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讲，器物的拿来是容易的，资金的引进是容易的，制度是容易模仿的，但思想意识的转变非一朝一夕，搞不好还会进一步退两步，公民思想启蒙亦是如此，绝不会一蹴而就。在一个臣民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公民思想的发展必然要经历非常艰难和曲折的道路。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说，从臣民思想批判，到国民思想萌生，再到公民思想的鼓与呼，已经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大幕开启了，一个国家民族摆脱专制的束缚，大胆地追求民主政治，虽历千辛万苦，曲折艰难，但开启的大幕不会合上，走在路上的人们不会回头，他们必然要做自己的主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成立“革命公司”，发行“革命股票”。
如果我问读者诸君，这世界上做什么样的投资，开什么样的公司最赚钱，答案会有各式各样，有的人会说开银行最赚钱，有的人会说投资能源，开石油公司最赚钱，有的会说搞卫星弄高科技最赚钱……但是我要告诉诸君，还有一种比这些更赚钱的，那就是投资革命，开革命公司，一旦革命成功，把整个国家都赚到手里，那还了得，岂是一两家实业公司的财富可以比拟？当然，风险与收益往往成正比，开革命公司收益固然大，风险也最大，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因此，“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这世界上真有投资革命的人？真有人开革命公司的？还真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孙中山先生，他首创“革命公司”，发行“革命股票”，在“海外上市”圈钱，筹到钱用于国内革命，结果这革命公司还真的做大了，夺了清政权，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本人也收益颇丰，做了民国大总统。
革命就像做买卖。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革命是需要流血牺牲的。换句话说，革命是所有政治变革、政权更迭中成本最大的，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有什么比付出生命成本更大？而这些成本最终都可以换算成金钱：革命需要有枪有炮，得用很多钱去买；要让人去打仗卖命，就要有军饷管饭吃，有功者还要给奖赏；革命者家有老小，也不能不管不顾，需要抚恤烈士家属，让人死心塌地地革命……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没有钱革命几乎无从谈起，这在古话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了钱就能把皇帝拉下马。
孙中山搞革命究竟需要多少钱无从统计，我们看到，单是同盟会发布的《军政府宣言》中就有“恤典”一节，其中规定：凡交战受伤，以至残废不能任职者，其退伍后，照本人现饷现俸，赏给终身；凡在军身故者，无论将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给赡养费，父母妻养至终身，子女养至20岁。可见，光是优抚革命伤残、烈士及其家属，真正执行起来恐怕都得要很多的钱。
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造反胚子，早些年，他曾是一个热血青年，很想为清政府做点什么，为此，他给李鸿章写信，提出自己对改良政治的看法，想以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谋个一官半职什么的，至少给句“四有青年”之类的表扬吧。谁知道李鸿章哪里把这个叫孙文的无名小子放在眼里，信递出后如石沉大海。既然此路不通，孙文就打算另走一条革命之路，而且下决心走通，哪怕是屡屡碰壁他也执著不弃。现在我们假想，如果李鸿章器重了孙中山，推荐他做个一官半职，中国历史上还会有一个叫“国父”或“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吗？所以啊，无论哪个时代，高官对于青年人满腔热情的政治改革意见切莫冷漠以对，谁能预料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会变成孙中山呢？这是题外话，还是言归正传，话说这孙中山开革命公司的事。
孙中山老早就知道，有钱才能搞革命，没有钱革命就变成一句空话，孙中山出身农家子弟，自己并无多少钱财，怎么才能搞到更多的钱呢？我们现在知道，搞（圈）钱的好方式，就是搞一个空壳公司，然后包装上市，发行股票，一夜之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圈来源源不断的钱，你看现在那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哪个不是借上市把自己的身价涨他个几十倍几百倍的，哪一个不是一夜暴富的。这种手法，孙中山老早就明白了（革命成功后，也是他最早提出在上海建证券交易所的），只不过，他成立的不是合法的实业公司，而是清政府眼里非法的革命公司，发行的股票自然不会在国内被那么广泛地购买，而是在海外华侨中被认购。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个革命公司“兴中会”，接着公司开到香港等地。香港中兴会总会的“公司章程”规定，每个入会会员必须缴纳“底银”5元，“股银”10元。“底银”是会费，而“股银”为股票，发股票是“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孙中山向入股者许诺，一旦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十可报百，万可图亿”。为了鼓励大家买他的股票，孙中山还为自己做广告:“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向清政府）捐顶子买瓴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也就是说，你们去买大清的垃圾股，哪里比得上买我的潜力股划算，我现在给大家创造一个发财的机会，快出手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虽然那个时候，孙中山的“革命公司”能不能经营成功还是个没影的事儿，但在孙中山的漂亮广告之下，还是集到了13000元港币的款项，挖到了第一桶金。
很多华侨并不是有钱之人，这次孙中山筹到的钱并不算多，还不够起义之用，于是孙中山就想劝日本人也来投资他的“革命公司”。1895年，孙中山两次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中川恒次郎领事，想要日本人投点钱，实在不行，支援点枪支也可，好让他的“革命公司”做成第一笔生意——发动广州起义。但是，日本政治投资客何其聪明，他们认为孙中山“统领的才干、经历和人望等皆很不够，而且各派间的联络也不畅通，因此即使举事的步骤和手段已经定下，其举事能否成功，尚有怀疑”，对于孙文说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更是觉得不过是空中楼阁，拒绝入股。孙中山出师不利，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发行革命股票的劲头更大了。
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经人推荐加入了带有洪门组织致公堂，被封为“洪棍”，一下子变成秘密会党里大哥级的人物。虽然洪门是一个会聚三教九流的杂牌公司，但孙中山觉得有资可图，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甘愿去“打理”这家公司，他如法炮制，很快就将致公堂变成自己的“革命公司”，后来在致公堂专门设立一个卖“革命股票”的筹饷局，所筹集的钱用于革命开支。
1905年春，孙中山与湖北留学生在布鲁塞尔合影。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日本印制了面值中国币1000元的债券，仅售250元。承诺革命大功告成之后还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内还清。孙中山希望通过出售这批债券集资200万元，并在印度把这批债券卖掉，有史料记载，债券当时只卖到135号，成绩并不是很好。后来他又去了新加坡，希望能“觅大利之一道”，但是当时的新加坡华侨和富商对他的革命公司并无兴趣，股票的发行自然也就不会好。
同年，日本人犬冢信太郎出钱资助同盟会印刷发行《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其实也类似于股票了，因为《义饷凭单》背面印着的“要则”是这样写着的：（1）（同盟会）本部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起见，特发行此义饷凭单，分百元、伍拾元、拾元、伍元四种。（2）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3）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在本国内无论何处，均可通用。（4）本凭单不得由所有者转让他人。（5）本凭单发行时，盖有三印为据，如未盖印及印迹不符者，作为废纸。这次依靠日本人帮忙印制的革命股票，发行得如何不得而知。
除了这种供别人自由购买的革命外，同盟会拟定的《军政府宣言》里还有强制入股的规定：革命军每到之地，百姓十人养一兵；一切官业、反抗军政府的满人官吏家产、反抗军政府的人民家产，一律充公；凡军队所至，得与境内人民有家产者借用现银；境内人民家产，过一万元上者，令捐十分之一，五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每军的“因粮局”有权发行“军用票”，流通市面；军队所到之处，清政府发行的纸币，一律作废。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数次起义即起即散，也就很难通过强制认购的方式筹到更多钱。
1906年，孙中山在法属殖民地越南发行100元面值的“中华革命军银票”，注明“持券人可在中国革命政府成立一年后，向广东政府官库或其他海外代理机构兑取现银”，以法文印刷并加盖中文“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的印章。这次“海外上市”不知道弄到多少钱，我估计，随着革命军数次起义失败的负面影响，应该不会筹到多少钱。
1907年，迫于清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同意把孙中山驱逐出境，不过，精明的日本政府并不想把事情做绝，他们还想利用革命党人来扩张日本势力，他们一打一拉，驱逐孙中山，同时赠给他5000日元的路费，日本富商铃木久五郎也赠给他一万日元。
1909年5月，孙中山自新加坡去法国巴黎，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此前数年，孙中山与法国驻华人员即有机密往还，并曾派人陪同法国军官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考察。但因为法国政府内阁改组，借钱的事就黄了。有史家怀疑，孙中山欲前去借款的“资本家”，就是法国政府自己。至于人家入股得到孙中山什么样的条件允诺，史无记载，也就不得而知了。但这应该是孙中山引进外资较为成功的一次了，人家都来实地考察了，要不是有变故，就做成一个大单子了。
1911年年初，为了替黄花岗起义筹措资金，孙中山亲率洪门筹饷局的人到欧美各地进行游说宣传，反应还不错，尤其是加拿大华侨中大部分是致公堂成员，入股和捐款特别积极，有的堂口将会所都典押了，共筹到款项64万加元。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年5月5日，在芝加哥同盟会分会集会上，大约受到华侨入股、捐款积极性高涨的鼓舞，孙中山干脆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动员华侨购买“革命股票”，承诺在革命成功后，股金本息加倍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