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买的这块地有树林、牧草，大部分都是云杉，也有松树，间或还有一棵细桦树挤在一堆暗沉的大树干中间，所有的树都顺着河岸生长。在卵石堆边缘，一棵松树上很神秘地钉着一个木十字架，几乎悬空突出在奔流的河水上。这片树林几乎包围了院子和小屋，包括工作棚和后面的整片草地，以及通向我们这块地的窄路。那条窄路其实只能算是一条沙石小道，穿过整排整排盘根交错的云杉，跟河流平行，一路往东通向木桥，在那里拐向由小店和教堂组成的“中心”。七月底我们坐巴士到达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如果遇到某个白痴把我们的小船停错地方，也可以走这条路。至于往东还是往西，则要根据我们当时的情况看了。通常，某个白痴就是我。有时，我们还会沿着围篱走过巴卡的牧场，划船过河。
近晌午时，我们的小屋已被南边稠密的森林遮蔽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父亲才决定把那一整片的树全砍了当木材卖的。他缺钱，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他会那么急。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条河边，是第二次来。我的想法是他非常需要时间和平静的心情来规划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生活，而要做这件事，他得在一个不同于我们过去在奥斯陆生活的环境中，连景观也在内。“我们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说。他只准我跟他同行，这可是我姐姐无法得到的好处，因为她必须跟着母亲待在原来的小镇上，即使她足足比我大了三岁。
“我才不想去呢，到时候你们两个去钓鱼，我还得洗衣服。我没那么笨。”她说。她可能说得没错，我想我明白父亲的用意，我听见他不止一次地说他没想过要带女人。我没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刚好相反。
后来，我想他指的也许不是所有女人。
现在，他说的是树荫。“那该死的树荫，”他说，“现在可是度假日啊，真他妈的。”有时母亲不在场的时候，父亲会骂脏话。母亲长在一个她宣称是随时随地都在骂脏话的小镇，所以现在她一句都不想再听见了。我自己倒觉得，在最热的时候避开一些阳光没什么不好，森林在烈日下会暂停呼吸，产生的香气令人昏昏欲睡，在日头正当中的时候甚至会让我睡着。
不管是什么理由，他都已经做了决定：把大部分的树砍了，把树干拖到河里，让它顺流漂到瑞典的一间锯木厂去。我很怀疑，因为巴卡只在下游一公里的地方有一把锯子，那只是一把农用锯，太小了些，没办法对付我们这么大的出货量。不过瑞典人也不愿意在那个地点购买木材，通常他们只愿意要送达锯木厂的木料，而且他们也不承担漂浮的风险。七月不行，他们说。
“或许我们可以一次砍一点点，”我建议说，“今年砍一点，明年再砍一点。”
“我的木头要什么时候砍由我来做主？”他说。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这跟是不是由他做主没有关系，不过我就此打住了。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关心的是他会不会让我参与运木头的事，还有哪些人。因为这是很重的活，如果你对此不了解，是很危险的。就我所知，父亲以前从没做过伐木的工作。依我今天所见，他当时可能真没做过。但是他无论做什么事，都非常有信心，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然而，割干草的时候到了。雷雨之后，没下什么雨，过两三天草就干透了。一天早晨，巴卡来找我们，他的头发刚理过，两手插在口袋里，问我们愿不愿意考虑拿干草叉劳动几天。他肯定地说，去年要不是我和父亲出力，尤其是我，干草早就枯光了。我明白他是在拍马屁，我都长这么大了，当然听得出他其实想要我们免费帮个忙。不过他当然也没说错，我们确实很卖力。
父亲搓搓他长着胡须的下巴，对着太阳眯了会儿眼睛，再朝我瞄了一眼。我们站在台阶上。
“你觉得呢，传德·T.？”他问。那个T，是我的中名“托拜厄斯”的简称，我从来不用它，只有在父亲想假装正经的时候才会出现。这对我是一个暗号，表示现在可以稍微“胡闹”一下。
“呃……是啊，”我说，“好像有点困难。”
“我们确实自己也忙不过来。”父亲说。
“对啊，”我说，“我们有些事情要处理，不过也许可以挤个一两天出来，要想办法才行。”
“要想办法，不过不太容易。”父亲说。
“对啊，很难啊。”我说，“人家说得好，有交换条件就好办事。”
“你说对了，”父亲好奇地看着我，“交换条件确实是一件不错的事。”
“一匹马，要带马具的，”我说，“下星期或者下下星期借用几天。”
“没错，”父亲满面笑容，“就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巴卡？”
巴卡一脸困惑地站在院子里，听着我们绕来绕去，他果然走进了圈套。他两手搔着头发说：
“是啊，哎，可以啊。你们随时都可以借用布朗纳。”我看得出他很想问我们借马的目的，只是他觉得自己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实在不想出糗。
巴卡说明天露水一干就动手刈草，由我们负责北边的草区。他举起手道别，显然很高兴能够脱身了。看着他循原路走向河边登上小船，父亲两手叉腰看着我说：
“真有你的，怎么会想到这个？”他不知道我多么仔细地在心中盘算着这个伐运木头的计划。我始终没听他提过关于马的事，只觉得自己非插手不可，因为我知道我们不可能赤手空拳地把大树干拖到河边去。不过我没回答，只是笑着耸耸肩膀。父亲拽着我的一束头发，温和地摇着我的头。
“你一点都不傻喔。”他说。他说对了，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我一点都不傻。
奥得的丧礼已经过了四天，我没再看见过约恩，感觉很怪。早上醒来，我专心想听见他走在院子里和台阶上的脚步声，想听见吱吱嘎嘎的摇桨声，还有他的小船靠岸时轻微撞击石头的声音。可是每天早上一切都很安静，只有鸟啼声、林梢间的风声，还有牛铃的声音。夏天聚居在我们南北两边的牛群都被赶到了小屋后面的山上，整个白天都在绿油油的山麓上吃草，直到下午五点钟，乳场那些女工出来吆喝它们上路回家。我靠窗躺在床铺上，听着清脆的牛铃声随着地势的高低来回变幻。我现在哪里也不想去，不管发生什么，只想跟父亲窝在小屋里。而每次当我穿好衣服，发现约恩不在门口时，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过后我又觉得很羞愧，喉咙里酸酸的，这酸楚的感觉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消失。
我在河边看不到他，也没看见他带着鱼竿走在河岸上，或是上上下下摇着小船。我父亲不再过问我们有没有一起出去，我也不问父亲有没有看见过他。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吃过早餐，穿上工作服，走向那艘当初买小屋送的旧船，摇着过河。
太阳很大。我坐在船尾的横板上，闭着眼睛挡住阳光和父亲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他一桨一桨轻快地划着，我心里想着那么早就失去性命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失去性命，就好像你手中握着一个蛋，手一放，蛋掉到地上碎了，从此它就什么都不是了。如果你死了，你就是死了，不过一转眼的工夫。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那是种怎样的感觉，总之就是结束了。我感觉到有一个狭窄的开口，像一扇虚掩的门，我把它推开，因为我想进到里面去。而在细窄的裂缝中，有一道金光照在我的眼皮上。忽然间我溜了进去，有一瞬间真的到了那里，但我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有些悲伤、有些惊讶，一切怎么如此安静！当我睁开眼，那感觉依然存在。我越过水面朝远处的河岸看去，它好端端地在那里。我看着父亲的脸，仿佛从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着他。我眨了好几次眼睛，深呼吸，或许我还抖了一下。他关心地笑着说：
“还好吧，老大？”
“我没事。”我顿了一下说。我们来到岸边，把小船拴好，沿着围篱走向草地。我在自己体内的某处感觉到了它：一个小小的残痕，一个亮黄色的斑点，或许它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我们到达北边的草地时，已经有不少人在那儿了。巴卡站在刈草机旁边，手里握着缰绳，准备坐上去。我认得那匹马，那天我和约恩一起骑过后，到现在我的腿胯还在隐隐作痛。村子里来了两个男人和一个我没见过的女人，她不像是农夫太太，可能是这里谁的亲戚。巴卡太太在跟约恩的母亲说话。两个人都把头发往上绾成松松的发髻，穿着贴身褪色的印花棉布裙，光溜的腿上穿着齐腿肚的靴子，手里都拿着几乎和她们一样高的草耙。透过清晨的空气，我们在途中就听到了她们的声音。很显然，约恩的母亲在这里跟在她那狭小的家里时很不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父亲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我们几乎同时很不甘愿地回头交换了眼光，又互相认同了对方所见。我的脸发烫，觉得很紧张，局促不安。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内心惊人的想法，还是因为我看出了父亲也有一样的心思。看见我脸红，他呵呵地笑，那笑容很温和，不带一丝戏谑的意味。这是我的感觉。他只是笑，近乎热情地笑着。
我们穿过草地走向刈草机，向巴卡和他太太打招呼。约恩的母亲跟我们握手，谢谢我们参加奥得的丧礼。她神情肃穆，眼睛有些红肿，但并没有要崩溃的样子。她的皮肤晒成了好看的褐色，衣裳是蓝色的，眼睛也是蓝的，明亮亮的蓝。她只比我母亲小几岁而已。她是那么亮眼，我仿佛第一次在大白天里看见她似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出了那件事，是不是那样的事会使一个人发光发亮，大受瞩目。我必须盯着地上或看着草地回避她的眼光。我走向堆工具的地方，挑了一把干草叉作支撑，然后没有目标地看着前方等候巴卡开工。父亲站在那儿闲聊了一会儿之后，也走过来了。他从草地上的两卷铁丝中间拿起一把干草叉，往地上一插，跟我一样地等着，我们彼此回避不看对方。巴卡坐在刈草机的座位上，催促着那匹马，放低了割刀开始动工。
这片草地分成四个区块，一个区块堆一个草架，巴卡从第一区块的中间开始笔直地割。在草场边缘几米的地方，我们算好角度，用大铁锤敲下一根坚固的木桩，把一卷铁丝的一头绕在木桩上拴紧。我的任务就是：握着那两个磨得发亮的把手提起铁丝滚动条，把铁丝铺展开，用力拉紧，再走回到巴卡割完草的那个区块。滚动条很重，提了几米之后，我的手腕就痛了，我的肩膀也痛，因为我提着这个沉重的滚动条的同时还要做三件事，那时我的肌肉还不够活络。随着铁丝缓缓地舒展开，一切逐渐变得顺手了，我也已经累垮了。然而，一种不服输的心理忽然出现，我很生气，我不想让这里的任何人看出我是这样一个没用的城市男孩，尤其是约恩母亲用她那双勾人的蓝眼睛看着我的时候。痛不痛可以由我自己做主，要不要表现出来也可以由我自己做主，所以我决定把痛藏在身体里，不让它显露在脸上。我手臂一抬，继续铺展滚动条上的铁丝，一直拉到草场的尽头为止。我把滚动条放在新割好的草皮上，铁丝拉得紧紧的，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沉着些，从容地直起身子，从容地将两手插进口袋，从容地让肩膀垂下来。但是实际的感觉却像是一堆刀子在剐我的脖子。我很慢很慢地走向其他人，经过父亲身边时，他不经意地抬手揉了揉我的背，轻轻地说：“你做得很好。”这一句就已足够。痛楚顿时消失，我迫不及待地准备干下一个活儿了。
巴卡已经割完第一区，第二区也割了一小块，现在他站在马旁边等着我们割完剩下的部分。他是老板，按照父亲的说法，他是属于那种坐着干活、站着歇息的人，这是说如果干活的时间不太长的话，他也还是要再坐下来才行。他是不是有需要休息的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驾驭马不见得会太吃力，那匹马做这个差事那么多次了，就算闭着眼睛都会做，现在它很无聊，很想动一动。可是不行，因为巴卡是按部就班地照计划来的，他不打算把整片地一次割完。一个区割完了再割下一个区，太阳在万里无云的天空照耀着，愈来愈亮。时间不断向前推进，我们感到衬衫背部都被汗水浸透了，每次只要用力撑起一大捆草就满头大汗。太阳正在南方，山谷里没有一点遮阴，河水闪闪烁烁，迂回曲折地流着，我们听见它湍急地流过小店旁的大桥下。我抱起一把竿子带过来，沿着钢丝把它们一格一格地分配好，再两手空空地回去拿下一批。父亲和村子里的一个男人在丈量草地，沿着量好的线用撬棍每隔两米挖一个洞，一共有三十二个。我父亲脱得只剩下一件汗衫，那白色衬着他深色的头发、褐色的皮肤和油光发亮的手臂。粗大的撬棍当空上扬，再重重地落下，在潮湿的泥土上像部机器一样发出咚咚的声音，父亲乐呵呵地，和约恩的母亲一起把木棒照着钢丝拖拉的位置插进洞里，于是一根新的木桩使草架竖了起来，而我忍不住一直看着他们。
她停下来过一次，放下了木棒，背对我们往前走了几步，低头看着河水，她的肩膀在抖动。父亲直起脊背等着，戴着手套的手还环着撬棍。一会儿，她转过身子，发亮的脸上有着泪痕。父亲微笑着向她点点头，发丝垂搭在额头上。不久，父亲再次举起撬棍。她微微回了一丝笑意，走回来拾起木棒，一个扭转的动作便把木棒插进了洞里。他们两个继续干活，节奏跟之前完全相同。
约恩和他父亲都没来，我以为他们一定会来，因为前一年他们都在。也许他们有别的事要做，他们自己的事，也或者他们没有勇气过来。事实上，她能来真的很奇怪，我对着她看了一会儿，就不再多想了。也许我父亲会邀他们三个人过来帮忙伐木头。这种事也不是不可能，因为约恩的父亲真的很有经验，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到时候如果他们像现在这样，又不能彼此对望，该如何是好呢？
所有的木棒都一排排地下好桩之后，就得把桩与桩之间的钢丝拉到腿胯的高度，用钩环左右交替地扯住，中间的钢丝才能拉得又直又平。这份差事由村子里的两个男人负责，一个很高，一个比较矮。这个组合很完美，因为两个人以前都做过，很有经验。他们利落地把钢丝像吉他上的弦一样一路绷到最后一根木棒上，然后紧实地扎在另一头巴卡敲下去的木桩上。我们其余的人拿起草耙，算好距离，以扇形的方式由中间往外走，从四面八方把割下来的草耙向网架。耙柄要那么长的道理就在这里了，长把柄方便我们扩大耙草的范围，更难有漏失草秆的机会。只是粗糙的草耙在我们手掌心前前后后磨了上千次，很不好受，大家必须戴上手套保护皮肤，否则只要一个小时就会磨出水泡。不久之后，我们把第一个网架堆满了，有些人用干草叉堆得平整精确，有些人用手，就像我和我父亲，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类似的经验。不过我们做得也算不错了。我们的手臂内侧渐渐地变成绿色，这一个钢丝堆满了，我们就堆另外一个，等到那一个也堆满了，就再堆下一个，直到连着五个架子堆得一个高过一个。最顶上浅浅的一层草梗像茅草屋顶似的，两边往下垂，这样一来，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直接流掉，这个草架便可以维持好几个月，干草因为有了上面的保护层更是完好如初。在每件事都做得正确无误的情形之下，巴卡说草堆好得就像在谷仓里晒干的一样。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什么都没出错。网架立在那里，仿佛本来就长在那里一般，一直都是这样的风景，太阳光照得它后面拖着一道长长的阴影，和起伏的原野是如此契合，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格局，一个原始的面貌。虽然当时我没有这个想法，只是看着它就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到今天，每当我在哪本书里看见一张干草架的照片时，我还能感受到同样的心情。其实这一切早已是过去式了，在这个国家里，早已经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堆干草了。今天只要一个人、一台拖拉机，然后放在地上晾干就行，有自动翻搅机、包装机，以及发出臭青饲料味的巨型塑料白管。突然，我陷入了时间匆匆的感觉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忽然有了老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