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波兰政府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
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共产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原流亡政府的党派和人士中，总理米柯瓦伊契克于1945年8月在国内重新组织了波兰农民党，成为政府内部的合法反对派。原流亡政府的劳动党也参与了联合政府，而另一个原流亡政府的其他党派——国民党、原波兰社会党（不是联合政府中的波兰社会党）的右翼“自由、平等、独立”，以及原来的国家军和流亡政府驻国内代表处则转入地下进行反对统一临时政府的运动——他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如“国家武装力量”、“国家军事联盟”等。此外，一些天主教会成员也投入了反对统一临时政府的行动中。他们寄希望于美苏之间即将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指望通过美英的支持达到自己的目标。
但是，虽然“二战”胜利后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很快就陷入了冰冻，甚至在“二战”结束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居然制订了进攻苏联的“不可思议行动”计划。但是，冷战的大背景下指望美苏两巨头之间直接爆发冲突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苏联也制造出了核武器之后，由于核战争的巨大代价，反而使得美苏之间的直接冲突几乎不可能发生。这似乎很矛盾——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反而成了和平的保证。战后美苏之间的冲突以代理人战争、军备竞赛、太空竞赛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不管是柏林危机还是朝鲜战争一直到古巴导弹危机，第三次世界大战始终都没有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6月30日的全民投票和次年1月的议会投票就成为米柯瓦伊契克等人的主要战场。
当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颁布了全民投票的法令，全体公民对三个问题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是否同意取消参议院、是否同意宪法内写入国有化方面内容、是否同意波兰西部边界的安排。在投票前，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民主党四个政党组成了民主阵线，呼吁群众对三个问题都表示同意。而波兰农民党号召党员在第一个问题回答“不同意”，劳动党则没有要求。而其他非法的反对派则要求其支持者对两个或者三个问题回答“不同意”。最终在6月30日的投票中，民主阵线获得大胜。当然，这些是当时的官方数据。波兰政局巨变后，有人翻出当年的投票，声称这次投票数据其实有严重的问题，除了第三个问题，对前两个问题回答“是”的人其实都没有达到50%——不过不管怎样，至少在当时来说，这次投票使得政府中以米柯瓦伊契克为首的反对派更加孤立。
对于反对派来说，把握次年1月的议会投票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但是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在议席分配问题上，针对波兰工人党的提议，波兰农民党提出了一个反建议，要求两个党占有75%的议席，其中波兰农民党要占有70%的议席——这完全是不可能的狮子大开口啊。农民党提出这个建议自己倒是爽了，但是他们没有明白，这个政府事实上是波兰工人党主导的，而工人党的背后是苏联——作为用自己军队解放波兰的国家，苏联怎么会同意这么不着调的建议？因此，这个提议注定要被拒绝。在此背景下，民主阵线四党共同参加了选举并获得80.1%的选票，波兰农民党获得了10.3%的选票。斯·米柯瓦伊契克见大势已去，最终于1947年10月悄然离开波兰前往伦敦。此后，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合并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次年两个农民政党合并成统一农民党，而劳动党解散后成员加入民主党。至此，波兰的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劳动党三个政党长期共存和联合的局面正式形成。
在军事领域，波兰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方针对付反革命分子。一方面，波兰政府先后于1945年8月和1947年2月两次颁布大赦令，许多参与反革命活动不深的人（其中多数是受到蒙蔽的前国家军战士）被赦免，总数达到10.7万人。另一方面，人民军、警察部队以及新组建的公安军也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对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此外，波兰人民军还与苏联军队共同进行了“维斯瓦行动”，镇压了波兰东南部与西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乌克兰起义军。这支军队曾经和德国占领军合作，战后继续为非作歹，据统计，在战后的3年中这支军队共有1.5万人死亡。经过这一行动，乌克兰起义军的主力基本被消灭。但是作为维斯瓦行动的一部分，当地的乌克兰居民也被迫迁到了波兰西部新获得的领土上。
在经济领域，统一临时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的行动。
早在1944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就在《七月宣言》的基础上颁布法令，没收所有属于德国、德国公民、波奸的土地财产（包括房屋、牲畜、农具）以及土地超过一定面积的地主的土地。根据法令，德国公民将被迁回德国，而地主则可以在邻县得到5公顷土地或者终身享受一定的工资待遇。但是土地改革的过程并不顺利。政府首先于1944年对维斯瓦河以东的土地进行土地改革，1945年1月后再推进到维斯瓦河以西地区。但是，土改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非常严重的阻碍。地主采取屠宰牲畜、毁坏农具等方法破坏土改；一些天主教士上层分子也参加了反对土改的活动。而当时作为副总理兼农业土改部长的米柯瓦伊契克也试图对土改进行干扰和破坏，要求一些农民将分得的土地重新还给地主，引起了一些混乱。为此，在工人党号召下，党员、工人、人民军组成土改突击队，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
在工业方面，全国解放时，政府接管了大部分工厂、矿山以及交通运输企业。随后在1946年1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国有化的法案草案，其中提到雇用50人以上，或不足50人但作用重要的企业通过赎买予以国有化。但是米柯瓦伊契克对这一法案表示反对，提出只有100名职工以上的企业才进行国有化。当然这样的做法也是有原因的——波兰绝大多数百人以上的企业其实都是外国资本家所有的企业，波兰资本家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型企业。米柯瓦伊契克试图以此保护波兰资本家不被国有化，但是其计划最终还是没有得逞。到1948年底波兰的工业国有化基本完成。通过“商业战”，波兰对商业企业也进行了国有化。而在1947年至1949年的三年计划为起点，国民经济开始一步步恢复。此外，在外交和外贸上，新生的波兰政府也是毫不例外地全面倒向了苏联，参加了莫洛托夫计划，并接受了苏联一大批援助。
但是，在巩固人民政权的过程中，波兰政府的一些举措也出现了偏差。
首先就是对反对派力量的镇压，以及对自己阵营中一些同志的清洗。这些都削弱了波兰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首先是对反对派力量的镇压，尤其是对流亡政府成员、前国家军成员的镇压。但是后来，镇压的对象又扩大到了波兰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早在1945年3月，前国家军司令利奥波德·奥库利茨基、伦敦流亡政府副总理兼驻国内代表处代表杨·杨科夫斯基、地下议会主席卡·普扎克等共16人在动身与苏联商讨组建流亡政府后失去踪影。他们都持有苏联方面发放的正式通行证。4月，流亡政府就此发表声明。直到5月4日，莫洛托夫才承认这些人正被苏联扣留。6月18日，他们被送上苏联军事法庭接受审判。21日，这些“破坏活动分子”中的13人被判处4个月到10年时间不等的监禁。对此英国方面和流亡政府都极为不满，甚至就连哥穆尔卡也提出抗议，但是都没有效果。此后，在拉德凯维奇、贝尔曼等人的主持下，1951年，又有一批原国家军的军官，以及多名人民军高级将领被捕，其中19人被安上“叛国罪”的罪名而被处死，70多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据统计，在1951年至1953年，共有37名高级军官被处死，其中不乏1939年战争的英雄。
在对内部的清洗中，最大的一个案子是对哥穆尔卡等人的清洗。
哥穆尔卡曾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政府副总理兼收复地区部部长等职务。1945年12月在他主持下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一大在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他在很多方面立场和苏联是不一致的，比如建立国际工人情报局、在苏联和铁托的南斯拉夫冲突中的立场都使他逐渐不能被苏联所容忍。因此，1948年他先是被免除了波兰工人党总书记的职务。而1949年11月，工人情报局通过《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南斯拉夫》这一决议后，更大规模的清洗向哥穆尔卡、波兰统一工人党、东欧各国袭来。
1949年11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一届三中全会上，哥穆尔卡等人被开除出党，波兰裔苏联元帅（也是波兰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回到波兰，进入波兰党中央并被指定为波兰国防部长。波兰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贝鲁特、罗科索夫斯基等四人手中。1951年8月，哥穆尔卡夫妇被捕。虽然苏联大使多次要求处决哥穆尔卡，但这一指令最终没有执行，直到斯大林逝世哥穆尔卡重获自由——可以说哥穆尔卡是幸运地捡了一条命回来。在这一波清洗中，甚至就连罗拉·日米尔斯基元帅、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等人也先后在1953年被逮捕。
此外，就是波兰的民族问题。由于波兰领土的西移，大片原来属于德国的领土被划归波兰，这些地区居住着220万德意志人。这些人在战后被全部遣返回德国。但是，德国财产与这些德国公民的财产都被全部没收。同时有53万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被遣返回苏联。在波兰的非波兰民族被遣返的同时，还有170万波兰人从苏联、230万人从英法等西方国家返回波兰，并主要被安置在波兰西部新获得的领土上（另外，许多乌克兰人也在“维斯瓦行动”中被强制迁徙到波兰西部地区）。可以说波兰的人口结构进行了一次大换血。波兰由少数民族占三分之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变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这是当时整个欧洲都流行的一种思路，通过民族交换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从而消除战争威胁，事实上早在1923年希腊土耳其就进行过居民“交换”，就连丘吉尔也是支持这一思路的。
但是，由于当年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和歧视政策，因此，在这一“民族交换”的过程中，波兰（还有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人推行了程度不亚于纳粹德国政策的“反向迫害”政策。波兰当时规定，德国人必须佩戴白色袖标，禁止用德语交谈、使用德国标记、演奏德国音乐，波兰人禁止与德国人握手，等等。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更是公开鼓吹对德国平民进行复仇。在复仇思想下，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枪杀、抢劫、凌辱，甚至活活烧死德国平民的暴行。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在当今德波边界奥德·尼斯河以东的地区约有3300个城镇乡村发生过这类暴行，受害的多是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德国平民最著名的暴行发生在1945年7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在光天化日之下数十名德意志族人被围殴、杀害、从桥上推到河里淹死。而在德国居民被迁徙的过程中，他们的状况极为恶劣，食物和药品都极为匮乏，死在路上的人无法计算。而他们到达德国本土后，更加重了当地的物资匮乏程度，据说一些地方甚至导致了饥荒。因此有人将这一过程称为“欧洲从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过渡到最可怕的和平”。
事实上，日耳曼人在这些地区已经生活了数百年，甚至曾有人类学者在西里西亚地区发现了在公元前就居住在那里的汪达尔人的后裔。而此时经过了数百年的经营形成的当地的日耳曼文化却在此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一事件随着冷战铁幕的拉开而受到更多的关注，现在德国成立了“被驱逐者联盟”。时至今日，恐怕被驱逐者这一历史问题仍然是德国和波兰、捷克之间一个没有被完全拆掉引信的炸弹。
不管怎么说，最终，波兰的红色政权成功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巩固。到1952年，波兰立法议会通过了新的宪法，正式宣布国家名称为波兰人民共和国。
但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由于苏联对东欧各国控制的加重，在这些国家相继建立的人民政权都走上了苏联的斯大林式的道路，而这一体制并不能够完全适合这些国家的传统和文化。苏联模式放在波兰并不能够完全符合波兰的实际，而“冷战”中苏联加强控制东欧各国的举措更增加了双方的矛盾。这就为斯大林逝世后，波兰等国家为摆脱斯大林模式而产生的剧烈冲突埋下了伏笔。苏联试图以《华沙条约》控制波兰及东欧各国，但是没想到，波兰反而成了第一个和苏联拍桌子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