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立宪派和革命党如此重视国民思想启蒙，下那么大的力气来唤醒国民意识？这里面有必然的历史逻辑。
晚清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危机空前积聚，各个精英群体尝试寻找多种救亡的答案，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心理的层层递进探索后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方面落后于西方，即便在身体、智力、道德和精神等方面中国人也不如西方人，有太多的劣根（当然，人性是一样的，劣根是制度的产物）。一个好的技术和制度，如果没有相匹配的人去做，也会功亏一篑，“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是不行的。相反，“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鲁迅《呐喊》自序）所以，培养国民思想，尤其是国民的国家认同、政治权利意识是为急务，以使中国人具有相应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操练西方引进的先进事物。
诚然，对于立宪派或是革命党来说，启蒙国民思想，还有更为直接的目的，那就是，无论立宪派想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还是革命党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这两种政体都不再是君主专制，前者是虚君共和，后者是民主共和，都是打破家天下的政治形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而建立现代国家就需要培养现代国民。通俗点讲，叫做制造舆论声势，凡做什么事，都要舆论先行。
什么是现代国家呢？那就是林肯所概括的，“民有，民治，民享”，即国家由人民所有、由人民治理、为人民服务。其具体的含义是：一、国家是所有国民的集合体，国家为国民所有，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二、治理国家的权力由国民掌握，通过直接或授权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三、国家最基本的职能，是对外保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对内保障国民权利的完整。
现代国家完全颠覆了帝制国家的权力关系。帝制国家，权力在帝王手里，现代国家权力在国民手里，帝制国家的权力为帝王服务，保障帝王的权益优先，现代国家权力为国民服务，保障国民的权益优先。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将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和调整，让国民生而平等、独立自由、当家做主成为可能。
而要建立这样的现代国家、现代政治形态，尤其是在一个世界上君主专制时间最长，臣民做得最纯正的国家，谈何容易！必须从启蒙国民思想、改造臣民开始，进行一次彻底的身份意识、权利意识的张扬，把奴隶变成人，把工具变成人，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是靠一帮奴才建成的”，必须是具有清醒国民意识的国民才能建成。
立宪派或是革命党中较早接受和见识西方政治优越性的精英分子认识到，“国家之盛衰强弱，必视国民之力以为衡”，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国中有国民而无臣民，有主人而无奴隶”。中国要变成富强之国，必须走这条路，这也符合社会进化论的道理。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在晚清之际，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党，纷纷利用创办报纸、组织社团、举办学校等方式，进行国民意识启蒙。
这些启蒙努力，不能说让国民思想深入每一个人心，也不能说国民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并践行了，但至少唤醒了部分人民的权利意识，让人明白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和政府是为了人民的权利和幸福而存在的，为了保证国家为人民服务，必须将国家的权力从帝王的手里夺过来，控制在自己手里。
别小看这点常识的普及，当人们用这点常识去衡量现实，发现自己身处满清的帝制统治之下，无法获得一个国民应有的权利地位之时，对满清的离心力可想而知。所以，我们看到，日俄战争之后，对立宪的呼声如此之高，国民意识呈井喷之势，政治参与要求日甚一日，无不跟国民意识觉醒有关。当满清打算立宪，却又迟迟没有实质行动时，民众很快就由对满清的支持转而变成厌恶，转向同情革命，支持用暴力的方式来实现他们做国民的权利，盖因觉醒的国民再也不愿意做奴隶。
现在，有人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王朝，像是一起偶然事件，因为武昌起义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偶然性。不然，为什么满清王朝如此轻易就倾覆了，原因是复杂的，比如清政府财政枯竭，军权被袁世凯架空，孤儿寡母无能驾驭时局等，但人民经国民思想启蒙，渴望新的政治形态、新的政治身份、新的政治权利、新的社会地位，这样社会的心理更是革命者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满清被迅速摧垮的重要原因。
据此，我不认为清王朝腐朽到了极点，也不是烂到根子里去了，才会民心失散，不完全如此，换在以往朝代，晚清统治持续他个数十年我看不在话下，因为，晚清末年并非历史上腐朽衰落到可以排得上号的朝代，也不是国民饥寒交迫到活不下去了。当然，持续的前提是，臣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晚清很不幸，它面对一个传统政治秩序被否定，民主宪政席卷而来，国民意识被唤醒的时代，君主专制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和否定，社会需要推翻它，重建一个符合现代政治要求、赢得充分合法性的政权，这是满清无力给予的，其速败已经注定。
我记得唐德刚先生说过，大清帝国的倒掉是“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话很精准，虽然立宪派和革命党各推各的，但至少在启蒙国民思想上可以说方向和方法有一致性，只要大家用力的方向一致，方法得当，力量足够，墙倒掉并不意外。
公民思想是国民思想的“隔代遗传”。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时的外交总长伍廷芳向世界宣称：“今天中国人正在努力的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人民的国家。”这达到革命党人进行国民思想启蒙的目的，也符合立宪派的创造“新民”的理想，可谓皆大欢喜。
然而，史实告诉我们，中华民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实行了，但国民思想所应有的内含，比如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并没有随之而来。相反，在民主共和实验中，丑恶之事频频发生，比如专制复辟，暗杀成风，践踏司法等。这又让原先鼓吹国民思想的知识精英进行反思，是民主共和不好搞，还是如梁启超所担心的国民程度不够？梁启超在《新民说》里曾经讲得很清楚，“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现在徒具虚名地有了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但骨子里的东西并无太多改变，即民德、民智、民力都还不够火候，国民仍然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诸思想，共和国家建设在这样的国民之上，如大厦建在沙堆之上，垮塌是迟早的事。
其实，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共和国来得太容易，掩盖了国民思想启蒙不够的事实，也掩盖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国民在事实上还不能完全摆脱臣民思想的羁縻，其中，启蒙者对国民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也是原因之一。比如梁启超就认为，“国家为重，而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相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之利益以殉国家，而不能牺牲国家利益以殉人民”。这等于颠倒了国民与国家的主次关系，连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都不及。这也说明，在当时，国民思想启蒙何等任重道远。
这样，继续进行国民思想的启蒙，尤其是对国民劣根性及其根源进行彻底揭露、鞭挞和改造，成了知识精英的共识，在这方面，以鲁迅做得最为出色，在他看来，“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样的反思可谓眼光独到。
1912年1月1日,上海界欢送孙中山赴南京就职。
而在我看来，所谓改造国民性，不如说是改造臣民性更为准确，改造造成臣民的制度。一个人一旦真正从臣民变成国民，他是具有现代意识、符合现代国家要求的，只有臣民，或是半臣民半国民状态的人，才需要好好地改造。臣民的劣根性是什么呢？不过是我前面讲到的臣民的一些特性，以及由这些特性引申出来的种种“劣迹”，这确是需要用韧战的姿态去改造的，做百倍的努力得一分的收获，也是大的进步。但最主要的是从根源，即从造成臣民的制度上去拔除毒源，否则，国民性的改造总是收效甚微，这一百年来，我们敢说成绩斐然吗？我不觉得。
当共和被袁世凯摧毁，袁世凯死后旋即进入军阀争霸时代，很多知识精英幡然醒悟，这是国民思想启蒙还远没有完成的结果之一，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这同样被孙中山看到了，他说，“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有感于国民程度太低，孙中山写了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读本《会议通则》（《民权初步》），教民众怎么样开会集会，国民思想从ABC学起。
正因为国民程度跟不上时代要求，国民思想再启蒙变得必要，新文化运动应该说就是要补上这一课，并有大的升华。可惜的是，这一课没有补完，中国社会又发生了混乱。直到近些年，一些知识分子才又“旧话重提”，再来一场新文化运动或文艺复兴。只是，现在，国民被公民所代替，国民意识被公民意识代替，不过，称谓不同，实是一回事，因为在民国时期，“国民”是被宪法规定的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而现在，“公民”是宪法规定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者，我们现在大谈的公民思想，与清末民国谈国民思想并无本质区别，语义和用意也大抵相同。
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民思想到公民思想，一百年的轮回，我们仿佛又回到了起点，国民思想启蒙在我们这里“隔代遗传”为公民思想启蒙。原因只在，我们的社会仍然深积着臣民社会的痕迹，臣民思想、臣民劣根性仍然没有被清除干净，我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遗留着臣民思想的烙印，我们仍然在为建立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为培育具备现代政治人格的国民（公民）而努力，去完成一次历史的接力赛，将落后在西方背后的那一大截尽可能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