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康从来没停止过考试。1995年，他奋力从黑虎村小学考入郭城驿初中。三年后，他奋力考入会宁县第二中学。再过了三年，他奋力考入西北师范大学。现在，他奋斗得到了回报－－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学生参加高考。
赵永康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吃公家饭的人，家境在当地已算不错。但在黑虎村，赵永康的本科学历不算太高。村里考出了三个博士，其中一个现在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老师。而衡量一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家境并不重要，要看谁家的孩子考得更好，走得更远。
有一次，一个姓牛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所认识的“混”得最好的人是一名考上复旦大学的同学。“他毕业以后去了新加破，前不久回到兰州呆了几个月，最近又要出国了。”司机羡慕地说。他有一个兰州交通厅工作的弟弟，也是考出去的。但很显然，距离会宁最远的那个人，才算真正“成功”。
会宁像是一片令人遗弃的土地。留守下来的人，大都无奈而绝望。因为缺水，这里所有的学校只有一两个厕所。新修的教学楼即便了厕所，也从不使用。刚刚过去的一年，整个县的财政收入是1981万元，而支出却达6.5个亿。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土地贫瘠农业萧条。“这里的米都是很难吃的。”赵永康说。
中考那年，赵永康成为班里少数几个考上会宁“一中”或“二中”的学生。会宁一共有五所公立中学，这两个是最难考，但也是最有希望走出会宁的跳板。没考上高中的人，也大都通过其他方式离开了这里。也许是职业学校，技术院校。他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办法，通过考试，离开会宁。
在会宁二中，赵永康可以一个学期不洗澡。背大量的书，做大量的习题，生活中所有的事围绕高考一个目标进行。2001年，他在“重点大学”一栏填报了兰州大学，但他只考上了西北师大。四年后，他带回来的教育方式，仍然像几年前一样。在中国，这种“题海战术”被称为应试教育。
赵永康执教的政治课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分为三个部分：经济、哲学和政治。在近来掀起的高中教材改革讨论中，政治课却很少涉入其中。它很容易教学，但对某些人来说也更艰难。在学校，政治课因其在考试中的重要性而得到学生的重视，但是政治老师的地位却颇为尴尬。也许没有学生会去关注这个国家真正的政治现实，考试也会忽略这一切。赵永康告诉我，以前必考的“时事政治”部分，现在也已取消。
对于会宁的学生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和外界沟通的渠道，只有校园里的报栏橱窗－－它可能甚至半个月才更新一次。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赵永康，“你觉得这样的政治课上得有意思么？”
“……你知道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考试。”他嗫嚅着说。
“那你打算一辈子这么教下去？”
赵永康没再说话。那天晚上，我邀请赵永康和他的妻子王芳一起吃饭。同桌的还有一位他的高中同学，叫王维。他在延安大学念了四年的政治学，现在在会宁枝阳中学教政治。这所中学只有初中部。王维所教的思想政治课，更为简单和粗砺。
我们坐在县城里一家肥牛火锅的包房里。王维专程从乡下赶过来，第二天，他将起程去兰州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王维24岁，穿着一件不起眼的夹克，不爱说话，心事重重。他仍像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时刻准备着下一场考试。去年，王维考过一次研究生，只差几分。赵永康说他今年一定能考上。
维原本就不是学师范的，对当老师也没多大兴趣。他没有结婚，没有在当地交女朋友。也许是打定主意还要离开会宁的，而途径似乎也只有考研一条路。
但赵永康不一样。回到会宁的第二年，他就结婚了。王芳也毕业于西北师大，也是政治老师，但她是甘肃庆阳人。那里挨着陕西，是平原，资源丰富。家里曾强烈反对她到会宁教书，这里远近闻名地贫穷。然而她嫁给了赵永康，一切都安定下来。
王芳的教学经验比赵永康还多两年。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脸蛋红扑扑的，说话却有张有弛，随时准备补充和纠正赵永康。她已经带过一届高三的学生。那年，一中出了状元，是这几年考得最好的一届。这是王芳为数不多的成就感之一。但这种成就感，赵永康和王维都还没感受到。他们毕业才刚刚两年。
吃完肥牛的第二天清晨，王维在酒店找到我。他说中午就要去兰州了，然后给了我教育局一个叔叔的电话，希望我可以在那里得到有关会宁教育的更多信息。“但是，如果你想更深刻地了解会宁，我建议你去更远更偏僻的农村看看。也许，那时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说完，他就离开了。
后面几天，我曾向赵永康打听王维考试的情况。但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有时，赵永康会突然向我打听法律方面的考试情况。他上次没有回答的问题，现在似乎越来越清晰地看见答案。他告诉我，想考一次司法考试。
“考完试做什么？你想做律师么？”我问他。
这时，赵永康再次陷入了沉默。
绝望的出路
我几次从良友大酒店一路散步到会宁一中。空中总是飘着小雪，我感到脸上的皮肤正在崩裂。街上人烟稀少。萧条的马路上零散跑着几辆三轮出租车。每当他们驶到我面前，会主动停下来，直到我摇头才缓缓离开。
良友大酒店是会宁最高档的一个酒店。标准间100元，如果再加20元，你可以享用一天的宽带网络。在会宁，网络是通向其他世界的最便捷的路途，但仅此一家酒店。我在街上只看见过一个网吧。但和中国大多数三线城市不一样，这里的网吧人也不多。整个县城是冷清的，像冬天的太阳，晒得人心寒。
我走过会宁县中医院，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我来到县城的主干道。烟酒、糖果批发摊位依次排开，但很少有人光顾。五分钟后，我将抵达会宁一中附近的牛肉面馆。如果是傍晚，街道会突然嘈杂起来，我会看见一股庞大的人流朝我涌来。
五点半，补课的学生们终于下课了。他们很安静，只是庞杂的脚步声吵醒了街道。牛肉面馆顿时排起了队，只需要3元。他们用一种罕见的速度吃完一碗面，然后迅速消失在街道。十几分钟后，这里恢复了冷清。天渐渐黑下来，气温降到零下8度。然后我裹紧羽绒服，继续朝会宁一中走去。那里有人开始大声朗读。
在会宁，没有任何事情比高考重要。有时，我会觉得这个小城只有两个单位，两种人。一个是政府，他们都忙着怎么从甘肃省或者中央得到更多的扶持；另外一个是学校，他们都忙着应付年复一年的高考。除了学生，如果还有余下的人，也许都是家长，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努力让孩子考上大学。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已经30年。大约有3600万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去年，一个名叫范谊的人大代表提出取消高考。范谊是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他坚称“高考制度已经失败”，“看似公平，实质却扭曲了教育丰富、多样化的内涵”。但同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反驳称，“高考仍然是现阶段选拔人才最公平的一种手段”。
但这些争论和会宁隔得很远，远到人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庞杂的声音。在北京，我的一个朋友陈琛说，在甘肃那些贫瘠的地区，除了高考，人们没有其他的路可选。
陈琛出生在甘肃另一个有名的教育县民勤。199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去过那里，你们永远无法体会西北那种土地和根的感觉。“在城市里，是没有根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家有一种厚重的背景，好像冬天炉子生出的烟色，好像沙发上旧了的沙发套，好像爷爷们抽烟熏黄了的指甲，女人们家事做久了变得粗糙、无法伸直的手。”
但沉在这厚重背景下的底色，除了对根的思念，还有对贫穷的抗拒。“西北的贫瘠是很让人心酸的。”陈琛说。我在良友大酒店温暖的房间上网和他聊天。“你们南方人不可能想象，我们每次坐火车，一旦过了秦岭，就开始雀跃，因为可以看见绿色，看见水。”但要想永远走出这种贫瘠，高考是唯一的选择，它是和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天下午，王芳让我见到两个高三宏志班的学生。宏志班是中国政府推行的“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每学期为贫困学生提供大约2000元的帮助。在甘肃，会宁和民勤各有一个宏志班。它们的升学率往往都会达到100%。
一个叫贾腾的学生羞涩地告诉我他要考清华大学。另一个叫郑彦锋，他提到了同济大学，但他却不清楚这所大学的状况。我告诉他同济大学以城市规划专业见长，他喃喃道：“城市规划……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