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什么，这世界上所有理性的人都知道，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不受监管的自由。因为不受监管的自由带来的往往是别人自由的被侵犯和对他人自由的蔑视。这样的人，往往就会轻易走到危险的悬崖边而不自知。而波兰贵族们，恰恰得到了这种自由。于是好斗、狂热、天不怕地不怕的波兰贵族们走向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在国内，波兰贵族们根本不鸟国王。来了个新国王，要是守“规矩”，那大家相安无事；要是敢动老爷家的一亩三分地，哼哼……1632年开始在位的瓦迪斯瓦夫四世首先看不惯这种局面了，为加强王权而进行改革时，波兰议会群情激奋，国王的议案收到的都是反对票。而贵族们只要发动叛乱，就没有不高举“黄金自由”四字大旗的。这个，分明是挟自由以令天下嘛。
虽说波兰有如此众多的缺点，但是，周围的一圈国家也没好到哪里去，号称继承罗马帝国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是选出来的（不过能够选择皇帝的只有七大选帝侯）。而在国外呢，一贯以武功自豪的波兰贵族们在与各异教徒们打了多年仗后，开始以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前哨和防波堤自居。一种名为波兰弥赛亚主义（救世主的意思）的思想在贵族间流行起来，16世纪到17世纪波兰人开始认为，波兰不只是反对伊斯兰的堡垒，而且是向东方传播天主教文化，照亮东方黑暗的火把。波兰人是上帝的选民，这是上帝赋予波兰人的职责。
这个主义，真的有波兰人宣传得那么正义吗？自然没有，只要看看他们对同样信奉上帝的俄罗斯人的态度就知道了——俄罗斯人=亚洲蛮子，需要被我们开化，这就是所谓的波兰弥赛亚主义（已经很汗了吧？更汗的是，事实上后来俄罗斯人还有自己的一套“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他们认为自己的东正教才是基督教的正派，认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认为波兰人信仰的天主教是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俄罗斯人富有将福音传播到整个世界的使命……）这一思想除了满足波兰贵族与日俱增的自大感与优越感外，就是为进军当时弱小的俄罗斯，为领土扩张寻找借口。其实，这招也是欧洲人的老套路了，提出这个主义的人少不得在当年集结十字军的教皇乌尔班六世灵前多放几盘冷猪肉。问题是，如果乌尔班六世同志泉下有知，那么他肯定会被这种异教徒的祭祀方式气活过来……
我们看讲古代故事的电视剧的，都知道有八百里加急一说。为什么呢？国土广阔了，要管的地方也大了，而局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再强大的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管理也会感到力有不逮。虽说波兰由于独特的政治制度，没人对这个华而不实的老大帽子感兴趣，但随着波兰疆域的不断扩大，议会中土皇帝的数量也在不断扩大。而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也将越来越艰难。有了那么多的自由和权力，波兰贵族无法无天的行为就越来越多了。1652年，当全国议会在华沙召开时，立陶宛大贵族雅·拉齐维尔的代理人瓦·西青斯基反对多数议员通过的关于延长议会会期的决定。这个提议自然被议会的老少爷们大肆抨击，但却被认为是合法的——神圣的黄金自由嘛。于是自由否决权——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议案就无法通过，这一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规矩诞生了。虽然波兰国内也是四分五裂，但俄罗斯在伊凡雷帝的统治之下则更是危机丛生。所以，凭着精锐的骑兵和好斗的贵族，波兰人西边平独（德国日语名ドイツ），东边镇露（俄罗斯日语名ロシア），很是风光了一阵。
不过，随着欧洲中世纪即将走向没落，波兰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1453年，千年古城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土耳其的手中，开始直接面对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帝国兵锋的欧洲诸国发现，它们建构于中世纪社会基础上的军事组织，早已落伍了。在奥斯曼旋风的席卷下，巴尔干半岛也被奥斯曼人踩在脚下，并成为奥斯曼人进一步向欧洲推进的前哨基地。在他们的经营下，一些南斯拉夫人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就是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族。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则接过了“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火炬，“第三罗马”莫斯科成为欧洲东正教新的中心。而另一些拜占庭知识分子则逃往了意大利，并将古希腊的典籍带到了意大利。在拜占庭人的友情帮助之下，意大利人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文艺复兴，正在为建设人文主义特色新文化而不懈努力。
话说意大利佛罗伦萨有一人，名为马基雅维利。从小就对希腊罗马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复兴希腊罗马的理想政治，以使亚平宁半岛结束纷乱，统一为一国。而先驱者总是孤独的，相对于希腊罗马诸贤而言，当时的意大利统治者也就是腐败无能的一群俗人。故而马基雅维利奋而著书，终成一代大贤。马基雅维利的著述中，以《君主论》和《战争艺术》最有名。两书互为表里，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以利益而非宗教等因素来制定国策，建立直属中央的常备军，废除贵族的经济政治特权等思想。马基雅维利虽终生不得志，可他的著作，却如同他所期望的一般，成为每位有志于成就一番伟业的帝王的“北冥神功”。随着“北冥神功”的传播，欧洲各国都加紧修炼，以提升自己的内功。于是，火枪发出的子弹穿透了骑士厚厚的铠甲，曾经固若金汤的城堡在火炮面前如同危房。中世纪旧式体制的丧钟敲响了。而当周围的邻居，都开始修炼“北冥神功”时，波兰却只是看着，而毫无动作。在欧洲国王权力最小、土地面积最大、贵族权力最多的波兰看来，这不是“北冥神功”，而是危害自己生命和传统的“葵花宝典”而已。上战场嘛，只要心中默念上帝保佑，然后，不就能刀枪不入，撒豆成兵了嘛。还要学什么希腊、罗马？
生活在2010年的人们，看了这段话后，或许会笑得滚到地上去，不过，正如日俄战争时众多日军士兵抱着军事老皇历，排成密集阵形，向机枪阵地冲过去一样。波兰人的这种思维也不算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不过，客观事实是不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当波兰贵族们抱着祖宗的老皇历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时，西欧各国早已经废弃了许多中世纪时的军事陋习，古斯塔夫·阿道夫发明了线式战术，野战炮、排枪等新式武器装备了部队。社会体制的改变也使一个国家可以动员比原来多得多的兵员。因此到了18世纪，甚至连普鲁士这样一个小国所能动员的兵力都能超过波兰。
如果说波兰的民主制使得波兰人建立起了一个欧洲第一大的国家的话，那拆掉这个国家的，也是民主制。1648年的赫梅利尼茨基的哥萨克人大起义，就是因为在波兰民主制下获得的贵族的黄金自由侵犯了曾经是波兰忠臣赫梅利尼茨基的自由。而波兰贵族维持自己黄金自由的代价是富饶的乌克兰永远离开了波兰的怀抱。1648年，在欧洲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在这一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中，由红衣主教黎塞留所创造的先进的法兰西君主集权体制走向了成熟，这个体制高效、不带任何宗教感情——所以他们才能在“三十年战争”中和同样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大打出手。而仍旧处在中世纪体制中的波兰，则彻底走向了混乱。可以说自这一年始，波兰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波兰人虽然仍旧撑着大国的样子过了几十年，还于1682取得在维也纳城下大败土耳其军的胜利，但这些都掩饰不住波兰内部的混乱和虚弱。正是在17世纪下半期，大贵族们控制了国家，议会中自由否决权被滥用。在波兰贵族共和国最后的100年里，共召开71次议会，但其中有六成被自由否决权所破坏，被滥用的自由否决权导致了中央政府的瘫痪。而贵族不愿向国库缴税，更使得波兰国家凋敝，甚至连直属国王的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来，而大贵族拥兵自重，事实上形成独立国家。当睿智的杨三世·索别斯基去世后，波兰被选出的国王们往往都不以波兰的利益为重。来自萨克森的几位国王把波兰当做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又使得当时已经积弱的波兰进一步遭到战争的破坏，肆意出卖国家利益以谋求自己的胜利。于是，波兰形成了选出国王——国王出卖波兰利益——再选国王——再出卖波兰利益的死循环。
“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早在公元前200余年韩非子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波兰贵族共和国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