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仪式刚刚开始。其实，主日学校九点就开始了，范尼本来应该到教堂来上主日学校。但这个星期天，因为我，他得到了特别许可。说实话，亨特太太有点懒，其实也不想那么早起来催着范尼上主日学校。主日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崇拜她——她仔细清洗、装束的身段，还有她洁白如雪的灵魂。弗兰克可不想起来送范尼去上主日学校，姐姐们也不想让她们这个头发毛茸茸的弟弟脏了她们的手。于是，亨特太太只好深深叹一口气，赞美着上帝，起来催范尼穿衣服。不过，除非她手拉手把他拉到主日学校，他一般都不会去。而且，有好多次，这个女人高高兴兴地离开教堂，并不知道她唯一的儿子人在哪里。好久以后，弗兰克告诉我：“阿丽丝自己不想烦心的事，就交托给主。”
这个教堂以前是一家邮局。我不知道这座建筑为什么要被卖掉，或者为什么有人会买它，因为这座楼看起来还是像一家邮局，又长又黑又矮。他们推倒了一些墙壁，放了一些长凳，摆上了教堂的标记和时间表。但是，屋顶还是那种可怕的压出皱纹的锡皮，他们要么是把它油漆成了棕色，要么就是没有上油漆。你进门时，布道台看起来很远。说实话，教堂里的人只是因为他们的教堂这么大、他们居然设法搞到了这个地方，就觉得特别自豪。当然，我（或多或少）有点更习惯去阿比西尼亚。那儿更亮，还有个楼座。我曾经坐在楼座里，坐在妈妈腿上。每次我听见某首歌，《无云之日》，我就再次回到了那个楼座，回到了妈妈腿上。每次我听见《祝福寂静》，我就想起范尼的教会和范尼的妈妈。我并不是说这首歌或者教堂很安静，但我不记得在我们的教会里听过这首歌。我会一直把这首歌和范尼的教会联系在一起，因为当他们在星期日上午唱这首歌的时候，范尼的妈妈就高兴起来了。
人们在神的大能下高兴起来、昏死过去的情景，总是值得一看的，尽管这样的情景很常见。不过，我们教堂里的人不会经常高兴起来：我们比神圣教派的人更值得尊敬，更文明。我还是觉得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但我想这只是因为范尼讨厌它。
教堂特别宽，所以有三条走道。和你的想法正好相反，有三条走道，要找到中间那条走道，比只有一条走道时要难得多。你得有找到它的本能。我们进了教堂，亨特太太领着我们直接走进最靠左面那条走道，于是，右面这两条走道的人全都扭过头来看我们。而且，说实在的，我们也真是一大景观。首先，是黑黑的、长着长腿的我，穿着蓝色裙子，头发拉直了，上面扎着一只蓝蝴蝶结。然后是范尼，他拉着我的手，一副受罪的模样，穿着白衬衣、蓝西装，系着蓝领带，他的头发散发着暗暗的、绝望的光泽，不像是他涂在头发里的凡士林，倒像是他头皮上的汗水。接着是亨特太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我们一进教堂的门起，她就充满了对她那两个小异教徒的庄严的爱，押着我们走到了我们的施恩座前。她那天穿的是粉色或者米色的衣服，我现在有点拿不准，但在那天的一片灰蒙中，她的衣服很显眼。她还戴着女人们曾经戴的那种特别可怕的帽子，上面有个面纱，长度在眉毛或鼻子处，总是让人看了觉得你像得了什么病似的。她还穿着高跟鞋，高跟鞋发出某种声响，就像手枪一样，她高贵地昂着头。她一进教堂就得到了拯救，她就是神圣化了的神圣，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是怎么让我在内心深处瑟瑟发抖的。就像你根本别指望跟她说什么话，什么也说不了，除非你想穿过这个活着的上帝之手。而他则会先跟她合计一下，才会搭理你。她领着我们走到第一排，让我们在施恩座前坐下。她让我们坐下，自己则跪着，双膝跪下，我是说，她在她座位前跪下，低着头，捂着眼睛，还仔细地不要把面纱搞乱。我偷偷看了一眼范尼，但范尼不朝我这儿看。亨特太太站起来，她面朝着整个教众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才谦恭地坐下。
有个人在作见证，一个长着红头发的年轻小伙子，他在讲主，讲主是怎么洗涤了他灵魂中的污点，把所有的欲望从他的肉体中清除出去。我长大一些以后，还看见过他。他叫乔治。我看见过他在门廊下或者马路边上打瞌睡，他死于毒品过量。整个教区会众拼命对他说阿门，讲坛上一位大块头姐妹，穿着白色的长袍，跳起来大吼一声。他们嚷着：“帮助他啊，耶稣我主，帮助他！”他一坐下，另一位姊妹，她叫罗斯，不久以后，她就不再来教堂了，她生了一个小孩——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情景，我那时差不多十四岁，她在雪地里走着，脸上全是印迹，手全肿了，头上包着一块破布，袜子滑了下来，自己给自己唱着歌——她站起来开始唱着：“你倚靠着主，走出旷野时，心意如何？”这时，范尼看了我一眼，就那么一瞥。亨特太太在拍着手唱着歌。教众里燃起了一道火。
这时，我开始看另一个姊妹，她坐在范尼另外一边，比亨特太太皮肤黑，长得比亨特太太难看，但穿得和亨特太太一样漂亮，她伸出双手，高声喊着：“神！神！神！祝福你的圣名，耶稣！祝福你的圣名，耶稣！”亨特太太也开始高声叫喊，好像是为了呼应她。她们俩好像是在互相占对方的上风。这个姊妹穿着蓝色的衣服，很深的蓝色，她还戴着一顶颜色相配的蓝色帽子，那种像头顶帽那样往后戴的帽子，帽子上有一朵白玫瑰，她一动，白玫瑰也动一动，她一低头，白玫瑰也低头。这朵白玫瑰就像某种奇怪的光亮，尤其在她这么黑、穿着颜色这么深的衣服的情况下。范尼和我就那么坐在她们中间，整个会众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毫不留情。范尼和我互不相碰，我们也不看彼此，然而我们互相倚靠着对方，就像一艘晃动的船上的孩子们。后排有个小男孩，我后来也认识他了，他的名字叫特迪，是一个大块头的棕色皮肤的男孩，除了该重的地方全都重，大腿、手、臀部、脚，就像一个倒过来的蘑菇，他开始唱歌：“祝福寂静，神圣的寂静。”
“我灵魂的安慰。”亨特太太唱道。
“在暴风雨中的大海上。”范尼另外一边的黑皮肤的姊妹唱道。
“耶稣对我说话。”亨特太太唱。
“波涛不再汹涌激荡！”黑皮肤的姊妹又唱。
特迪拿起手鼓，这就给钢琴手送去了信号——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钢琴手，他是个高高的、黑黑的、看着有点邪恶的黑哥们儿，他的手看着就是为了掐人而生。他就用这双手袭击着琴键，就像是狠揍某个他记得的人的脑袋一样。毫无疑问，教众也记得他们的仇人，他们崩溃了。整个教堂开始摇晃。他们也以另一种方式动摇了我和范尼，尽管他们并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谁也不爱我们。或者说，现在，我们知道谁爱我们。那儿没有人爱我们。
有意思的是，当你周围环绕着恐怖的时候，你会抓住什么东西来熬过这些恐怖。我猜我到死都会记住那个黑女士的白玫瑰。突然之间，它好像在那个可怕的地方突然站了起来，我抓住了范尼的手——我都不知道我要抓他的手。然后，我们两边，两位女士突然一起跳起舞来，一边还吼叫着：圣舞。戴着玫瑰的那位女士头朝前方，玫瑰像闪电一样在她头周围晃动着。我们的头，还有戴面纱那位女士的头朝着后方：面纱现在高高地挂在她额头上面，环绕着额头，看着像一道黑水，给我们受洗，喷洒在她身上。人们在我们身边挪动着，给她们腾地方，然后她们就跳到中间那条过道上去了。她们俩都提着手袋。她们俩都穿着高跟鞋。
范尼和我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教堂。我们从来不谈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只是，当我第一次到监狱里去看他，走上那些台阶、穿过那些大厅时，我觉得就像走进教堂一样。
既然我已经跟范尼说了孩子的事，我知道我得告诉妈妈和姐姐——姐姐名叫欧内斯汀，比我大四岁——还得告诉爸爸和弗兰克。我下了公共汽车，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往西走几条街，到弗兰克家去，还是往东走一条街，回我家。但我感觉很不对劲，我想还是回家吧。我其实想先告诉弗兰克，再告诉妈妈。但我觉得我走不了那么远。
我妈妈是个有点怪的女人——人们都这么说，我出生时她二十四岁，所以她现在四十多岁了。我得告诉你，我爱她。我觉得她是个漂亮女人。她可能长得不好看——甭管在这个盲人之国，“好看”是他妈什么意思。妈妈开始发福了。她也开始有白头发了，不过只是在脖子后面，她们这一代人管那儿叫“厨房”，还有在她头顶正中间——所以，她只是在低头或者转过脖子的时候，才能让人看见她的白发，天晓得，她并不经常低头或者转过头去。如果她正面对着你，她的头发是全黑的。她名叫莎伦。她以前想当歌手。她出生在伯明翰，十九岁时设法逃出了那个地狱的角落，跟着一个流浪乐队跑了，或者具体点说，跟着鼓手跑了。这事没成，因为，就像她说的，“真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过他。我很年轻，但我现在想，我那时到了该懂事的年龄，却还是不懂事。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吧。总之，我知道我不是个足够成熟的女人，不能给他提供他需要的东西”。
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最后那么多地方，她偏偏流落到了奥尔巴尼，在酒吧里当吧女。她那年二十岁，她终于明白，虽然她嗓子好，但她不是一名歌手。要成为一个歌手，需要很多嗓子之外的东西。这也意味着，她有点失落了。她觉得自己沉沦了。每一天，她周围的人也在沉沦。奥尔巴尼也不是上帝送给黑人的礼物。
当然，我必须要说一声，我也觉得美国不是上帝给任何人的礼物——如果是，上帝肯定也没几天活头了。这些人说他们侍奉的上帝——确实也在侍奉，侍奉的方式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肯定有一种恶劣的幽默感。如果他是个男人，或者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你得把他给揍扁了。
在奥尔巴尼，她遇见了约瑟夫，我爸爸，她是在汽车站遇见他的。他比她大五岁，在汽车站当搬运工。他是波士顿人，本来是商船上的水手。他自己困在奥尔巴尼，主要是因为一个比他年纪大些的女人，这个女人实在不想让他老是出海。等莎伦，我妈妈，拎着她的纸箱子，睁着大大的恐惧的眼睛走进汽车站时，他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也快结束了——约瑟夫不喜欢汽车站——那会儿正是朝鲜战争时期，所以他知道，如果他不马上出海，他就得参加陆军，而他肯定不会喜欢参加陆军。就像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很多事情一起发生：莎伦来了。
他说，我相信他说的，他一看见她离开售票口，自己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往周围看着，他就知道，他再也不会让她走出他的视野。她假装看起来很厉害、无忧无虑，但她一看就是吓坏了的样子。他说，他很想笑，与此同时，她那惊慌的眼睛里，又有什么东西让他想哭。
他朝她走去，一点儿时间都不浪费。
“对不起，小姐。你是去城里吗？”
“你是说，纽约城？”
“是的，小姐。到纽约——城。”
“是。”她说，两眼瞪着他。
“我也去，”他说，就在那一刻才决定下来的，不过他基本肯定他身上有买一张车票的钱，“但我对城里不熟。你呢？”
“哦，不，不太熟。”她说，看起来更惊慌了，因为她真的不知道这个疯子是谁，或者他想要什么。她到纽约去过几次，跟着她的鼓手。
“嗯，我有个叔叔住在那儿，”他说，“他把他的地址给我了，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地方在哪儿。”他对纽约一点儿也不熟，他主要是在旧金山工作，他给了妈妈一个他脑子里随便想到的地址，这让她看起来更害怕了。那是华尔街上某个地方的地址。
“哦，对，”她说，“不过我不知道有什么有色人种住在那儿。”她不敢告诉这个神经病，其实没有任何人住在那儿，那儿除了咖啡馆、仓库和办公楼就他妈什么都没有。“只有白人。”她说，看起来像是要找个地方逃走。
“对啊，”他说，“我叔叔是白人。”然后他在她身旁坐下。
他得去售票口买票，但他还不敢从她身边走开，他担心她会从此消失。现在，汽车来了，她站了起来。于是，他站起来，提起她的包，说：“我来。”然后他挽着她的胳膊，拉着她走到售票口。他买票的时候，她就站在他身边。她除了张口喊救命，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她也不能阻止他上公共汽车。她希望在到达纽约之前想出个什么法子。
自然，到了纽约以后，她并没有摆脱他，他看起来也不像急着要去找他的白人叔叔的样子。他们到了纽约，他帮着她在一家出租屋里住下，他去了基督教青年会。他第二天来带她去吃早饭。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娶了她，然后出海了。而我妈妈，开始安下心来过日子。
我相信，她会接受关于孩子的消息，欧内斯汀姐姐也会。爸爸可能觉得有点难以接受，但这主要是他不像妈妈和欧内斯汀那样了解他的女儿。唉。他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担心，他还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