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2年作 1625年增订）
渴望的东西少，恐惧的东西多，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心态。而帝王的情况一般都是这样。因为他们至高无上，无所希求，所以搞得他们精神更加萎靡；成天价疑神疑鬼总觉得险象环生，又使得他们心理更加阴暗。这也就是造成《圣经》上说的“君王之心也测不透”的一个原因。猜忌多端，却缺乏一种主要的渴求来引导、调整其余的渴求，这就使一个人的心难以测度。于是君王往往为自己设计一些欲望，把心思寄托在一些小技上。有时迷恋于建筑，有时热衷于设立爵位，有时一心想提拔一个人，有时又打算精通一门技艺。如尼禄爱弹琴，图密善善射箭，康茂德好击剑，卡拉卡拉能驾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有人不明这样一种道理：那就是在小事上无往不利比在大业上止步不前更令人欢喜雀跃、心情爽快。我们还看到有些帝王早年都吉星高照，南征北战，马到成功（因为不可能永远一往无前，总有流年不利、受阻碰壁的时候），到了晚年就变得迷信、忧郁，如亚历山大大帝、戴克里先，还有我们记忆中的查理五世，等等。因为一贯一往无前的人，一旦停下脚步，就会自暴自弃，判若两人。
现在谈谈君权的真正结构，这是一种很难维持的东西。因为结构和解构都包含着矛盾对立，不过把矛盾对立融为一体是一回事，使它们交替轮换则是另一回事。阿波罗尼奥斯回答韦斯巴芗的话教育意义极为深刻。韦斯巴芗问他：“尼禄为何而覆灭？”他答道：“尼禄善于拨弦弄琴；然而在当政时他忽而把弦绷得太紧，忽而又放得太松。”忽而施行高压、忽而放任自流，这种均衡失当、时宜不合的权力变换对权威的破坏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近代君王的统治之道却是在危难临近时侥幸躲避、设法转移，而不是采用稳固踏实的渠道防患于未然，所以这就等于在碰运气。因此人们要千万当心，不可忽视、容忍积蓄动乱的柴薪。因为谁也禁止不了火星，也说不上它会来自何方。君王事业中的困难又多又大，然而最大的困难往往还在他们自己的心里。因为正如塔西佗所言，君王总爱干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情：“君王的欲望一般都很强烈，而且相互矛盾。”想达到目的，而又不忍采取手段，这就是权力的荒谬。
君王必须应付邻邦、后妃、子嗣、高级教士或僧侣、贵族、二等贵族或绅士、商人、平民和军人，如果稍有不慎，他们都会造成危险。
先说邻邦，由于形势变化无常，所以提不出一个总则，但有一条是颠扑不破的，那就是君王必须警戒不懈，提防邻国（或通过领土扩张，或通过贸易诱惑，或通过深沟高垒、层层设防、步步逼近等办法）增强国力，对自己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一般是预见阻止这种事态的常务顾问的工作。在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大帝三雄鼎立的时期，他们都在虎视眈眈，哪一方也不可侵占巴掌大的一块土地，如有一方胆敢越雷池一步，其余两方就会立即采取措施，或结成联盟，如有必要则诉诸武力，而且绝不苟且偷安，养虎贻患。而由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和米兰大公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结成的同盟（圭恰尔迪尼称之为意大利安全保障）也有同样的作用。一些经院派哲学家认为，人不犯我，我若犯人，便师出无名，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虽然尚未遭受打击，但大敌当前，危在旦夕，出于恐惧，先发制人，也算师出有名，这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后妃，其中不乏惨无人道的事例。莉维亚因毒死丈夫而臭名昭著；苏莱曼一世的王后罗克珊拉娜不仅杀死了著名的王子穆斯塔法苏丹，而且还给王室和继位制造了麻烦；英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则是废黜和谋害丈夫的主谋。
后妃在策划立自己的儿子为王或者有奸情的时候，这种危险尤为可怕。
至于子嗣，他们引发危机酿成的悲剧也层出不穷。一般来说，父王对子嗣产生怀疑总会招致不幸。我们前面提到的穆斯塔法的死对苏莱曼王室产生了致命的恶果，因为从苏莱曼起直至今日，土耳其的王位继承者有不正之嫌，恐怕有外来血统，因此谢里姆二世被认为是私生子。年轻温顺的王子克里斯帕斯被其父君士坦丁大帝杀害，同样给王室造成了致命伤。因为君士坦丁的两个儿子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斯都死于非命，另一个儿子君士坦提斯结局也好不到哪里，他确实是病死的，但死在尤里安起兵反他之后。马其顿王腓力二世之子德米特里厄斯之死给其父王带来了报应，致使他悔恨身亡。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父亲因此类怀疑而获益的极其罕见，甚至根本没有。儿子公然举兵反叛父王则属例外，如谢里姆一世讨伐巴耶赛特、英王亨利二世讨伐三个儿子。
至于高级教士，在妄自尊大、气焰嚣张时也会造成危险。当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和托马斯·贝克特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简直公然用主教的牧杖与帝王的刀剑对抗。然而他们对付的却是一些强悍骄纵的国王：威廉·鲁弗斯、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危险并非来自那个阶层本身，而是当它有国外势力指挥扶持或者教士的进用不是由君王或有圣职授予权的人士遴选，而是由平民百姓推举时，才有危险。
至于贵族，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并不为过；但抑制他们却会使国王的独裁加剧，安全减少，随心所欲的能力也越来越小。我在拙著《英王亨利七世本纪》中已强调过这一点。亨利七世由于压制贵族，他统治的时代困难重重，动乱频仍。尽管贵族仍效忠于他，但在国事上不予合作，所以实际上他倒乐得来个事必躬亲。
至于绅士，因为他们是一个分散的群体，所以不会造成多大危险。他们有时候也口出狂言，但危害甚微。况且他们可以抵消贵族的势力，不致使贵族过于强大。最后，他们在有权势的人中最接近平民，因此能缓和民众的动乱。
至于商人，他们可算是“门静脉”。如果他们不景气，一个国家尽管肢体完好，但血管空虚，营养就不足。对他们课税于君王的岁入好处甚微，因为这纯属贪小失大之举。税率有所增加，商贸总额反而减少。
至于平民，他们倒没有什么危险，除非他们有了伟大能干的首领，或者你对宗教问题，或者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妄相干涉。
至于军人，只要他们集体生活，长期驻扎，又有领犒赏的习惯，他们就是个危险阶层；这从土耳其新军和古罗马禁卫军身上可见一斑。然而训练士兵，将他们分地武装，分帅统领，不给犒赏，既有利于国防，又不会酿成危险。
君王犹如天上的星宿，能带来清平时世，也能招致祸患年月。他们受万人景仰，但没有片刻的安宁。关于君王的种种警语其实可用两个“切记”囊括：“切记你是个人”、“切记你是个神”或者“神的替身”。前者约束他的权力，后者扼制他的意志。
解析
一、统治者的悲哀在于：
1.希求少而恐惧多。
2.他们只有制造人为的快乐。
3.于是最后容易变得“迷信和忧郁”。
二、“真正的君权结构”是 ——
1.要始终一致（把矛盾对立融合而不是交替轮换）。
2.要设法对付真正的祸端。
三、君权的危险来源：
1.其他君王的侵犯。
2.不忠、妒忌的后妃的阴谋。
3.心怀猜疑的异己的子嗣。
4.高级教士认可外国的拥戴。
5.贵族在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的时候（绅士很少造成危险）。
6.平民在他们的宗教、习俗或生活方式受到干涉的时候。
7.军人在容易受贿的时候。
四、统治者本身应当扼制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