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可见的作品，两位大诗人在思想上的交流和相互启迪，更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果。他们在歌德领导的魏玛宫廷剧院排演自己和莎士比亚等的剧作，以验证共同追求和发展的古典主义风格。他们一道提出以审美教育来完善人性和改造社会的理想，在德国的美学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通过这些努力，小小的魏玛进一步成为整个德国的文化中心，又吸引去了许多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如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洪堡兄弟，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扬·保尔、蒂克、诺瓦利斯和施莱格尔兄弟等等；还有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和匈亚利杰出的钢琴家李斯特，也曾旅居魏玛，在这个小城中留下了影响和足迹。魏玛作为德国文化圣地的影响经久不衰，甚至远远地超越德国的国界，至今仍受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崇仰。
人们说，自1794年起，歌德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事与席勒没有关系。可是在1805年的5月9日，受尽贫病煎熬的席勒猝然与世长辞。自己也正卧病的歌德事后闻讯大为悲恸，说他因此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半”。从此他对什么都不再有心思，并于生前就作好了安排，死后要与自己的好友同穴而葬。
在席勒亡故后的十年里，本已鹤立鸡群的歌德在魏玛更形孤单，真如失去了生命一半似的经常闹病。加之对拿破伦战争中动乱的时世感到厌憎，遂产生了迟暮的念头，主要作品《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都写不下去，却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回忆录和自传。
歌德比席勒整整年长十岁，两人的性格、气质、出身、经历、地位以至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等等本来都有很大的差异，但却在渴望光明、追求真理、发扬人道和繁荣德国文学的共同奋斗目标指引下走到一起，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友谊，相互帮助、砥砺，相辅相成，至死不渝，实可传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佳话。
九，憧憬东方胸怀世界
从席勒逝世至1814年的十年间，欧洲社会急剧动荡。先是随着法军战胜普鲁士、奥地利而宣告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彻底崩溃和消亡，德国境内的一些小邦也纷纷瓦解，建立起了一个受拿破伦保护的“莱茵联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随之实行了程度不等的改革。接着，一部分德国爱国知识分子发动了反对法国占领的所谓民族解放战争，并与俄国的封建势力结盟，终于彻底战败已经称帝的拿破伦，使整个欧洲大陆出现了反动复辟，德国更笼罩在一片黑暗中。
当时，已年逾花甲的歌德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尽管对法国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心存反感，却崇拜拿破伦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一度把恢复和建立秩序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既不肯参加反法的所谓民族解放战争，更厌恶封建复辟。为逃避眼前这混乱而可悲的现实，歌德一开始把目光转到了往昔，闭门阅读德国中世纪的史诗，欣赏中世纪的绘画，随后干脆把视线移向他认为是和平、宁静的东方，因此而研究起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文学和哲学来，并从中吸取到了思想和创作的营养。
北方、西方和南方分崩离析，
宝座破碎，王国颤栗。
逃走吧，逃向纯净的东方，
去呼吸宗法社会的清新空气！
歌德置于《西东合集》开头的这四行诗，极其生动、概括地描述出了当时整个欧洲急剧动荡和危机四伏的情景，以及诗人自己对眼前的现实无比厌烦和急欲规避的心态。
在此期间，歌德又经历了两次爱情。单恋十六岁少女米娜·赫尔茨丽卜的痛苦，使他在六十岁时仍以当年写《维特》时差不多的激情，在1809年仅仅用七个星期，就写成了含义深沉的长篇小说《亲和力》。而1814年与玛丽安娜·维勒美尔的幸福相爱，则更加有力地拨动了他心中的诗弦，使他在1814年开始创作《西东合集》。
《西东合集》是歌德晚年乃至一生最重要的一部诗作，内容和风格都明显地受了阿拉伯文学、特别是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的影响，题名便说明它是一部由西方作者写的富于东方思想情趣的诗集。它共收长短不等、体裁各异的诗歌二百五十多首，依题材分为十二卷，主要歌颂人生、爱情、美酒，有的抒情，有的叙事，有的富于哲理，有的充满讽喻。在诗中，歌德自己变成了阿拉伯歌者哈台姆，哈台姆美丽的情人苏莱卡则是聪慧而富有诗才的玛丽安娜·维勒美尔的化身。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他俩心心相印，纵情唱和，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带给诗人极大的幸福。
《西东合集》与1819年出版。接着，歌德又继续完成他的《意大利游记》和《诗与真》等自传性的作品。
1823年，年已七十四岁的歌德作了一生中最后一次旅行。在波希米亚（现属捷克）的玛利亚温泉，他又不幸地堕入了情网，对一位年方19岁的少女乌尔莉克·封·莱维佐夫产生了难以抑制的爱情，并且不顾一切的向她求婚。结果当然只能令他失望、痛苦。不过就是这最后一次带来不幸与伤痛的热烈爱情，使歌德很快写成了著名的《爱欲三部曲》。用这个以《玛利亚温泉哀歌》为核心的组诗，老诗人对自己多恋的一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总结，表达了对于爱欲的割舍和断念之情。
在克服了这感情的最后一次危机，战胜了由感情危机造成的身心病痛之后，年老的诗人很快又拿起笔来继续写作，而且比什么时候都更加勤奋，从而迎来了文学生涯的最后一个丰收季节。
除去阿拉伯文学，歌德从1813年开始一直到1827年，还大量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和有关中国的书籍，如《好逑传》、《花笺记》、《百美图咏》和选收有《今古奇观》若干篇小说的《中国详志》等，并且从中得到启示，不只写成富有中国情致和格调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和其它作品，而且在1827年1月31日在和爱克曼的谈话中，作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来临”的光辉预言。
以上所述，不管是拒绝参加从狭隘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拿破伦的所谓解放战争，还是放眼遥远的东方，研读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文学并认真向其学习，还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都表面明歌德尽管身处狭小湫隘的魏玛，胸怀却无比广阔，眼光却无比高远。也就难怪他会成为一位“世界公民”[9]，会写出《浮士德》这样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不朽杰作，会受到整个进步人类的爱戴和崇仰。
十，智慧的最后结论
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八年，夫人、儿子和几乎所有的友好都已先他离开人世，歌德似乎别无寄托，心思完全集中在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上。1829年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1931年《浮士德》第二部大功告成。这两部倾注了他毕生心血的杰作——前者断断续续写了50年，后者写了60年——在问世之初虽不为时人所理解和重视，却无疑是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歌德留给后世和全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6）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尽管情节联系不甚紧密，但主人公基本相同，主题思想前后一致，因此被视为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的上下两个部分。写的是一个商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在社会上长见识、受教育、掏经验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借以表达作者歌德本人的教育主张和社会理想。在德语文学里，它是所谓“教育小说”或称“修养小说”、“发展小说”的最重要代表。
诗剧《浮士德》的内涵更加丰富，情节更加复杂。它与《威廉·迈斯特》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借写一个人的发展、追求来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理想；不同点只在于它的主人公浮士德博士活动范围更广，从天堂到地狱，从眼前的德国到古希腊，不像威廉·迈斯特始终生活在德国的现实社会。基于此，这两部作品的表现手法也大不一样：从主要倾向看，《浮士德》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威廉·迈斯特》主要是现实主义的。
《浮士德》的主人公一生自强不息，经历了对知识、对感官享受、对权势荣华、对“美”的一次次追求，一次次失望，终于在为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中获得满足，找到了“智慧的最后结论”，即：
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
浮士德的这种积极进取、永远向上、不断追求的精神，应该说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发展、进步的最伟大和最可贵的精神。他在年满百岁和失明以后所预见的人类未来，在当时虽然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却光明而又美好，同样能给人们以信心和鼓舞。难怪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非常喜欢读《浮士德》，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经常援引它的诗句和情节；难怪诗人海涅要称《浮士德》为“德国人世俗的圣经”，革命文艺理论家弗郎茨·梅林要誉它为“现代诗歌的王冠”，还有人要把它视为“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历史的总结”，“人类光明灿烂前景的壮丽颂歌”，等等。到了现代，“浮士德精神”已成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永远追求等人类伟大精神品格的代名词，在全世界激励和鼓舞着一代一代的后来人。
歌德自己在八十三年的漫长一生中，像浮士德博士一样经历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身边也常有从正面或反面帮助他、激励他的这个那个人物；像浮士德博士一样在个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上饱尝悲欢，在探索之路上同样常常误入歧途，但终于都回到正道，一步一步地前进。时代造就了歌德，歌德也影响了时代。这位在思想文化的海洋中为人类开辟出大片沃土的诗人，这位人类光明未来的伟大歌者，他在孜孜不倦地劳作一生之后，于1832年3月22日在魏玛家中与世长辞了。他的辞世，也意味着德国思想文化史上整整一个时代，即以他为核心和命名的“歌德时代”的终结。
临终之前，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歌德对守护在旁边的人最后说的，据传仍是一句极富哲理和象征意义的话：“多要一些光！”
是啊，多要一些光！这既是人类未来的伟大歌者歌德本人一生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他对后世的嘱托和希望。从歌德逝世至今已过去一百六十多年，世界比他在世时的十八、十九世纪应该说已光明多了，在许多方面都有了进步，但是离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的理想社会仍然还很远，还需要人类像浮士德那样孜孜不倦地继续争取和奋斗！
他不是“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
——对恩格斯关于歌德评价的一点质疑
关于德国大诗人歌德，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这段话出自恩格斯1846年写的《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它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法，结合歌德的具体创作实践、生活经历以至秉性气质，对歌德这位复杂而伟大的人物做了深刻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在肯定歌德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天才诗人”的同时，也指出他身上还存在着有时对周围环境的鄙俗气“妥协，迁就”以及“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等弱点。恩格斯的这段话以及《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全文，无疑给如何正确地、一分为二地看待伟大人物提供了范例，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学习。我国的理论界和德语文学界，对这篇文章和这段话也的确十分重视。
正因此，笔者就感到有必要指出：在前面引的中文译文中，隐藏着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错误。不仅如此，就连包含着这个错误的那一小段恩格斯的原话，即“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本身的表述似乎也欠精确。
读过歌德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著作《诗与真》或者别人替他写的较为翔实的传记的人都知道，歌德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市民家庭里。他的祖父只不过是个裁缝，在流浪到法兰克福后才入赘一位开旅店的寡妇家，靠着做葡萄酒买卖赚了大钱。因此，诗人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年轻时能够上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到意大利游历考察过。但是，在仍由封建贵族占支配地位的所谓帝国自由市法兰克福，卡斯帕尔·歌德尽管富有、博学，却仍因出身微贱而遭受歧视，想在不领薪水的条件下谋取一官半职而不可得，愤懑之下，才在1742年花313个古尔盾（金币名）直接从帝国皇帝那儿买了一个所谓“皇家顾问”（Kaiserlicher Rat）的空头衔，名义上取得了与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实际上却永远失去了在市里担任任何公职的可能。诗人歌德在《诗与真》第6卷中写道：
……对于市里的事，我父亲只能以私人的身份表示关切。他对市政方面这种那种失策的愤慨常常溢于言表。再说，我不是看见他经过那么多钻研、努力、游学和受了种种教养之后，到头来仍得过一种我怎么也不希望过的离群索居的孤寂生活么？这一切，形成了压在我心灵上的一个可怕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