人，但来镇上任职后也间或听说过这处宅院主家的一些往事，知道旧官僚龚某人留下了一个漂亮的寡妇。饶是如此，在龚罗氏进门的一瞬间，洪安通还是被她的美貌给惊到了。洪安通自认阅女人无数，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女人无非占全了五点：盘亮，条顺，胸鼓，臀翘，蚌滑，但龚罗氏的美却是他从不曾见识过也无法量化描述的。依他的知识和眼见，他还叫不出龚罗氏身上那种超越了屁股和脸蛋的美，原来称之为气韵。
整个枯荣镇上都知道，龚罗氏的娘家大有来头。龚罗氏的四姑奶奶是邻县响当当的人物，人称罗娘娘。当然，这只是百姓们盲目的尊称，严格意义上讲，四姑奶奶不是娘娘，充其量可以算作妃嫔。入没入清宫的正册不得而知，但确确实实是光绪二十六年光绪帝随慈禧避祸时，路过邻县，当地县衙给皇上正选的侍侵秀女。虽然光绪只在当地留宿了一晚，第二天并未将罗娘娘带走随驾，但龙幸的家庭因此得到了不同于一般富绅的身份和地位，甚至沉淀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韵。当年也正是因为龚家太爷爷护驾至邻县交接，与前来接驾的罗家人结识，才有了往后的这一段姻缘。在枯荣镇，人们俏皮地把龚罗氏也称为小罗娘娘。
洪安通看到龚罗氏而失神的那一刻，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老子一定要扒掉这个娘娘的裤子，看一看她的下面是不是镶了金边儿。
那一天是五零年的腊八节，龚罗氏正值三十八岁生日。
六十多年过去了，当我闲下来回想起镇上老人们传的这些旧事，感觉像是在听一出古戏文，完全不觉得它曾是发生在我家的真实事情。这几十年的变化着实太大，大到仿佛与历史断了联系。
关妙慈到底是个书呆子，听我讲完这段故事，她居然合上记录本，怔怔地自言自语：
“想像不出来，如果你家把那两瓮银元自己挖出来，你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肯定不会再进到看守所了，这是肯定的。没准儿从小就是个少爷，听留声机，喝葡萄酒，长大了去留洋，像围城里的方鸿渐。今天，或许是某个跨国集团中国区的买办。命运啊，真是一道难解的题！”
你说，她这不是典型的替古人担忧吗？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哪来那么多如果？
她还书呆子般地认真问我：
“你想没想过这样的假设？”
想让我上套？办不到！祸从口出，这道理于我而言，太深刻了。我义正言辞地回答她：
“不劳而获的思想要不得，那是可耻的。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闹革命，要革的就是像我家这样不劳而获者的命，为的是让大多数人得解放。”
关妙慈听出我的戒心，她皱了皱眉，又把本子打开，对我说，好了好了，不说这个，继续往下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