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易微微一笑：“既然神长亦信命，不妨报上出生时辰，贫道为您算上一算，先验算过去，若神长觉得准验，接着如何？”
“道长所说有理，本神长生于嘉庆四年三月十八日午时。”
“嘉庆四年，流年己未，流月甲子此命顽金生于冬月，其时天地寒冷，故其形寒性冷，冬月有水则阴气重叠，寒性更增，应泄其金气，故应取木火为其用神，幸生于午火之时，为其暖照之神。
神长此命令尊早去，而且令尊不是你爷爷亲生的，是过继给你爷爷抱养的。
神长对否？”
神长神色微微一变：“道长是如何得知的？”
“从你的八字命理中得知！而且神长小时候遭过水淹只灾，差点性命难保！”
神长神色又一变，“这您也知道？不过本神长平生之事族人多有知之，道长虽说是八字命理中得知，但亦可能是有人告知，不算神奇。”
“神长之虑亦有几分道理，那贫道再说个别人不知的，在你的屁股左侧有个黑色胎记。”
神长大惊。
“神长是否常做一个梦，梦见洪水泛滥，神长在水中挣扎不已。”
神长大惊失色地站立起来指着明易道：“道长莫非是朝廷之人？在本神长身边派有奸细？如何隐秘之事如何能知？”
“神长莫惊，贫道刚才说了是八字命理所知，您刚才说到奸细，试问这种隐秘是随便哪个奸细都能得知的吗？除非是在您身边的贴身之人。瑶民本来就与汉人接触不多，而且多有宿怨难以收买，您身边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贫道若真是朝廷之人，若真在你的身边派有奸细，能知道您的胎记能知道您的所思所梦，那贫道干脆让奸细一杯毒死您就是了，神长一死，瑶民群龙无首自然军心大乱，贫道何必冒此大险来上山见您呢？神长连自己的身边之人都不信吗？”
神长闻言慢慢坐下道：“本神长一时失言，身边之人包括护卫都是精心挑选的，自然都是本神长信任之人。”
“好，那贫道有一言相问：神长为何要率领瑶民变乱，攻打永州城？”
“道长有所不知，并非本神长一心想要作乱，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啊。”
“愿闻其详！”
原来瑶族在过去都认为，“瑶民是瑶民，朝廷是朝廷，两不相干，瑶民自立于朝廷之外，朝廷管不着瑶民”。这种独立于官府之外的思想在瑶族民间收藏的各种典籍中也有表达。如《评王券牒》中说:“任便王瑶子孙居住青山，采斩竹木，栽种麻、豆、芋、瓜、禾、香腊、蜜蜂、木耳、香菇等类……青山生有野猪、山羊、山牛、山鹿、山猴、野狸、山鸡、百鸟和溪水鱼，成群出游，系王瑶所有，不许民家侵夺谋占……有高山厚岭，日月照临，日听禽兽之声，青山石壁，夜听饿鬼嘶嚎，荒地冲中，野狸出没、百鸟飞翔，乃系瑶人管业之地。”大瑶山瑶族均有“石牌大过天”的说法。六十村石牌规定:“众石牌有人争口舌、山水、田土分界不明、失物、千家百事，千祈要听我石牌判，不得请外方人来包事。”罗闰村、段牛岭石牌规定:“瑶还瑶，汉还汉，水不胶油，银不胶铜。任何村人与任何人有重大事情，都不能拉汉客和他人来扰乱，违者全石牌对事，视罪轻重，可全家铲光……大瑶山是石牌制度流行的始发中心地区。”山外官府的一切政令，大瑶山瑶族一概不接受。山内人发生纠纷，均不能由山外汉人来调处。
在婚姻方面，瑶族过去都习惯用“鸡不拢鸭”来形容瑶汉互不通婚的习俗。三十六瑶石牌规定:“准家生姑娘，瑶山自古小地方，不许嫁女到大地方，我们是鸡嫁鸡，他们鸭嫁鸭，谁若乱行事，乱倒粑，谁嫁女出山，同样犯法第十三条，法规十三款。”茶山瑶滴水等四村石牌规定:“过村招男女，有子不用，犯银五十大元正，招客(汉人)，犯银五十大元正。”20世纪30年代，唐兆民先生在瑶山调查，当问瑶人为什么不和当地汉人通婚时，瑶民的回答是:“瑶人汉人虽然都是人，但瑶人终究是瑶人，汉人终究是汉人，伏羲姊妹造人民，既然造出瑶族和汉族，正如造成鸡鸭一样，假如你把鸡鸭关一个笼子，它们能够配作夫妻的话，那么，我们瑶女嫁给汉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可见，瑶汉两族互不通婚的观念内化到了每个瑶民的内心。
石牌制是在瑶汉之间矛盾冲突的过程中，瑶民在攘外和安内的双重背景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政治制度。当然，是否建立石牌主要由石牌会议决定，通常情况下，会议的内容决定会议规模。如果讨论常规性事件，通常以单村或相邻几村共同参加的形式进行;如果为了解决特殊的事情，如抵御匪患，则必须由多个村寨的人共同参与。石牌会多在村民相对集中的地方举行。会议当天，村老当众“料话”，宣读事先草拟的“料令”，经大家同意之后，将其镌刻于石牌上。众人歃血盟酒，誓守石牌例令。在平时生活中，石牌头人是非常具有权威身份的人，但石牌头人不世袭。那些为人公道、有胆有识、能说会道的人都可能当选。在处理纠纷时，如果石牌头人办事存私心，不能平等对待和处理村民纠纷，其威望就会降低，失去权力和地位。相反，如果在排解纠纷过程中得到其他村寨的拥护，他的社区威望就会扩散到更广的范围，经过石牌大会议推举，他还可以由村落小石牌头人上升为大石牌头人，管辖范围扩大，得到更多村民认同。如:大瑶山六巷石牌头人蓝扶宵(1870，花篮瑶)，当地人都尊称他为“瑶王”。1897年，武宣县“三点会”百余人突袭六巷村，其母因病不及躲避，被匪徒枪杀病床。蓝扶宵报仇心切。徒步百余里到象县寻求支援，并踊跃参与县兵围剿匪患数十人。通过这件事，他赢得了官府的重视和村民的信任，后被推选为六巷(当时称东南乡)石牌头人。1909年，李国治在罗运村召集全瑶七十二村石牌头人庆功，把大瑶山划为四个团，大会一致推举蓝扶宵担任六巷团总，负责管辖六巷、古卜、门头、王桑、大凳、新村、上古陈和下占陈共八个村寨。
三、化外的夷地与抗争的终结:“王不辖、官不管”、“大藤峡瑶民起义”
明代以前，瑶族在南岭山脉一带，跨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聚居区和现在相比幅员较广。他们对当时采取民族压迫政策的封建王朝的反抗在汉文史书中的记载可以远溯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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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斗争的中心地区逐渐由北向南，由较开阔的丘陵地带向险恶的山岭移动。明清以来，统治者虽对这里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但由于山岭的阻隔和瑶族人民的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实际上并未能对这里实行有效的统治管理，形成了“统而不治、管而不辖”的局面。在瑶族文献中，有很多关于瑶族祖先不向王朝纳税服役的记载。“隋代居住在湖南和两广北部山区的瑶族先民，史称‘莫瑶’。”即免徭役之意。《评王券牒》中说:“瑶族搬移衣箱、枪、弩、刀、斧等件，游过寻访山场耕种，经过各省布政使司府县乡村路头关津隘口，不许行凶盘问，开关放行，切莫阻挡行程。盘瑶子孙搬家，因恐缺少盘费，任从逢州吃州，逢县吃县，逢乡吃乡……瑶人外出来往，经过州府县衙之地，不许盘问，准令放行……准许出山另择山地耕种，途中逢人不作揖，过路不用钱，见官不下跪。”因此，明朝之前，整个南岭瑶族地区——主要是大藤峡瑶族地区——即以今天的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为中心，包括武宣、象州、蒙山、桂平、平南、藤县、荔浦等县市，方圆六百余里的广阔大山区，基本上仍然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化外之夷”，“官不管，王不辖”，仍由瑶族自由发展。
历史过渡到明朝时期，这种现象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明朝洪武年间，统治者先后在大藤峡周围州县设立了九个千户所，后又增设了十多个巡检司，对瑶族实行层层军事封锁。并且，为了更好地统治瑶族，明王朝还从当地瑶族中选拔出一些效忠的头人担任卫所、巡检司土官。大批军官和士兵进入大藤瑶山，军费开支几乎全部转嫁给当地瑶族，百姓生活穷困潦倒。明王朝对瑶族的经济封锁和军事残压，最终导致了大藤瑶民大起义。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到嘉靖年间止，历时百余年，规模较大者有十余次。明朝统治者对这次起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剿和镇压。统治者发动了几十万军队，先后三次对瑶民进行大屠杀。瑶族起义失败，被迫四处逃离。之后，明清两代官府对大瑶山基本上都采取“居其要害、移设卫所、以控诸蛮”的手段，对大瑶山进行封锁、隔离和防范，对出入瑶山的行人都严加盘查。由于山外政府对大瑶山实行严密的封锁，限制山外的人与大瑶山进行交换，食盐、大米、布匹、铁器，尤其是食盐，严禁输入，这给瑶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
然而，大瑶山山内盛产木材、香草、香菌、油桐等特产，山外的人离不开这些东西。山内的瑶人又缺乏基本的生活用品。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大瑶山调查时也发现，“花篮瑶的家庭虽则在大体上说是可以自足的。但仍给予山外汉人的地方还是很多。于是他们不能不有一种交换这些输入品的东西。输出的主要商品是木材，通过木材和山外的汉人交换日常生活用品”。于是，大瑶山沿边的小商贩便挑食盐、铁器、布匹等生活用品进山，换取山外紧缺的物资。当然，瑶族所受的剥削不可避免。汉人一根针就可以换1斤米;一斤生盐换50斤稻谷;一把镰刀换100斤稻谷，等等。尽管交换不公平，但由于行商小贩是山内唯一的货物源头，因此，瑶族对这些小商贩持欢迎和仇恨的双重态度。瑶族石牌规定:“见客买卖生意，不得乱作横事”、“中途劫抢客商，即起石牌追捕”、“善人买卖，有茶有食。”岭祖石牌规定:“呈恳示禁该处居民及外来诸色人等，入瑶贸易，仍许照常出入，不得引诱匪类，欺压瑶愚，偷窃砍伐，恃强滋事，可出按律究办。”六段、仙家潜、老矮合三处石牌:“凡有客进瑶(山)做买卖者，或生面不识，不准留宿。倘有刁顽强者，宜报知瑶首，当众逐出。”三十六瑶七十二村石牌规定:“客人(汉人)过往，生面查实姓名。”这些规定保护了客商和瑶族各自的利益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瑶汉之间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