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都不太擅长做采访。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也不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我虽然也在杂志、电视上做过不少访谈，但自开始做媒体相关工作后的十五年里，从来没有人称赞我“非常擅长做采访”。别说夸我了，每次采访我几乎都会挨骂。为什么不更加犀利一点儿？为什么要问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我自以为很不错的决定，却总是会适得其反。曾经有一阵子我十分消沉，反思是不是自己没有采访的才能。
我开始从事采访工作后不久，曾经担任某本周刊的《探访企业家如何充分发挥女性员工的作用》专栏连载的采访者。这个专栏有两位新人女性采访者，两人轮流去采访各大公司的社长。当时恰逢《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刚刚生效。
“贵公司对于女性在社会上的活跃有何见解？”
“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女性参加工作一事的？”
“女性在工作时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呢？”
当时的环境相比现在，更不利于女性真正地参与社会工作。特别优秀的人才另当别论。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女性参加工作不过是在结婚前找份临时的活计，责任岗位很少会起用女性。大部分社长嘴上说着“哎呀，女性的力量对今后的社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真要问他个人的想法时，他又会说：“但我还是希望我家夫人能待在家里呀。女性想要获得幸福，归根究底还是要结婚的。”
社长们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自己，由于自小就被高举男尊女卑大旗、极为大男子主义的父亲教养大，所以对于社长们的发言从未产生任何疑问，反而觉得他们的话极有道理，心想：说得对呀，女性现在还没有能力进入社会，和男性并肩工作呢。
就这样过了两年，这个专栏结束了。一直从旁协助我们两位访谈记者的大叔（当时还是位大哥）在最后为我们开了一场庆功宴。
“感谢您两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总是给您添麻烦，一定给您增添了不少负担吧？”
我向着大哥低头致谢，没想到他却摇摇头，对我说：
“阿川女士呀，虽然访谈做得不怎么样，但是没想到社长们都不会讨厌你呢。”
这话说得我不知道他是在夸奖我还是在贬低我。但当时，我心中更多地认为他是在贬低我。虽然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做得很出色，但当时却感觉自己被打上了无法消磨的烙印：这样啊，原来我真的做得很糟糕啊……
之后，我对于采访的畏惧心理便日益根深蒂固起来。虽然想要提高自己的水平，但畏惧心理却日益增强。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会开始自暴自弃，心里想：“我早就说了我做不好的。”但从事媒体工作，想要绕开采访是不可能的。我一边想“受够了、真是受够了”，一边不情愿地继续我的采访工作。
有阿川风格的访谈，究竟是什么？
那之后过了大约有十年，在1992年的秋天，《周刊文春》的主编找到我，问我有没有意向担任访谈的主持人。
其实，在那之前的四年里，我一直在《周刊文春》连载随笔，并且是同林真理子老师、伊集院静老师一起连载，写一些日常杂记。但连载到了第四个年头，我总是不在状态，连我自己都觉得“最近总是写得不顺手”。正在这时，主编对我说：“随笔的连载先到此为止，要不要来做访谈的连载呢？”向我发出了邀请，也可以说是向我下达了命令。但当时，我并没有为获得了新的选择而欣喜，反而觉得自己至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被否定了，颇受打击，心像被针扎了似的刺痛不已。
“唉，我写的散文果然很无聊。虽然自己多少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真的是这样……因为直接把我炒掉显得我太可怜了，主编才好心问我要不要做访谈，打算卖我一个人情。”
我没精打采地回了家。但这些想法仍萦绕于心。
随笔的连载被砍掉虽然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让我去做访谈啊。那怎么可能呢？我根本就不擅长做访谈啊，也一次都没有被夸奖过。而且这还是周刊，每周都要找人做访谈，做我根本不擅长的访谈，我的身心都会崩溃的，说不定会瘦得皮包骨头呢！能瘦下来虽然是好事，但我肯定会闯下天大的祸，给大家添麻烦的。
“哎？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要不要试一试？”说出这句话的是文春的人。如果我出岔子了，或者是写的报道没什么意思，那么文春作为选用了我的雇主，就要负起责任，想办法挽回。为了让我写出有趣的文章，他们就要绞尽脑汁地培养我。说不定还会教我一些采访的技巧呢。
那么我呢，对方教我新知识，我是不会有损失的。毕竟《周刊文春》相比其他周刊杂志，因销量第一著称。为一本风头正劲的杂志，和意气风发的员工们一起工作，对我而言肯定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就算是历经千锤百炼我也做不好访谈的话，最多也不过是被炒掉而已。
转变思路之后，隔了几天，我答复了主编。
“我想试试看。还请您多关照！”
然而，等到我真的接受了这份工作，我又开始感到万分不安。
“唉，我为什么要答应啊！明明我根本就做不好。”
也许是因为在心里反反复复纠结这些事情，逐渐的，我开始在半夜突然醒来，再也无法入睡。有好几次，我都梦见自己在嘉宾面前大脑一片空白，急得快要哭出来。我也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好几次类似“鬼压床”[4]的情况。
有天晚上，因为感觉身上很重，实在承受不住，终于醒了过来，感觉有什么东西压在了自己身上。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正仰面躺着，身上骑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我对他说：“你很沉，能不能让开。你在这里是想做什么？”我挣扎着想要逃开，无意间看到了男人的脸。那正是阿诺德·施瓦辛格。哎呀，真是的，没想到还是个好男人呢。我本来并非十分喜爱施瓦辛格，但是这次“鬼压床”，或者说是梦中，虽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少儿不宜的事情，但在这次朦胧而奇妙的午夜经历之后，我就成了他的影迷。
讲了一个没什么关系的故事。那个……
归根究底，一直以来我心目中的“优秀采访者”，是能够不断提出尖锐问题，问得嘉宾张口结舌，无论何时都能保持冷静，并且能够漂亮地进行回击的形象。所以我才一直认为“我肯定是做不到的”。虽然我凭借一副看起来很有智慧的长相（我打小就经常被人评价只有脸看起来还算聪明）参加过一些新闻节目，但实际上我却是一个“没常识、没修养、没文化，不认得汉字，不会背成语，什么也不懂”的家伙，家人们一直认为我是个“一问三不知”。
“姐姐可真好意思一脸‘这种事情我十年前就知道了’的表情，那么不以为意地上电视啊。”
我还曾经被弟弟称呼为“诈骗犯”。虽然很窝火，但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没错。
我这种什么也不懂的人，在周刊杂志上，究竟能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成功人士们口中问出些什么呢？
“我还是没有信心。我没有能力像戴夫·斯佩克特[5]先生那样提出犀利尖锐的问题。”
《周刊文春》访谈专栏的上一位采访者，正是戴夫·斯佩克特先生。他的专栏以其切入点之巧妙而著称，读者反响热烈，在业界也广受好评，读起来令人兴味盎然。但也因为戴夫先生的问题过于尖锐，嘉宾们纷纷对访谈敬而远之。渐渐地，便越来越难以约到合适的采访嘉宾，据说这也是专栏最终告结的原因之一。可我却很佩服戴夫先生，认为他的采访非常精彩。如果主编期待我也能做出那样精彩的访谈，以我的能力是万万做不到的，我便直接这样同主编说了。听了我的话，主编笑了笑，说：
“阿川女士，你只要做出带有阿川你的风格的访谈，这样就足够了。”
有阿川风格的访谈，那究竟是什么呢？
我回到家里，仍旧在思考这件事。想着想着，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