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利用袁世凯，孙中山不可谓不深谋远虑。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欧洲回到香港，当时的广东都督胡汉民到香港去见孙中山，胡汉民建议孙中山不要到上海去，就留在广东练兵，然后跟袁世凯打仗，孙中山说，袁世凯也许不可靠，但可以利用，把他利用起来，要比练10万精兵还好。孙中山主张动员袁世凯反正，这一点是孙中山很高明的地方。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利用，宣告帝制结束，让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
对于胡汉民怀疑袁世凯不可靠，会重蹈满洲的旧路，孙中山说：如果袁世凯干坏事，我们将来反袁就比较容易，要比反满更容易。历史证明，孙中山预计得非常准确，袁世凯一当皇帝，蔡锷在云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很快形成反袁同盟，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就下台一命呜呼了。
我们之所以认为辛亥革命失败，就是因为革命政权“所让非人”，不应该让给袁世凯，袁是一个破坏戊戌变法的人，后来又复辟帝制，在革命党眼里是一个反面人物。但从上面通过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利用看得出，袁世凯对辛亥革命是有功劳有贡献的，他促成了帝制的结束，至于后来的事，是袁世凯的问题。
另外，过去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是因为革命党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软弱性是因为实力不济，并非革命党不想强硬；妥协性也不能说是一种失败因子，因为，政治是一门斗争的艺术，不可能没有妥协，妥协是以退为进，是为了更好地斗争。
这样分析可以看出，过去，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强调过多，对成功方面强调不够，甚至严重不足。现在应该是全面评估的时候了。
廖保平：社会的进步总是复杂而曲折的，总体上是进步力量与落后力量的拉锯，会有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但孙中山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种社会改造的想法是不是太过于理想化、急功近利了？而且我发现我们在历史中老会犯孙中山这种错误，这是为什么？
杨天石：这反映了孙中山美好善良的一面，他希望政治革命推翻帝制，又希望社会革命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孙中山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重重，他强调毕其功于一役，就是为了避免西方社会那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阶段矛盾，让政治、社会革命再次发生。他是要从根源上清除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土壤，让新社会从一开始就别产生分化，共同富裕，这是做的一种预防，消除其可能。
有评论者批判孙中山这种想法是幻想，但这恰恰体现出孙中山不是功利主义者，企图走出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道路，他终究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劳动者的利益，而非资本家的利益，他的思想感情是美好而善良的。至于能不能做到，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不能说孙中山仇视社会革命。
这里边涉及一个对孙中山的身份定位的问题。传统观念里，我们把孙中山界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我不赞成这个定义，哪有骂西方资本主义那么狠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啊，如果要给孙中山作一个定义，我认为他是平民革命家，毕竟，毛泽东同志只说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并没有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的字样。真正代表资产阶级的是梁启超他们，梁启超曾说，在中国第一是发展资本主义，培养大资本家，为此宁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他们才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狭隘功利。
2009年1月，我和同事做一个关于张之洞身后百年浮沉的专题，听说武汉出版社刚刚出版了共12卷、1200余万字的《张之洞全集》，闻风赶过去一睹为快。在那里碰上了编辑部主任邹德清兄，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历史题材的写作，聊到再过两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都认为辛亥革命很值得写本书。
我对历史很有兴趣，高中时历史常考第一名，大学读中文，文史不分家，读了些历史，毕业后并未间断，尤其对近代史感兴趣，觉得“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其变成了一座富矿。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写一本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书。邹德清兄认为，关于辛亥革命的书汗牛充栋，要写就写一本辛亥秘史，我竟无知无畏地说，那好吧，就写辛亥革命秘史。
说干就干，我开始大量购置阅读晚清民初的书籍，也在网上阅读。另外，久居国外的一位好朋友得知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特地在国外为我购书，搜罗资料，回国时一并带给我。扬州好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孟瑶女士，则身手矫健地“翻墙”到境外网站，帮我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在此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可是这样一购买、一收集、一阅读不打紧，猛然发现自己写一本辛亥秘史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我也怀疑，那些花十数年时间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能不能写出一本为他书所未载的秘史，也是一个问题。辛亥革命的历史很难说是什么秘而不宣的历史了，无论史料的记载还是研究，都相当丰富。虽然辛亥革命离现在一百年了，但真的很难找到哪个朝代像民初那样及时详尽地、不受干扰地记录其历史和研究其历史。单就孙中山的史料记载而言，早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差点为清政府所害，他为此写了《伦敦蒙难记》。1902年，日本人宫崎寅藏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次年，章士钊译为《孙逸仙》，在国内刊行，风行一时。此后关于孙中山的传记、史料多多。
而关于辛亥革命整个历史过程的记录也相当及时全面。辛亥革命爆发于1911年10月10日，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编印有《大革命写真图》、《中国革命史》（苏生著）。1912年民国成立，类似的史料书籍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如《辛亥革命记事本末》（郭孝成编）、《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编）、《共和关键录》（观渡庐编）等。仅一两年时间就出了这么多的书，如此近距离地记载了那时的“当代史”，一些作者本身就是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虽然不排除他们编书时会夹带私货，党同伐异，甚至歪曲史实，但大家都是亲历者、证见人，想要大肆歪曲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且我们不要怀疑当时人写史的严谨态度，胡石庵在写《湖北革命实见记》时就定了几条原则：“从实以记，不偏不党，不讳亲，不避仇；不畏强御，不轻弱贱；是者是，非者非，善者善，恶者恶；得者得，失者失；可取者取，可舍者舍，是可美者美，可丑者丑；可褒者褒，可诛者诛。”据此，他们记录的史实，基本上是可信的。
此后，这一百年来，国内外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传记、编纂、研究多如牛毛，不可胜数，很多跳不出此前的资料和史实基础，其中革命亲历者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有一些秘史的味道，但很多内容又被证考为错讹失实。此后那些并非革命亲历者，或并非掌握独家绝秘的资料，说写了什么“辛亥革命秘史”，我是大抵有点怀疑的。当然，这里的秘史与被有意遮蔽的史实是两回事。
在前人做了筚路蓝缕的记史和研究堆积之后，我再想写什么革命秘史，岂不是太自不量力？因此，越是深入阅读，越觉得自己渺小，越是不敢写什么秘史，而且觉得，就是写一般的读史文章，也难有超越之感，更何况还有不能超越之处。虽然期间写了一些文章，投给一些报刊杂志采用，但有一阵子都害怕提笔。
秘史写不了，一般的写不好，我写什么？就在极度困惑之时，《名人传记》杂志的编辑刘晨芳给我回话，说我投给他们的读史文章她和主编都很喜欢，原因是“文笔很老到耐读”，“题材很新鲜”，“用老题材写出新的时代意义，蛮难得的”。甚至建议“题材能否再拓宽一点，跳出民国袁世凯等几人，相信会更有看头”。然后是在《长城月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被网站转载，一些朋友看到了，也给了我赞许和鼓励，这让我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确实，我写这段历史的一个特点，正是“用老题材写出新的时代意义”。因为我坚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研究历史当然是为了考据史料的真假，但当史料已经确凿地摆在那里时，剩下的就是看法，以史为鉴，为现实的改进提供历史智慧。“述往事，思来者”是我写作的主要目的，我力图以百年前国人突破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铁屋围困，对民主宪政的追求和失败为主线，无论清末立宪，废止科举，铁路国有，秘密会党，革命筹款，南北兵变，财政分析等，每一个选题都扣紧这一主线，用新的理论思维考量历史，理解历史的本来逻辑，为现实社会的进步提供可行的逻辑支撑，在两者的关照中，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变与不变的因果脉络。
之所以会有这样明显的写作倾向，或许因为我是一个评论人的缘故吧。评论人读史写史，可能会有更强烈的历史穿透感和现实的黏和感，从历史看到了现实，也从现实切回到历史，在游走中，让尘封的历史活过来了，把离得太近看不太清的现实拉到看得更清晰，找到历史智慧和现实需求的契合点。
这就是我写辛亥革命的突破点，既无力写秘史，又不能以考证和人生体悟为能事，但我可以对史实有自己的见解。就像一座山峰耸立在那里，看的角度不同，就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就需要以角度取胜，超越看法。我想在成见以外发问，以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的姿态，以公正的立场说些我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这未尝不是一次自我突围。
尽管我尝试突围旧有的体系、僵化的叙述和陈腐的论断，但我也知道，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门外汉，我的力量很微弱，难以避免地学习参考了当代学者的成果，比如唐德刚、袁伟时、张朋园、萧功秦、雷颐等，我所列示的参考书目，大都是我参考并吸纳其精髓的对象，并向它们的作者致敬。也正因为研究粗浅，本书不可避免会有错失，我真诚希望得到方家的教正，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批判。
其实，在本书还没有出版之前，已经获得一些学者的指教，在此，我要表示我最为深切的感谢。首先要感谢为本书作序的知名学者、评论家邵建老师，他对近代史有深入研究也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一直有“两个坚持”：坚持不让别人给自己的书写序；坚持不给别人的书写序。他觉得自己的书清清爽爽的多好，而把自己的文字放在别人的文字上头，又觉得太自大。不过，在我的力请之下，他终于破例。
同时要感谢杨天石老师，我对杨老师的治史态度、功力深表敬佩，特约请他谈谈“我们该怎样纪念辛亥革命”。在采访中，爽快的杨老师直言要避谈一些敏感话题，让我觉得颇有遗憾，但仍然回答了多个有意思的话题。
本书成稿时，很偶然地得知我的朋友摄影师刘建林兄为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即将出版的《辛亥首义史》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些是难得一见的，我便与建林兄商议，能否在本书用一些冯教授遗珠的照片，建林兄欣然同意，令我如获至宝，在此特表感谢。
还要感谢推荐本书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独立学者傅国涌，知名学者智效民（按姓氏笔画排序），他们都是我敬重的学人，也都是大忙人，能抽点时间为拙书指点一二，完全像张鸣老师所言，是“帮年轻人一把”，那种悲悯之心和提携精神令人动容，将激励我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