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任何反宪政，走向专制的行为，都是梁启超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他在维新变法，清末立宪中，反专制主义的直接或间接行为。革命之后，这也是他反袁世凯称帝，反张勋复辟，甚至不惜与师父康有为闹翻脸的根本原因。一个坚定的反专制主义者，容易接受多种形式的反专制手段，尽管他主张用成本最小的手段，但他绝不能容忍专制主义复辟。
回顾梁启超这一生始终不渝的追求，是他不断变化的政治思想底下不变的底色。相对于袁世凯、孙中山来说，梁启超身上是最缺少专制色彩的人，袁世凯是个老官僚，是对专制主义有向往情结的人，孙中山骨子里也不乏专制主义因子，他搞个人权威与崇拜，就是专制主义的某种表现。但梁启超终其一生，很少有专制主义倾向，他是三个人中最为开化，最为民主的人。这就是梁启超百变不离其宗的根底，这样也使得他的每一次“善变”都显得那么的真诚可信。他并非因投机而摇摆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之间，那其实是一种痛苦的政治思考过程，而梁启超的痛苦代表着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的痛苦，也代表了一种向往光明的力量。
其次，梁启超学贯中西，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也是一个很西化的人，但是他又不像某些“专家”那样固执己见。因为他见多识广，看到每一种制度都有它自身的合理性，又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尤其看到暴力革命的严重缺陷。而且，从理论到实践还有一个距离，他不愿意轻易地否定某种理论，这样就使得他有点像墙头草，左右不招人待见。而实际上，他才是最近于中西文化本质的人，也正是因为接近于本质，他既要看政治思想对现实的效果，以此来检验一切，同时他内心里有一个基本的底线，那就是不希望用成本太大，嗜血的暴力来获得。晚年回顾自己的政治立场时，他就是这样总结的：“我在国内政治党派分野里头，向来属于渐进派。我对于现状不满足，认为必要改革乃至必要革命。但我无论何时何事，对于那些暴力的、无理性的、无效率的革命论及革命手段，总是要反对。”从君主立宪起，最后回到君主立宪止，梁启超经历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到最后看山还是山的历练过程，这是他的变与不变之所在。
梁启超是一个失败者。
梁启超的一生是反专制主义的一生，然而，终其一生，他也没有成功。维新变法失败，他逃亡日本；他所寄望的清末立宪，始终停留在“仿行”阶段；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短暂地试验了民主共和，但还是被专制主义复辟；等到国人将这些复辟者打倒，专制主义却并没有被打倒，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复活，而且活得不错，一切都没有本质的改变。这正像孙中山所说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梁启超与孙中山一样，都败在了专制主义手下。孙中山的失败可以另章议论，为什么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变成了泡影呢？
应该说，晚清以降，反专制主义最重要的无非两大运动，或曰两种手段，君主立宪以及民主共和。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一个君主立宪者，虽然他曾经倡言过革命，但骨子里是总是想搞君主立宪。可是为什么君主立宪在中国搞不成？现在的看法是，晚清立宪之时，清政府缺乏立宪的诚意，舍不得放权。这固然没错，但为什么满清没有诚意，不愿意放权呢？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而这，正是梁启超们失败的原因所在。
有论者认为，君主立宪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专制政体具有世俗性特点，皇帝没有神性，不具备“活菩萨”那样的公认的不可动摇的神圣性。皇帝是个俗物，凡兵强马壮者皆可觊觎其宝座。
这是我不能苟同的，虽然皇帝是个俗物，人人可得而当之，但皇帝仍然具有一点“神性”，即他是天的儿子——天子，是奉天行命管理人间者。所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肯定君权神授，君王的权力是神授的，怎么能说皇帝没有神性呢？在那些动乱的时代，为什么一些野心家要找一个流落民间的帝王的后裔来当招牌起事？就是因为，皇帝，哪怕是皇帝的种子，都具有号召力。他的号召力不完全来自其权力，更来自其道义上的权威，天子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道义的象征。而道义是权力合法性的有力保障，一旦道义丧失，权力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甚至反对者可以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来反对皇帝手里的权力。
梁启超提倡君主立宪，对于有二千多年帝制的中国，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有至高无上的道义威信，以其权力和威信来推行君主之下的宪政，可以减少很多阻力，也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但问题恰恰在此，到了晚清立宪的时候，君主的形象让清王朝糟蹋光了，道德的权威丧失殆尽。一个几十年下来在外国列强的侵略下节节败退的君王，还有多大的威信？如果有威信，在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下旨要全国支授朝廷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不理会圣旨，而“东南互保”的怪事。
晚清皇帝本该负有外御敌人、内保国民的责任，此时完全担当不起来，君主保国爱民的传统遗失殆尽，明思宗自尽时遗书所宣示的责任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哪里还寻得半分？满清皇帝的道统确实流失太严重了，君主的神性因道义的流失而色泽暗淡。如果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有一些威信的话，两人一死，一个小儿宣统，加外一个昏庸的摄政王载沣，于外，被瓜剖豆裂，于内，不能整合社会，谁还把他们放在眼里？在这个情况下，搞君主立宪，想弄一个国民普遍认同和拥戴的君王放在那里当国家象征，人人供奉，想必是有一定的难度，更何况这个道统差劲的君主还不愿意让权，那就更没有保留的必要。
对于清王朝来说，不能接受君主立宪，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软肋，那就是，清王朝总是以外族入侵者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统治，把汉人与满人对立起来，把中国与大清对立起来，他们的“祖训”是：汉人兴满人亡，保中国不保大清。也就是说，这个政权始终要维持一个部族的利益而不是所有民族的利益，把部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那么试问，一旦实行君主立宪，就意味着取消了满族的超国民待遇，即君主立宪下可以优待一个皇室，但不能优待一个民族。而且，立宪之后，谁人口多，谁纳税多，谁就有更多的选票和发言权，这两样对于满清来说都是一点好处都捞不着，所以，即便一个皇室同意君主立宪，满族人从内心来说是坚决反对君主立宪的，满族人一反对，这事就不好搞。
本来，君主立宪之中，君主与宪政已经存在内在的矛盾，再把民族主义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为政治改革平添更大的阻力，改革的希望更加渺茫，最后，人民最终选择了革命的办法，这可能是梁启超没有想到的，也是历史的无奈之处。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近代中国是汉民族统治，改革的阻力要小一些也未可知。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也不再给梁启超机会，当皇帝被推翻之后，当人们发现其实“一日无君”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时候，皇帝的道统、法统都丧失掉了，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梦也就完结了，当人们把溥仪抬出来搞复辟时，梁启超自己都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但梁启超的反专制主义理想并没有完成，当君主立宪已无可寄望的时候，反专制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理性的权力产生、运作、交接程序来让专制主义没有容身之地。
梁启超的失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种缺乏妥协理性的激进文化当道。在我们的文化里，当我们反对一个东西时，我们往往以为目标越明确，态度越坚决，情绪越激烈，手段越强硬，实现越快为判断标准，其实不然，不能说我们反对专制主义，目标越明确，态度越坚决，情绪越激烈，手段越强硬，实现越快就是最好的；而目标定得远一点，态度相对温和一点，情绪较为理性一点，手段保守一点，实现的时间慢一点，就一定是坏事。相反，因为是温和理性的，效果不一下马上显示，但破坏小，易建设。很遗憾，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理性经常被视为保守，激烈往往被视为进步。因此，梁启超相对温和、渐进的君主立宪主张往往没有什么市场，社会总是用成本高昂的办法才能改进，就像鲁迅说的，挪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这是很要命很无奈的事。
为什么黎元洪在民初政治舞台上吃得香。
众所周知，武汉是首义之城，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非常重视，又是挖掘辛亥革命文物，又是修补古迹，又是建纪念塔，又是圈公园，据说总的投资超过200个亿，为此事还遭到全国舆论的质疑和批评。就是在这一阵寻找古迹和修补古迹之中，黎元洪墓被当地媒体报道出来，说是何等的破落不堪，很快，政府相关部门站出来说，将花数千万元大手笔修缮黎元洪墓，扩大墓园规模，使该园成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要纪念场所。
黎元洪墓就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里，我上班的地方就在华师大的北门附近。在一个阴沉的初夏，我抽空去踏访黎元洪墓。沿着华师北门溯坡而上，其间询问了几个人，好不容易找到黎墓。说实话，整座墓园显得局促，一条约十米长的墓道，一块高约数米的水磨石墓碑，一座由大理石堆砌的圆形墓冢，以及一面镌刻着墓主人的生平碑墙，就是黎墓的全部。要不是墓碑上刻有“大总统黎元洪墓”几个大字，谁能想到，这里埋葬着一个曾经在民初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同样都做过大总统，黎元洪做的是正式大总统，而孙中山只做过很短时间的临时大总统，但黎墓比起宏大的南京中山陵，何其寒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