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所谓“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乃是误译。德文原文Frankfurter behutsames Ratsherrkind中的der Rat或Ratsherr一词，在指人时尽管可以有“参议”、“参议员”和“顾问”等等意思；但按照歌德的父亲的实际经历却只能译成“顾问”。因此，整个短语的准确译法似乎应该是“法兰克福一位皇家顾问的谨慎的儿子”。[10]
至于恩格斯的“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一位皇家顾问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这一表述，则把歌德的父亲花钱买“皇家顾问”的空关衔与歌德实际在魏玛当官这两件事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夸大了前者的意义，造成一个歌德出身官宦之家的似是而非的印象。
再者，把“法兰克福的一位皇家顾问的谨慎的儿子”作为与“天才诗人”相斗争的对立面，也可能使人把恩格斯上下文中所指出的歌德身上的种种弱点，归因于他的出身和家庭影响。而这，与实际情况不仅不相符合，而且可以说正好相反。须知，歌德之所以能成为“天才诗人”，除了时代的大前提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他那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养。
首先，富有的家庭保证了歌德一生不曾有过温饱之虞，能长期安心从事文学创作和自然科学研究，在经济上对封建贵族阶级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在还不能仅仅以写作换取到衣食的18世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熟悉德国文学史的人都了解，与歌德同时代的几乎所有大作家都受过贫穷的熬煎，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他们要么象莱莘、赫尔德尔似的被迫为统治阶级所役使，要么象席勒、棱茨那样早早夭折。郭沫若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就指出歌德和托尔斯泰、泰戈尔等都是属于那种“真正的天才能够得遂其自由的完全的发展”的大作家，因为他们“不是有有钱的父亲，便是有有钱的保护者”[11]对于歌德来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市民家庭，确实是一大幸事。其次，歌德的父亲不仅有钱，而且还学识渊博，怀才不遇，因此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唯一的儿子身上，精心地、严格地对他进行教育和培养，使他很小就学会了多种外语，养成了读书作文的习惯，八岁写成第一首诗，十岁已阅读过《伊索寓言》、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以及维吉尔、奥维德和笛福等的作品。从父亲丰富的书画收藏中，年轻的歌德不仅受到古代文化的陶冶，而且也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熏染。还有他那富于幻想、善讲故事的母亲，一位出身法学家家庭的少妇，[12]同样很好地促进了儿子的文学天赋的发展。
最后，更重要的，歌德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特别是他那被迫赋闲在家而变得性情孤傲和愤世疾俗的父亲，更培养了他强烈的市民阶级的阶级意识，使他早早地便对封建等级制心怀不满，造就了他自由不羁的叛逆性格。1755年里斯本发生城毁人亡的大地震，幼小的歌德因此对上帝的仁慈提出了疑问。稍长他就和城里的下层青年交往，代人编造情书和情诗，险些卷入讼事。十六岁到莱比锡上大学，不仅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搞坏了身体，而且临壁题诗讽刺大学里的权威教授，因此受到校方申斥。他还在养病期间钻研炼金术和神秘主义哲学，读《教会和异教徒史》。病愈后到斯特拉斯堡复学，他在准备博士论文时竟声言耶稣并非基督教授义的创始者，引得全校哗然，为此几乎失去了学位答辨的权利。在狂飙突进运动中，歌德创作了《葛慈》、《维特》和《普罗米修斯》等一系列充满反抗精神的作品，成为那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的急先锋……总之，在家庭影响——当然还有时代影响——较为强烈的青少年时代，歌德自由豪放、离经叛道的性格特点和思想倾向十分明显。他之“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以及对周围环境的鄙俗气“妥协，迁就”等等，乃是到了魏玛以后慢慢受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那位宫廷命妇封·施泰因夫人调教下养成的。诚如恩格斯所说，是德国社会的鄙俗气战胜了最伟大的德国人歌德；这既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证明了德国整个资产阶级的孱弱。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不能说歌德是“法兰克福市议员（或者说皇家顾问）的谨慎的儿子”，并把它与“天才诗人”对立起来，因为它没有反映出歌德的家庭出身和家庭影响的实际。较准确的说法应为：
歌德是法兰克福的一位富裕市民天才的、富于叛逆精神的儿子。
翻译的错误无疑应该纠正，因为它与史实不符，再说纠正也不困难。更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对待革命导师著作中可能出现的差失呢？我认为正确的态度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不以为怪。
至于产生上述恩格斯欠准确的表述的具体原因，最重要的大概有以下两点。
首先，他撰写《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时歌德才逝世十四年，人们对歌德的了解和研究水平远不如现在，一些有关歌德家庭的文献材料恩格斯有可能尚未接触到。附带说一下，出于同样的原因，恩格斯紧接着讲的歌德“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de guerre lasse（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也不准确。这一失误，已为卢那察尔斯基在其《歌德和他的时代》一文中指出。[13]
再者，恩格斯写文章的目的在于批驳卡尔·格律恩，不是为了详细地全面地评价歌德，所以对歌德本身的提法就不一定考虑得那么仔细、精确。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汉斯·马耶尔就明确指出《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的这个局限，对恩格斯所谓“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有时……”的立论方式提出了异议，说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且恩格斯自己后来也再未使用过。[14]类似这样的问题，似乎也值得我们很好研究，思考。
最后还想说一说，笔者撰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既不在于挑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个别误译，相反，从一个高水平的翻译集体的这一偶然失误，我倒是进一步认识到：翻译是一件绝非仅仅靠语言知识就能做好的工作，译文要完全没有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自己作为一个译者，更应该兢兢业业才是；也不在于非议革命导师的著作，如前所述，我相反倒认为，恩格斯在文中对伟大人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价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笔者撰写这篇短文的目的，主要是想提醒我们的理论界注意：恩格斯的《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正如他自己所说并非一篇全面论述歌德的文章，在文中有些关于歌德的提法的确欠准确和值得探讨，因此不宜视为评价歌德的权威定论，无限制地加以征引，或者甚至抓住个别提法任意发挥。而在我们迄今发表的论著文章中，这种情况却严重存在。就拿歌德的家庭出身来说，不少作者把“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这个提法加以引伸，有的说歌德的父亲“当过法兰克福的参议员”，“是佛郎克府参议员”，“是法兰克福市参议员，做过皇家顾问”，有的讲歌德“出身于一个所谓‘世代簪缨’的家庭”，“居于统治地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并且以此为依据，对歌德进行所谓的“阶级分析”。再如，恩格斯的文章中有一句“歌德写成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大的批判的功绩”，也常常被我们引用；其实这是他为讽刺卡尔·格律恩而讲的一句反话，并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
狂飙·铁手·自助者
——评《铁手骑士葛慈·封·伯利欣根》
《铁手骑士葛慈·封·伯利欣根》（以下简称《葛慈》），是歌德早年完成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这出以德国十六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为背景的历史悲剧，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宏伟真实的场面，一反成规的结构，自然有力的语言。它的出现，不但打破长期笼罩德国剧坛和文坛的沉闷空气，宣告了狂飙突进时代的到来，而且对生活在平庸、狭隘的社会环境中昏昏欲睡的德国民众，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尤其是剧中主人公葛慈所表现的强列的反抗精神，更一再受到恩格斯的称赞[15]；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的《弗兰茨·封·济金根》的同时，也肯定歌德这部剧作对主人公的选择和塑造都是正确的。[16]
本文准备对《葛慈》作一个简单扼要的的评介，以增进广大读者对歌德这部名著的了解（我国在三十年代已出版过周学普译的《铁手骑士葛兹》，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章鹏高、汪九祥的新译），同时为进一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文章和论断，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和意见。
（一）
《葛慈》问世于1773年，是一出悲剧。《葛慈》一剧的基本情节和主人公葛慈·封·伯利欣根，并非完全出自歌德的虚构，而是有着一定的史实和生活原型作为依据。葛慈原为德国十六世纪时的一名强盗骑士，是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可怜的人物”。[17]他早年在战斗中失去了左臂，但装上一条铁打的假臂后仍继续其强盗骑士的冒险生涯，英勇强悍不减当年，并曾一度参加农民起义。早在1770年于斯特拉斯堡上大学的时候，歌德就从皮特尔（Puetter）著的《德意志帝国变迁史纲》中，接触到了葛慈的一些事迹，随后又读到此人晚年在监狱中写的自传《铁手骑士葛慈·封·伯利欣根的生活纪实》，对这个他认为“了不起的男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晚年，歌德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在他（指歌德早年的导师和诤友赫尔德尔）面前，我小心翼翼地隐瞒着对于某些题材的兴趣，这些题材在我们心中深深扎下了根，正在酝酿发育，以便最后获得诗的形式。它们就是葛慈·封·伯利欣根和浮士德。前者的传记深深感动了我。这位在野蛮、混乱的时代里的强悍而善良的自助者的形象，唤起了我最深的同情。[18]
但是，接触到素材并产生兴趣，只是决定题材选择的一个具体和显而易见的原因；歌德之写《葛慈》，还有着更深远的考虑。
原来，1766年新建的苹比锡剧院为落成纪念而公演J·E·史雷格尔的《赫尔曼》一剧，使年轻的歌德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我看出，这样一些剧作在时代和思想意识方面都离我们太远了，于是想在较近的时代找一些重大题材，这就导致我一些年后去写《葛慈·封·伯利欣根》。[19]
这一段自白表明，歌德决定题材的依据有三点：一，时代相近；二，思想意识相近；三，题材重大。而事实上，《葛慈》一剧的选材，也完全符合他的这三点标准。
作为《葛慈》时代背景的德国宗教改革，被恩格斯称为欧洲资产阶级长期反对封建斗争的三次大决战中的第一次，[20]是德国历史发展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歌德的友人摩塞尔在1770年发表的《论武力自卫之权利》一文中说，十六世纪乃是德意志民族“表现了最大荣誉感、最身体力行的道德和特有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时代”。歌德读过摩塞尔的文章，并且具有相同的认识。而他酝酿和写作《葛慈》的年代，正是狂飙突进运动兴起之际。论性质，这也是一次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论目标，也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争取国家统一，促进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因此，在宗教改革和狂飙突进运动之间，不仅是时代特点和思想意识相近，而应该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的、承上启下的联系。再看剧中围绕葛慈这个人物所反映的激烈阶级矛盾——骑士与诸侯的矛盾，诸侯与皇帝的矛盾，农民与封建主的斗争——，题材也不能说不重大。
歌德出自市民家庭，青年时代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分子，思想上反封建的倾向非常之强烈。他提出的上述三点选择题材的标准，以及照此标准选定的《葛慈》一剧的时代背景和矛盾冲突，都反映了他的鲜明的阶级意识和锐敏的眼光：他既不像《赫尔曼》的作者史雷格尔似的到公元九年的条顿森林中去寻找民族传统，也不像后来的浪漫派那样企图恢复中世纪的德国的“黄金时代”，而是以宗教改革时期的反封建精神来鼓舞人们，并借以表达自己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
（二）
如果说，青年歌德鲜明的阶级意识和锐敏的眼光已在题材的选择和时代背景的确定上反映出来的话，那么，他作为诗人的天才，则在时代特色的描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得到了充分展现。
先谈时代特色。
围绕着全剧的主要情节，《葛慈》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广阔而生动的历史画卷。主教宫廷中的豪奢荒淫、尔虞我诈，骑士葛慈家中的忠诚友善、温情脉脉，农民举行婚礼的热闹情景，骑士与官兵的激烈交锋，农民起义的暴烈场面，吉卜赛人的森林露宿，中世纪阴森恐怖的秘密法庭……一个一个真实而富于生活气息和浪漫情趣的画面，真是令人目不暇接。通过这些画面，我们看见了宗教改革时期各种社会力量活动于其中并相互斗争的活生生的德国，一个分裂、动荡、混乱、野蛮、黑暗的德国，一个充满暴力和压迫、同时也富于斗争和反抗精神的德国。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任何人都感到不舒服。我们听见，老皇帝马克西米连一出场就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