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我受洗时的名字叫克莱门汀，所以如果大伙儿管我叫克莱门，想想看，就算是叫我克莱门汀，应该也可以，因为这毕竟是我的名字。但他们都不这么叫我。大伙儿都管我叫蒂希。我觉得这样也行。我累了，我开始想，说不定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道理。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道理，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不过这个想法实在是很可怕。有了这样的想法，肯定是因为遇到麻烦了——而且是遇到了没有道理的麻烦。
今天，我去看范尼。范尼也不是他的名字，他受洗的时候名字叫阿朗佐——人们要是管他叫朗尼，说不定还说得过去。但是，不，我们一直叫他范尼。他全名叫阿朗佐·亨特。我生下来就认识他，我也希望我一直和他相知到老。但是，我只是在要告诉他什么特别严重的坏消息时，才管他叫阿朗佐。
今天，我说：“阿朗佐？”
然后他就看着我，带着那种警觉的表情，每次我喊他的大名，他都是这个表情。
他在坐牢。我们就在这里，我坐在一面大墙前的长凳上，他也坐在一面大墙前的长凳上。我们面对面，中间是一道玻璃墙。隔着墙听不清对面人说的话，于是你们俩都有一只小电话。你得通过电话说话。我不知道人为什么在电话上说话时都低着头，但他们总是低着头。你得记着，说话的时候，要抬头看着和你说话的那个人。
我现在记住了，因为他在坐牢，我爱他的眼睛，每次我看见他，都担心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于是，我一到那里就拿起电话，握着电话，一直抬头看着他。
然后，我说“阿朗佐？”的时候，他低下头去，然后他又抬起头来，他笑了，握着电话，等待着。
我祈盼，任何人，凝望着他们挚爱的任何人时，中间不要隔着一道玻璃。
我本来想那么说的，说出来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我本来想若无其事地说出来，这样他就不会太难过，这样他就会明白，我说的时候，心里并没有任何责怪他的意思。
是这样的：我了解他。他很骄傲，他也爱操心，仔细寻思一下，我也知道，这是他蹲监狱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一点他不知道。他已经操心过度了，我不想让他为我操心。实际上，我必须告诉他一件事，而我压根儿就不想告诉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告诉他。他必须知道。
我还想，等他不那么操心的时候，当他晚上独自躺着的时候，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当他处在自己最深邃之处的时候，或许，想起这件事，他会高兴起来。这对他可能会有好处。
我说：“阿朗佐，我们有孩子了。”
我看着他。我知道我在微笑。他的脸看着像是在水中飞速下沉。我摸不着他。我多么想抚摸他。我又笑了，我握着电话的手湿透了，有一个刹那，我根本就看不见他，我摇摇头，我的脸湿润了，我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你别担心。我很高兴。”
但他现在离我那么遥远，孤零零一个人。我等着他回过神来。我可以看见这个念头闪过他的脸：我的孩子？我知道他会想到这个。我不是说他会怀疑我，但男人会这么想。他在那里独自一人、离我而去的那几秒钟之内，这个孩子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比监狱更加真实，比我更加真实。
我应该早点说出来：我们没有结婚。这件事对他更要紧，对我来说没那么要紧，但我理解他的感觉。我们本来是要结婚的，但他进监狱了。
范尼二十二岁。我十九岁。
他问了我一个荒唐的问题：“你肯定？”
“不。我不肯定。我说这个纯粹是搅和你的脑子。”
他乐了。他乐了，因为这下子他回过神了。
“咱们怎么办？”他问我——就像个小男孩一样。
“哦，我们总不能把他淹死。所以，我想我们得把他养大。”
范尼仰起头来，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我就觉得，第一步，我一直最担惊受怕的部分，应该没事了。
“你告诉弗兰克了吗？”他问我。
弗兰克是他爸爸。
我说：“还没呢。”
“你跟你父母说了？”
“还没呢。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们。我只是想先告诉你。”
“啊，”他说，“我也觉得这么做更合适。一个孩子。”
他看着我，然后低下头来。“你怎么办呢，真的？”
“我该干吗还干吗。我要一直上班，上到最后一个月。然后，妈妈和姐姐会照顾我，你不用担心。而且，不管怎么说，那时候你早该出来了。”
“你敢肯定？”他微笑着问。
“当然了。我敢肯定。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我知道他怎么想，但我不能让我自己也那样想——现在不行，看着他的时候不行。我必须语气坚定。
范尼后面出来一个人，他该走了。范尼笑着，举起拳头，他总是举起拳头，我也举起我的拳头，他站起来了。在这里看见他，看见他有那么高，我总是有点吃惊。当然，他瘦了，瘦了之后也显得更高了。
他转过身，走出门去，门在他后面关上了。
我觉得头晕。我一整天没有吃什么东西，天色也晚了。
我走出门来，穿过那些我越来越痛恨的又长又宽的楼道，这些楼道比撒哈拉沙漠还要宽阔。撒哈拉沙漠从来不是空旷的；这些楼道也从来不会空旷。如果你穿越撒哈拉沙漠，如果你倒下了，秃鹫闻到了你的死亡，觉得你要死了，会渐渐过来绕着你飞。它们飞得越来越低，它们等候着。它们知道，什么时候灵魂不能回来了，肉体就准备就绪了。穷人总是在穿越撒哈拉沙漠。律师、担保人和整个人群都绕着穷人飞，跟秃鹫一模一样。当然，他们也并不比穷人富裕多少，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变成了秃鹫、食腐动物、无耻的垃圾拾荒人，我这里说的也包括黑人。从多方面看，黑人更糟糕。凭良心说，我真该觉得羞耻。但是，我得好好想想，我现在想，说不定我不用觉得羞耻。我不知道，为了把范尼救出监狱，我还能有什么不能做的事情。在那里，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别的羞耻，除了我这样的羞耻，除了那些辛勤劳作、称我为闺女的黑人老妇的羞耻，还有那些骄傲的波多黎各人的羞耻，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比如说，和他们交谈的人都不会说西班牙语，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亲爱的人进了监狱而感到羞耻。但是他们不该感到羞耻。那些主管这些监狱的人才应该觉得羞耻。
我一点也不为范尼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为他自豪。他是一条汉子。看看他是怎样承担这一切荒唐事的，你就知道他是一条汉子。我承认，我有时候感到害怕，因为没有人能够永远承受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摧残。然而，你总得想个法子从一天捱到下一天。如果你想得太远，哪怕你只是试图往长远处想一想，你根本就没法活下去了。
我有时候坐地铁回家，有时候坐公共汽车。今天，我坐了公共汽车，因为坐公共汽车花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我心里有很多事情要想清楚。
遇上麻烦事，对人的头脑会产生奇怪的影响。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这件事。你就这样度过一些日子，你好像能够听见人说话，你好像也在和他们说话，你好像是在做着你该做的事情，或者，至少你的活儿是干完了。但是，你一个人也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见。如果谁问你，你那天干什么了，你还要想一想才能回答。与此同时，就是在这同样一天——这一点真是很难解释——你看见的人，又和你从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他们像刀片一样熠熠闪光。可能你看他们的方式，和你出事之前看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可能你在琢磨他们是怎么回事，但琢磨的方式有所不同，于是他们就变得有些陌生。可能你害怕、麻木了，因为你再也不知道，如果你碰到什么事情，是不是能够指望什么人帮忙。
而且，即使他们想帮忙，他们又能做得了什么？我不能跟公共汽车上的人说，喂，范尼出事了，他进监狱了——你能想象，如果他们听我亲口告诉他们，我爱一个蹲监狱的人——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犯过什么罪，他是个美好的人，请帮帮他——你能想象，这辆公共汽车上的人会对我说什么吗？你能想象，这辆公共汽车上的人会说什么吗？你会说什么？我不能说，我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也很害怕，我不想我孩子的父亲出什么事，别让他老死在监牢，求求你，啊，求求你！你不能这么说。这就意味着，你什么也不能说。麻烦就在于你孤单无依。你坐下来，你看着窗外，你心里琢磨着，你会不会下半辈子就这样坐着这趟公共汽车来回往返。如果你只能这么着，那你的孩子呢？范尼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以前喜欢过这座城市，那么现在你不喜欢了。一旦我摆脱这件事，一旦我们摆脱这件事，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到纽约城里去了。
从前，我可能喜欢过纽约，很久以前，爸爸曾经带着我和姐姐来这里，我们会在这里看人，看大楼，爸爸会给我们指点不同的景点，我们会在炮台公园逗留，吃冰激凌、吃热狗。那些日子真是美好，我们总是很幸福——但那是因为我爸爸，而不是因为纽约。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爸爸爱我们。而现在，我知道，我现在当然知道，这座城市不爱我们。他们看着我们，就像我们是斑马一样——而你知道，有些人喜欢斑马，有些人不喜欢。但谁也不会去问问斑马自己感觉如何。
确实，除了费城和奥尔巴尼，我也没有见过多少别的城市，但我敢发誓，纽约肯定是世界上最丑、最脏的城市。它肯定有最丑陋的建筑和最乖戾的人群。它肯定有最坏的警察。如果哪个地方更糟糕，那肯定是个离地狱很近地方，你能闻到煎炸人的味道。仔细想想，这恰恰就是夏天时纽约的味道。
我是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碰见范尼的。我还很小，他没那么小。我六岁左右——差不多就那么大，他九岁左右。他们住在街对面，他和他们家人，他的妈妈和两个姐姐还有他爸爸。他的爸爸开着一间裁缝铺子。现在回头看看，我有点纳闷，他开这间裁缝铺究竟图的是什么：我们认识的人都没钱把衣服带到裁缝铺里去——不，说不定隔好长时间有那么一个。但是，我觉得光靠我们支撑不了他的生意。当然，我听人说，人们——有色人种——不像我父母拼命维持生计时那么穷。他们也没有我们还在南方的时候那样穷。但我们那时确实穷，眼下我们还是穷。
我们有一天放学后打了一架，我才真正注意到范尼。这一架其实跟范尼和我都毫无关系。我有个叫热纳瓦的女朋友，她是个很傲气、不修边幅的女孩，头发紧紧地贴着头皮编成辫子，粗大的灰色膝盖，长腿，大脚。她总是在惹麻烦。很自然，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一无是处。我瘦骨嶙峋，胆小怕事，于是我就跟着她，沾上她惹的麻烦。真的，别人谁也不理我，而且，你也知道，也没有别人理她。哦，她说，她真受不了范尼。每次她看他一眼，她都觉得恶心。她总是在告诉我，他有多么难看，皮肤像刚削掉的湿湿的土豆皮，眼睛像中国人的眼睛，还有那毛茸茸的头发和那厚厚的嘴唇。他的腿罗圈得那么厉害，他的踝骨上都有囊肿了。还有他的臀部那么翘着，他妈妈肯定是一只大猩猩。我同意她说的，因为我不得不同意，但我并没有觉得他真的那么糟糕。我还真有点喜欢他的眼睛，而且，说实话，如果中国人有那样的眼睛，我还真想到中国去。我从来没有见过大猩猩，所以在我看来，他的臀部也正常得很。而且，说实话，要是仔细想想的话，他的臀部还真没有热纳瓦的臀部大。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他确实有点罗圈腿。但是，热纳瓦总是在招惹范尼。我觉得他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她。他总是忙着和他的朋友们玩儿，那都是街区里最坏的一帮孩子。他们总是在街上晃悠，穿得破破烂烂，流着血，磕磕碰碰浑身是包，就在这次打架之前，范尼还被打掉了一颗牙。
范尼有个朋友叫丹尼尔，一个大块头黑人男孩，丹尼尔跟热纳瓦有点不对付，就像热纳瓦跟范尼有点不对付。我不记得事情是怎样起头的，不过，结果是，丹尼尔和热纳瓦两人都在地上，两个人在地上打滚，我想把丹尼尔从热纳瓦身上拖开，范尼在拉我。我转过身来，从垃圾桶里抓起我能够拿到的唯一的东西，打了范尼。我抓住的不过是一根棍子，但棍子上有一颗钉子。钉子划过他的脸，划破了皮，血开始滴下来。我吓坏了，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范尼把手捂在脸上，看看我，又看看他的手，我除了扔下棍子拔腿就跑，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高招。范尼跟着追我，更添乱的是，热纳瓦看见血了，她开始高叫我会杀了他，我会杀了他！范尼一下子就追上了我，他紧紧抓住我，从他嘴里缺了牙的豁口冲我啐了一口唾沫。他正好啐在我嘴里，这让我觉得万分屈辱——我想，这是因为他没有打我，或者伤我，也可能是因为我意识到，他本来可以揍我一顿却没有揍，于是我大叫起来，开始抽泣。很好笑。说不定范尼的唾沫啐在我嘴里的那一个瞬间，我的生活就在那一刻改变了。热纳瓦和丹尼尔挑起了整个事端，眼下毫发无伤，两个人都开始冲着我大叫。热纳瓦说，我肯定把他杀死了，是，我杀了他，生锈的钉子，会让人得破伤风而死。丹尼尔说，对的，他知道，他老家有个叔叔就是这么死的。范尼听着这些话，他还在继续流血，我还在继续哭。最后，他可能终于明白他们说的就是他，他必死无疑了，因为他也开始哭了。然后，丹尼尔和热纳瓦一人一边扶着他走了，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