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着将这个问题，去和网上的一位网友讨论。网络上畅言无忌，彼此能坦诚相见。他说，经济学是科学，在科学的视野里，人都是工具。其实经济学面对的对象是人，所以经济学里的行为，必然有人的情感参与。我让他就这件事后说得具体点。他说，如果我是森林里那位遇熊跑得快的，另一个人的身份，会决定我跑得快还是跑得慢，甚至是跑还是不跑。
于是，有了他的以下假设。
如果另一个人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我可能连个招呼也不打，趁其不备，撒腿就奔，以便让他在未起步时，就被黑熊拥抱，填饱熊的肚皮，放弃对我的追捕，这样更安全。
如果是同事、亲戚或朋友，我会向后扭头，朝他们喊，加油！快跑啊！从主观上希望两个人都脱离险境，终究谁能逃脱，凭天意加人的本领。
如果是情人，我会跟她说，亲爱的，即使进了熊的肚皮，我们都要在一起。我要背着她，能跑多快就多快。
如果是妻子，我会牵着她的手，口气多少有点埋怨，不能光靠我一个人，你也要跑快点哦。
如果是儿子或我母亲，（此处网友做了较长时间的停顿）我将向黑熊走去，主动与黑熊拥抱，让我先填填它的肚皮，让它忙于消化，以便母亲或儿子脱身。
……
这种假设没有伪饰的崇高，比较符合真实的人性。不过人向黑熊走去，与饥饿的黑熊拥抱，会产生多么大的恐惧，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除了置身现场，很难感受得到。但作为一种主观上的想法，是可以成立的。向逃逸的反方向走去——正是这一点击穿了弗里德曼的自负。人的情感往往会藐视效率的法则。
在道德家那里，这则故事将引发苦大仇深的控诉；若是作为高考作文，必然让考生抓耳挠腮左右为难；我是一名作者，我总是怀着天真而温暖的想法，想用鹅毛笔将读者引向飘满天鹅绒的世界。
是夜，进入了梦想，梦中那位即将和黑熊拥抱的人，竟然是我，眼望黑熊锋利爪牙，我恐惧得浑身打颤。身后是母亲和儿子，我大声地吼叫着给自己壮胆，进三步退两步。突然，黑熊停止前行，束臂肃立，泪光闪闪……
固守心里的“帅”
查一路
偶遇初中时的同桌。他耳朵夹着烟，手里拎个茶杯，我猜是个村干部。一问，果然是村长。他说话完全是村干部的做派，一张口就想把对方给镇住。他说，听说你是什么鸟文人了？我说，想不到你成了中国最低级别领导人。我们这样开着玩笑。
小城的一家小酒馆，正午的阳光在餐桌上华丽地画出树影。我和这位张同学竟然谈到了理想。其中有件事十分有趣。那时，他数理成绩好语文成绩差，而我则相反。终于轮到一次天他的作文和我的作文放到一起，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级朗诵，却遭不测。
老师读到一半，内急，需要上厕所，布置我们预习课文。等他回来的时候，下课铃已经响了。张同学的作文只念了一半。
现在，张同学把酒一叹，还是痛心。他说，那么好的作文被骟掉了，你知道我后半截写的是什么？是我的理想啊！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喜欢看《高山下的花环》，我的理想就是当李存葆式的作家。
他现在还在怨恨老师，为什么不能忍一忍，把他的文章读完。
不是安慰他，我觉得当村长，是干一件实事。他说，干实事？我去年搞计划生育还被人打了一顿。其实我说的是真话，扛着锄头战天斗地曾经是我的理想，即便现在挽起袖子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我觉得也很壮美，起码是在干实事，比我在酒桌上闲聊在电脑前呆坐要强。而他则无限神往地问我，听说你的文章发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啦？
我们吹着牛，我说，我要是当村长非得让村子超过“华西村”；他说，他要是当作家，余华写《兄弟》他写《父母》，比余华还要长一辈。其实我们很想交换一下位置，在初中时，我们经常换位而坐，人近中年，再想换时，发现各自的位置已被社会固定。摸摸下颌，悲哀地长满了胡子。
回去的路上，遇见一位奇怪的老头。老头靠在墙根摆一残局，他招呼我们下象棋。看起来，盘中黑方岌岌可危红方可以一招制胜。老头让我们选。谁不选红方谁傻啊。PK了一个下午，老头杀得我们丢盔卸甲。临走时，他让我们摸摸他的黑“帅”，这颗棋子竟然被钉子钉在木制的棋盘上……
每个人都爱思考生活，也常常愿意做种种假想，如果自己是干另外一件事，肯定比现在干得好，甚至可能风光无限。因而热爱虚幻，厌倦现实。其实，那个下棋的老头才是高人，大概他一生都把自己固定在黑方，固定在弱势。“帅”不游移，小卒巡河，车马攻防，与其说艺高胆大，毋宁说是牢牢的内心定力长时间化出睥睨天下的自信。
生活中的我们，固守心中的“帅”，将无往而不利。这比挑选红方、黑方更有价值。
解救被仇恨绑架的心
查一路
周末去母亲那儿。遇上了睽隔二十多年的苏阿姨。苏阿姨是我母亲在怀宁师范的同学，毕业后两人又做了五年的同事，苏阿姨的丈夫在山东工作，后来她也调到山东。关于苏阿姨，我母亲评价是，“这世上有好人，可没见过像你苏阿姨那样的好人。”
夕阳黄昏，两位老人相聚。回忆，是谈话的主题。她们提到了一位姓张的同事，由此引出了一段令人深思的往事。苏阿姨边说边捶着胸部：“恨，我心里这个恨呀！”
三十年前，苏阿姨在山村的一座小学任教，当时学校没有专职财会人员，苏阿姨兼任了出纳。有一年，张同事家建房，向苏阿姨从公款中借了两百元钱，两百元钱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按制度应该打个条，可苏阿姨是个好人，总那么善解人意，既然都是同事，这条儿不打也行。
事情坏就坏在苏阿姨的善心上。到了年终算帐，苏阿姨让张同事还款。张同事却指天发誓，说自己从来没有借款。苏阿姨当即如五雷轰顶，若是旁边没人搀扶就晕了过去。后来的情况是，由于没有证据，苏阿姨只得自认倒霉，拿出自己全部积蓄还款。苏阿姨受了伤害，不久就去了山东。
眼前的苏阿姨，抚着满头白发，对我母亲说，老周，你看，我所有的头发都是为这件事白的。想起这事，我没有一夜能在三点之前睡着觉，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要害我呢？
除了安慰，母亲还告诉苏阿姨一件事：姓张的同事，在她调走的三年后，就因病去世了。
苏阿姨听了这话，愣住了。沉吟许久，苏阿姨声音低低地说，早知这样，我也就不恨了，这三十年的恨白白地折磨了我。
下午谈话时，苏阿姨的口气就变了。她说，张同事工作还是过得硬的，二胡拉得不错，毛笔字也写得挺见功力的。就是因为孩子多，家里穷……
苏阿姨彻底宽恕了张同事。三十年的恨，将心灵绑架，得知被恨的对象早已离去，苏阿姨发现，这种恨在二十多年前，就变得毫无意义。失眠和白发，也成为空耗的生命损失。
《圣经》里有句话：“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以前觉得匪夷所思。同样，中国的典故里“唾面自干”的说法，也觉得甚为荒唐。但是现在，我体察出了其中的部分道理。
生于红尘，有爱有恨。那些无可奈何的恨，或许短时间难以消弭，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无须时时重温和记起，任凭它如落花流水淡去，留痕渐消。惟当宽容，方能解救自己那颗被绑架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