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君保平是未曾谋面的朋友，刚刚出了本议论愤青现象的书《打捞中国愤青》，现在又看到了这本即将出版的书稿。前几日，廖君来过电话，为新写的书托序。我其实不习惯把自己的文字放在别人著述的前头，以免佛头着粪。但，廖君固请，难以却情。
这是一本专门为辛亥百年写的书，作者是一个评论人，书的撰写也是评论体。当然，书中亦有叙事，体例上属于夹叙夹议，兼之作者文笔流畅，这就使该书读得比较畅快。辛亥革命是个大题目，又正逢起事一百年。这是个整日子，台海两边看起来都有大操办之势。不过既然纪念，那当然不缺颂声盈耳。但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大事件，要想获得真正的认识，仅靠歌颂，当然不能得其面目。该书的写作，就是把一个作者眼中的辛亥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作者还想呈现给我们的，是他自己对该革命的看法。事实只有一个，看法却有多种。不以主流的看法为看法，是该书的一个看点，其重要性显然超过它对辛亥的叙事。套话地说，该书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既非一味肯定，亦非一味否定；而是在分析与阐释中努力呈现辛亥革命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同样延伸在对辛亥领袖孙中山的评价上。作者笔下的孙文，当然是正面形象，但其负面性亦不为其隐晦，而且用笔恰如其分，也比较得力。这是一种有侧重但又不失公允的历史态度。
一本好看的书，仅仅态度公允还欠够。既然是对一个历史大事件的评论，还需要跟上相当的历史把握能力和阐释能力。就我读及的部分，我觉得作者做得不错。它不局限于传统史学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而是力图摆脱其影响，并以新的视界而评论。比如，谈及辛亥革命，就避免不了这场革命的性质。这在近代史的研究上早有定评，即它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作者就这一问题拉开专章，我当然同意他的论述。但也觉得该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它来自那种一切俱由阶级定性的教条主义史学。在这个意义上，驳斥它等于抬举它，更好的办法未必不是无视它，让它废在那里而不论。
如果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么它是一场什么革命呢？作者是在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上肯定了它，这没错（当然也指出了它的失败之处）。但，对这场共和性质的革命，我在较为满意地读到我所认同的许多表述时，也生出一些遗憾，即如果作者有一些较为深入的西方政治学知识，将会更有助于自己对这场革命的穿透，而且还会更新现在的论述框架。比如，清皇权是专制的，辛亥革命是共和（民主）的。因此，共和民主就和专制对立起来，而革命就是解决此一问题，尽管它没有成功。作者基本是按这条思路论述的，但这条思路本身就有问题。在西方古典政治学语境中，甚至从亚里士多德起，民主本身并非专制的对立面，它自己也完全可能是专制的。亚氏之后，不少欧美学者亦多有这些方面的思路与表述，而且还有效地影响了清末那批人。清末立宪派的梁启超就很好地吸纳了西方这一路下来的思想，他之所以反对同盟会的共和革命，就在于他认为暴力革命之后，很容易出现“共和的专制”或“民主的专制”（那个时代，共和与民主同义）。
梁启超这一思想可以说中断了一个世纪，显然，作者在重回当年的历史语境中，似乎也没有充分注意梁任公这方面的意见。书中虽有专门谈论立宪派的章节，在我看来，谈论本身不仅没有知识上的问题，甚至不时出彩。只是作者如果能够认识到梁任公他们对付专制的办法和同盟会不同在哪里，哪一种方式更能切中专制的要害，解决专制的问题，同时又能避免革命带来的战乱，也就是说，如果在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有了这些比较性的论述，历史的得失将会更加清楚。作为读者，我想我也会更加满意。
不过，我这里有些苛求作者了。以上问题为我所关注，但不知我是否有权要求作者对我关注的问题同样关注。毕竟辛亥革命涉及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作者不可能对所有的方面等量齐观。但，以上我所涉及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又绝非一个小问题；因此，我不妨把最近我写的《走向“共和”，还是走向“立宪”》稿放在下面作为附录，供有兴趣的读者一阅。它是比较清末立宪派和革命党解决清朝专制的两种不同方式和路径。姑且借该书几页纸，让它作为廖著谈论辛亥的一个补充。
前两年，有过一部国产电视剧叫《走向共和》，我没看，听说很叫座。但它命途多蹇，就像剧中它所反映的对象一样。百年共和之路，以血沥成，以头颅铺就。结果如何？1913年共和仅两年，当时参与武昌起事的功勋之一蔡济成，在《书愤》中悲怆沉痛：“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殊不料蔡氏一语成谶，又岂非1913。回首百年，辛亥革命，终结帝制，成就共和；但没有终结专制，反而开启了一个新的专制即“共和专制”的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起事的先驱们，除了反满，反专制也是他们的诉求之一。假如一场革命只是以一种专制换取另一种专制，甚至是更大的专制，那么，后人不禁要问，革命何为，莫非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
1900年，是20世纪初元，也是清王朝历史上的一个拐点。经由拳乱，它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终结。但，如何终结这气数散尽的清王朝，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和主张。一个是清末立宪派，以梁启超梁任公为代表，一个是革命派，以同盟会孙中山为代表。如果同盟会的路径是“走向共和”，梁启超的路径则是“走向立宪”。不同在于，同盟会要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朝，夺取政权，将中华国体从“君主”改为“民主”（共和）。而梁任公则反对暴力革命，他不是推翻清而是改造清，即用立宪的方式限制君权乃至虚化君权。梁氏的落点不在国体在政体。国鼎所在，可以不问，此即国家政权在君主之手还是在民主之手，可以按照传统来选择，最好不要用颠覆式的革命去改变，否则天下大乱。但，和国体相对应的政体，却不可不问，它直接关系政权的性质是立宪还是专制。要而言之，如果这个政权有宪法支撑并受其制约，即为立宪政体。如果它没有宪法或不受其限制则为专制政体。立宪派如其所名，它的政治努力不是推翻清王朝，而是要对它做立宪主义的政改。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大清在国体上不是不可以保留（这就是“保皇派”恶名的来历），但清政权本身，必须从专制走向立宪。
和暴力革命相比，立宪派走的是一条不革命的革命之路。它要革的不是清人的命，而是秦汉以来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命。就20世纪这两种革命而言，一种是革人的命，结果革来革去，人头纷纷落地，但制度依然，哪怕它有共和的名头。还有一种是任公式的革命，它不革人头革制度，不主张流血，至少不煽动别人去流血。这两种革命在20世纪之初即开始较量，谁胜谁负，将引导一个世纪的历史。但革命派最终用民族主义说服并吸引了当时的热血青年（1949年以前的中国，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于是有辛亥起事，于是有中华民国。国体完胜，但政体依旧，以致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这样表示：“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但，这已经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共和专制了。百年历史，我们在不断走向共和的同时从来没有脱离专制。至于宪政，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正如此前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之后我们离它却越来越远。
比较辛亥前立宪派和共和派两种不同的政治预案，其体制资源无不来自西方，但它们取法的国家对象却显然不同。如果说20世纪10年代及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英美或是苏俄；那么，20世纪零几年，亦即世纪之初摆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选择，却是英或是美（俄因其是一个老大的专制政体则成为国人反面选择的对象）。同盟会以美利坚为样板，正如立宪派取法的是英吉利。美国是共和体制，成立于独立战争之后，它激励了同盟会的热情，也想以战争的方式驱逐满人，成立一个汉人主宰的民主共和国。立宪派不然，它反对同盟会盲目学美，主张走英伦道路，先君主立宪，然后在宪政框架下逐步共和。这并非因为英国好而美国不好，而是美国太贵，中国一时学不起。毕竟中英两国较之中美两国无论在国情上还是历史上都要更切近。
中国是一个比英伦有着更悠久历史的君主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搞共和，不但容易导致社会失序和混乱，最后仍不免出现新的专制或专制复辟。1640年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推翻帝制，成立共和。但这位议员出身的将领当上护国主之后，居然动手解散议会，以行使他自己的共和专制（这很像后来袁世凯当上总统也把国会取缔）。克伦威尔死后，帝制复辟。议会面临专制君主詹姆斯二世时，不是像前次一样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而是暗地从荷兰请来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出兵赶走老君王。赶走之后，不再选择共和，而是选择虚君立宪。在拥立威廉为新君的同时，条件就是他必须接受由议会向他提出的包括立法权、征税权、选举权等在内的《权利法案》。该法案极大地限制了威廉作为君主的权力，使他成为一个虚君。君而不虚的地方在于保持其王室，让它成为一个具有稳定社会秩序意义的象征。因此，经由1688年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英伦三岛国体不变，还是维持君主制；但在政体上却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从专制到立宪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