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善变”。
如果要在中国近代史上列几个我所敬佩的人，梁启超就是其中一个。有人说，从1888年起，“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梁启超有关系”，这是不虚的事实。对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价值，远没有得到客观充分的评价，在传统观点里，他是一个政治思想飘忽不定的人，一个保守者。可是，在我眼里，梁启超是近代最坚定的专制主义反对者。只是，在以革命胜利而有话语权来倒推历史的思维中，梁启超被否定了。
诚然，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是一个政治思想“善变”的人，当我们回顾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段，会发现他的政治思想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百日维新”期间，他跟随自己的师父康有为，领导了维新运动，主张改良和变法。变法在短短的时间内便以失败告终，梁启超不得不出走日本。
在日本流亡的初期，梁一度与孙中山的革命党走得很近，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双方还有过合并组党的计划。冯自由在回忆中提到：“已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他在《自由书》里大倡革命之言，猛烈攻击清政府，时人说他“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并非虚言，梁还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这其中与变法失败，六君子饮刀菜市口，自己被清廷通缉，断发走扶桑有关，他在感情上由对清政府高度的期望，变而为憎恨清政府，而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经过多年努力，已越来越成气候，梁顺势主张革命，可以理解。也正因此，康有为非常生气，把他“调离”日本，前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只是，梁启超毕竟没有完全走到革命党的阵营去，按张朋园先生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的分析，一个是两派因为康有为夹在中间作梗而不欢而散，又因双方争取华侨捐款的矛盾加剧分裂，再有，梁启超毕竟不能舍旧入新，脱离原来的保皇团队，孤身加入革命党。
尤其是1903年，梁启超接受美洲保皇会的邀请到美国游历了几个月之后，政治思想大变，放弃了自己的革命观念，进而反对革命，排斥共和。非但排斥共和，梁启超的思想甚至更加保守，认为连君主立宪都应该缓行,把开明专制作为过渡阶段则更为必要。他说:“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是比君主立宪还要保守的一种政治形态，在梁启超看来，却是必要的过渡制度。
这与他到了美国实地考察，看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病，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乱象有关，也与他还不能正确实地看待民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有关，还与他接受了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柏伦哈克和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有关。柏伦哈克通过考察美国，瑞士，法国共和政体的成败得失，得出一个结论：“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伯伦知理则认为，民主与君主政体各有利弊，且要在一定条件才能成立。梁启超据此对照中国，很自然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中国不适合用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共和，如果这样，不仅得不到共和，而且还会产生动乱。
梁的转变原因也并非如此简单，张朋园先生总结为五个方面：康有为的经济压力迫使他就范；畏惧破坏之后建设不易；与革命党感情日益恶化；政治思想转变，由激进而温和；受黄遵宪影响，转趋保守。总之，梁启超这一转变，与革命党矛盾公开化，最后发展成一场历时两年多的论战。
辛亥革命成功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梁启超此时不再坚持他排斥责共和的思想，而是附从了共和。民国政府顺利转手袁世凯之后，梁启超投奔袁，希望袁世凯这样的强势人物，能够把中国宪政的火车头搬到宪政的轨道上，毕竟，利用强势人物来搬这个火车头会事半功倍，这样也比暴力革命、流血成河要强。他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想一展治国身手。
可是这个期望很快破灭，袁世凯并没有诚意去推动共和及立宪，而是一步步走向所谓“君主立宪”，本质却是复辟君主专制。梁启超非常失望，但还是希望袁能走回正轨，他给袁写信，言辞恳切地说：“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袁世凯听不进去，梁就联合自己的得意门生蔡锷，一文一武，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下台。在此期间，他针对袁世凯为帝制造舆论，写了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消息后，欲用重金收买梁，让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梁启超既不顾“交情”，也无视“贿买”，毅然发表了这一篇无异于重炮的文章，痛击袁世凯的帝王梦。
梁启超两年后张勋复辟，康有为跑去充当张的军师，为张勋复辟摇唇鼓舌，梁启超竟撕破师徒脸面，公开站出来反对，撰文《辟复辟论》，矛头直指康有为。同时，梁与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康梁公开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贼启超”，但梁启超不为所动，康有为死时，他又扶灵痛哭三日。
到了晚年，梁启超那颗飘忽的心仿佛才落定下来，躲进书斋和大学，把精力主要放在培育“新民”上，不再那么“善变”了。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确是“善变”的。他支持变法维新，是个温和的改良派，但又主张过暴力革命，是个激进派；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但有人要放弃共和往回走时，他又坚决反对；他提出过开明专制，但当袁世凯走向个人独裁之时，他又高举反旗；他是维新的，又是维旧的……这就是梁启超，一个貌似在政治思想上摇摆不定的人。
梁启超的不变。
梁启超“善变”，因之，他时时遭到批评，左右不讨好，革命派不喜欢他，康有为也与他闹分裂，而他也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左右不是人。那么，梁启超为什么会“善变”呢？前面讲到一些他“变”的很具体的原因，如果从他的一生以及社会层面去思考，梁启超的“善变”是很好理解的。
首先，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转型期，梁启超是一个转型期的人物，中国该走向何处，如何走，这并非是梁启超一个人思考的问题，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必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地尝试，不断地选择，因而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此，我认同郭世佑先生看法：近代中国的一切都在流变之中，梁启超的变就无可指责，一成不变才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说，梁启超与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都曾走得很近，是投机，如果梁要投机，当初直接投机慈禧，岂不万事大吉？后来为什么还要对袁翻脸呢？
是的，不光中国在流变，世界也在流变，世界上许多国家摆脱专制，走向宪政，都有成功的范例，有美国式的、英国式的、日本式的，北欧式的，哪一种更可学习借鉴，这都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进行思考和尝试，寻找成本最小的模式和路径。很显然，梁启超从主张君主立宪到倡言革命，最后回归到君主立宪，甚至于开明专制，就是他认为后者是符合中国现实，成本最小的。
确实，相对于革命，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可避免政局动荡，尤其是可以避免流血牺、暴力战乱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按当时的中国来说，外部环境极其险恶，需要在相对稳定的环境内进行政治转型，政治动荡于国于民都是大祸害。君主立宪尊重了中国有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的现实，譬如人们的皇权思想根深蒂固，等级观念森严，国民意识不高等。
君主立宪看似一个保守改革，但对于君主权力至高无上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君主立宪的要义是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制约和规范，君主立宪之下，君王从权力无边变成了权力有限，甚至君王被架空成虚君，只作为一个国家和道义的象征而存在，谈何容易！所以，梁启超认为，只要政体是立宪政治，国体为君主还是共和并不重要，即便是君主也可以接受。
这是以退为进的务实政治改良，退就是不要求一步到民主宪政，进就是对专制主义发起了进攻，虽然火力不猛，但专制主义堡垒的缺口被打开了。只要这个缺口被打开了，就未必不会从一寸变成一尺，从一尺变一丈，最后整个堡垒都垮掉。在这里，梁启超在乎的是用最小的成本来攻破专制主义堡垒，必要的妥协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你是从人家手里把权力拿走一部分，不给人家留点尊严脸面，人家怎么可能同意？在梁启超的眼里，实现君主立宪并非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摧毁专制主义，君主立宪只是一个手段，而非终极目的。既然是一个手段，而且还合用，成本较小，为什么不可以一用呢，为什么非民主共和不可？事实上，民主共和也是一个手段，其最终的目的也是消灭专制主义。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就不要把君宪与共和当成目标来争论不休，而是选用适用的、成本最小的手段。
如此，我们就找到了梁启超变与不变的内在逻辑，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革命之前他要坚决倡导君主立宪，而革命之后，又认同了民主共和。是因为他政治立场不坚定吗？错了，恰恰是因为他政治立场异场地坚定，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即，只要是搞低成本的立宪政治就行了。革命之前，立宪政治上加一个君主是可以接受的，他虽然反对暴力革命，但辛亥革命成功了，他也就认可了既成的事实，不主张再去争君主还是共和的国体，那没有意义，只会把事情搞复杂，说不准还会再度革命。所以，当革命政府移交袁世凯之后，对袁世凯推行宪政抱有很大的希望，参与到袁世凯的政府中去，并赞同袁世凯对孙中山“二次革命”的镇压。这都只有一个目标，在中国推行立宪政治，摧毁专制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