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贫士》七首
其二：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
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
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
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其三：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
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
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
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
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
其四：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
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
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
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其五：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
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
刍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其六：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
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
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
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
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
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
其七：
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
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
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
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
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一
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是一组主题相同的诗；除一、二两首纯属自咏外，其他五首分别歌颂了古代七个贫士，即阮公、荣叟、黔娄、袁安、张仲尉、黄子廉、孙惠。了解上述诸贫士的事迹，就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一组诗的目的。
诗人歌颂的这七个贫士，除阮公事迹不明外，其余六人在有关古籍中均有所记载。荣叟，据《列子·天瑞篇》记载：孔子游于泰山，见到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当孔子问到他感到快乐的事有哪些，荣作了具体回答；最后荣说：“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阐明了自己安贫乐道的观点和做人准则。黔娄，他的事迹见于皇甫谧的《高士传》，说他“修身清节，不求进于诸侯”。鲁恭公听说黔娄贤惠，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并欲让他做宰相，然而他坚辞不受。说明他是一个不慕权贵，不求闻达的人。后来齐王又以礼相加，赐黄金百斤，聘他为卿，他还是不肯接受，一直老死在家，不肯出仕。袁安，后汉汝阳人。冬降大雪丈余，县令巡视，看到袁安门前无足迹。有人说他已死了。县令派人进到袁安室内，见他僵卧。问他为什么不出来，袁安答道：“大雪乏食，不宜干人。”《后汉书·袁安传》。他是后汉平陵人，“善属文，好诗赋”；所居之处，蓬蒿没人，但他不以为苦，只是和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隐身不仕”。看来这也是一个崇尚高洁，不愿与世俗合流的人物。关于黄子廉的事迹，我们了解得很少。只知他是汉末人，曾做过太守，每次饮马，总是往水中投钱，以表示他对钱财的鄙视。
陶渊明所歌咏的这几个人，其实他们的思想相当复杂。很清楚，诗人只是借歌颂古人，来“咏自己”，抒发自己在困厄的情况下，能够坚持“道胜无戚颜”的情操而已。
二
陶渊明坚守的“道胜无戚颜”中的“道”，它的内容是什么？诗人此处所强调的“道”，基本上是儒者之道，也就是孔子的“君子固穷”思想。如第三首诗中，作者说的“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即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意”。尤其是第七首的最后两句诗，也是全组诗最后两句：“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其实就是《论语·卫灵公》中的“君子固穷”之意。上述的例子说明，在《咏贫士》七首诗中，陶渊明所肯定的贫士的气节，主要是儒家的道德观念，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君子固穷”。孔子曾周游列国，当他到了陈国时，被人围住，口粮断绝。跟随他的人相继饿病了。这时子路很不高兴地对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回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是说，君子虽然穷，还是坚持着；若是小人，一到这时候便无所不为了。孔子主张在困难的环境下能坚持下去，继续行道，不要丧失气节。孔子这种“君子固穷”思想，对后代封建士大夫有很大影响。显然陶渊明也接受了这种“君子固穷”思想，并以此作为慰勉。
陶渊明所歌颂的“君子固穷”的儒者之道，在其诗文中屡见不鲜……可见“君子固穷”思想，在陶渊明的世界观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三
在《咏贫士》一组诗中，陶渊明为什么专门歌颂古代能坚守儒家的“君子固穷”的贫士呢？此问题须从两方面回答：
首先与写作的历史时代和当时的作者的心情有密切关系。关于《咏贫士》的写作年代，刘履曾指出：“且所谓‘朝霞开宿雾’喻朝廷之更新”。王瑶先生也据“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二句，认为这组诗作于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岁末。此年正是晋、宋易代，刘裕代晋而称帝。陶渊明的感慨极深。虽然他对东晋帝室也很不满意，写许多揭露、批判晋王朝的政治腐败与无能的诗，但陶渊明毕竟是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东晋来说，他够不上忠臣，但是对刘裕的代晋他耿耿于怀。虽然刘裕代晋后，结束了混战局面，限制了世族大地主的部分权势，在历史上有一定进步作用，但是陶渊明对此是缺乏认识的。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刘裕是个“狂驰子”，他看到的是刘裕匆忙放弃已经收复的关中，急忙回来篡位，为此他对刘裕很反感。刘裕代晋前后，陶渊明的内心极为苦闷。这从《饮酒》诗二十首和《拟古》诗九首中，均可得到说明。东晋政治黑暗使他退归乡里，再加上刘裕代晋，使他十分愤懑。在他愤懑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安慰，于是便到古代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这正如《咏贫士》第二首所说的“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于是借荣叟、黔娄、袁安、张仲尉、黄子廉等古代“安贫乐道”的“贤者”安慰自己痛苦的心灵。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世事的坎坷、个人遭遇的多舛，这种借古以慰己怀，是屡见不鲜的。
其次陶归隐后，贫困的生活日益加剧，要使归隐的生活能坚持下去，也需上述诸人的精神来勉励自己。他开始无处住，只好暂居船中，从此之后，他的生活每况愈下，日益困窘。他在五十岁那年写的《杂诗》中曾谈及他当时的生活状况：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杂诗》作者诉说自己生活无靠，连粗布衣裳和填满肚皮均不可得。这里可能有些夸张，但此时他的生活已陷于贫困状态是不容怀疑的。到了陶渊明写《咏贫士》诗的前二年，他的生活更加困苦了。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可以看出他已贫困到“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地步。我们知道，陶渊明的曾祖和祖父都做过较大的官，只是到了他青少年时家境才开始衰落，并沦为庶族地主阶层。他做官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的“壮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生计所需。只由于官场太腐败，使他厌恶，后来到了绝望的地步，他才归田的。归田后生活又是日益贫困，竟然吃不饱，穿不暖，这对陶渊明来说面临着两条路：一是坚持自己的情操，宁可再贫困下去，也不再与黑暗官场同流合污；另一是经不住穷困的考验，再度出仕做官，解决当前的生计问题。陶渊明站在十字路口上，他的《咏贫士》第五首中的“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就是他当时思想斗争的写照。在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就是荣叟、黔娄等古代“贫士”“安贫乐道”的事迹鼓舞他，并在精神上给他以支持，他着意要向这些古代“贫士”学习，忍受贫困，坚持归隐到底，并切实做到“吾驾不可回”。
四
《咏贫士》七首的艺术性，从总体考察不如《拟古》诗九首和《饮酒》诗二十首。但其中也有佳作，而且是难得的佳作。我们先看看第一首：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诗的前八句用比喻，形象地表示自己志趣高尚，不肯同流合污。开头四句以云彩自况，世人都有所依托，而自己却是一朵漂浮不定的孤云，结果泯灭天宇，不见余晖。接下去四句以鸟来比喻世上众人的伶俐巧捷与趋炎附势，而以另外一种鸟比喻自己的与众不同。这个与众不同的鸟，当朝霞拨开宿雾，众鸟争先飞鸣之际，它却很晚从树林中飞出来。众鸟是傍晚而归，它却天未晚很早就归巢了。陶渊明在诗的前八句，以云、鸟为喻，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表白了众人皆聪敏，惟我独愚拙的思想。这和屈原讲过的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话，从表面上看意义相反，实际上是一致的，即他们二人都在说自己正直、有理想、不苟合，只不过陶渊明的比喻跟屈原不同而已。这个孤独而凄苦的形象，在历代文人中均可找到，只是有的知名，有的史册不载，又无著作留传，随历史前进而消逝了。诗的最后四句比较清楚：诗人在说他要量力守住“故辙”，就是坚守正确的生活原则，即使遭到饥寒又无“知音”，也不感到悲伤。这种思想就是《咏贫士》七首重点所宣扬的“君子固穷”。此诗比喻贴切，形象鲜明，而且寓情深切，在陶诗中堪称上品。
《咏贫士》七首的结构较为谨严。第二首仍写自己在岁暮寒冬季节，能够慰藉诗人痛苦心灵的还是仰赖古代贤者。从第三首到第七首均以“古贤”为例，即承第二首最末一句：“赖古多此贤”。全组诗最末二句“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又紧扣前面的“赖古多此贤”。可见此组诗的结构也是经过诗人巧妙构思（抽象）而成。关于该组诗的结构特点，清代吴菘的见解较为精辟，他说：“《咏贫士》第一首写明正意。第二首极写饥寒，结言何以至此，未免有愠，作一开，赖有前贤，以慰吾怀，作一阖，又以古贤起下诸人。末首结句作一大结，与第二首结句对照；邈哉前修，赖古多此贤也，谁云固穷难，足以慰吾怀矣。七首一气。”“七首一气”这句话对《咏贫士》一组诗概括得准确。从表面上看七首诗之间联系并不紧密，但各首的内容是彼此相连，思路前后呼应，熟读之后，令人感到浑然一体。
我们在肯定《咏贫士》七首诗艺术性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七首诗中有几首的艺术性确实不算高。为此清代郑文焯就认为这一组诗乃后人模拟之作，非出自陶渊明之手。他的理由是：“骨气不高，志趣使然”郑文焯批，我认为仅据此就否定陶渊明所作，未免主观武断，不足取信于人。因为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中，总有一些是佳作，有一些则稍逊色。陶诗亦然。他的一些四言诗如《命子》、《赠长沙公》等，无论思想性、艺术性均不高；然而不能因此便认为它是“拟作”。就陶五言诗而言，大多数是艺术性较高，但也有一些稍差的，如《咏贫士》中的几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