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第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有“食饮有节，谨和五味”的至理名言。文中“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等句，指出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单靠药物，必须密切配合饮食调理。古代名医扁鹊也认为，饮食调理是医疗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至宋朝，《太平圣惠方》中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具体方法：如水肿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明确了饮食的治疗学意义。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已设有“食治”专篇，收载药用食物154种，分为果实、菜蔬、谷米、鸟兽四类。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食物的客观效果与中药药物有相似之处，在《本草》等古籍中也记载了包括各种食物的性、味、归经、功能和主治。煎熬复方中药就是发挥、综合多种不同药物的治疗效果，这和中餐多种食物烹饪、使有一定比例的食物发挥营养的综合协调作用如出一辙。
在古代，人类就对坏血病很熟悉，欧洲有关坏血病的记载始见于13世纪十字军东征。1498年Ga ma号船绕好望角航行时，160名航员中有100名死于坏血病。患者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有一点外伤就很难治愈，病人越来越虚弱，终致死亡。16～18世纪，这种病流行于经历长时期航海生活的人群中。这种病是由于饮食中缺乏维生素C所致。由于这种病人体表被轻轻一碰就会出血或出现紫癜，所以被称为“坏血病”。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的远洋船队却从来没有坏血病的记载。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有关史料中了解到，在当时中国船队的食谱中，包括有用新鲜蔬菜制作的“泡菜”和用黄豆生出的黄豆芽，以及绿茶。中国船员正是食用了富含抗坏血酸（即维生素C）的上述食物，才奇迹般地免遭坏血病的威胁。这不仅是中国人传统食物综合营养功能的生动体现，也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传统膳食结构深厚的科学内涵。
有不少中药，人们也常当作食品来服用，如枸杞子、首乌粉、冬虫夏草、薏苡仁、金银花、西洋参等。正是由于食物也是药物，药物也作食物，食物也有性、味、归经之分，有着良好的食养、食疗的效果，所以，古代医家常把食物的功用主治与药物等同起来。例如，牛肉作为食品，能补脾胃，益气血，古代医家就把牛肉的功效与中药黄芪划上等号。《韩氏医通》就曾直言：“黄牛肉补气，与绵黄芪同功”；羊肉甘温，益气补虚，名医李东垣认为：“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将羊肉之功与人参并列；近代也有学者将海参、狗肉的功用比作红参；《五杂俎》云：“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曰海参”；民间还俗称鹌鹑为“动物人参”，将鸡肉（或乌骨鸡）的功效比作党参等。
古人还将一种食品的食疗功效比喻为一副中药复方的名方，如清代医家张璐在《本经逢原》中说：“西瓜能解太阳、阳明及热病大渴，故有天生白虎汤之称。”将西瓜比作清热名方“白虎汤”。清代名医王孟英曾说：“甘蔗榨浆，名为天生复脉汤。”他将甘蔗汁的功用比作益气滋阴的名方“复脉汤”。梨甘寒生津，润燥止渴。而中医方剂中将食物列入处方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如粟（胃风汤），糯米（白虎汤、麦门冬汤），蛋黄（黄连阿胶散、排脓汤），豆豉（栀子甘草汤、荡豉汤），红小豆（小豆瓜蒂散、红小豆汤、麻黄连翘红小豆汤），大豆（大豆散、黄卷散），白扁豆（香薷饮）等。
中国自古以来的“滋补养生膳”，就是根据人体健康状况，用包括蔬菜、谷物、肉类在内的各种食物补充和调节人体营养的平衡，也是利用食物具有的药效调整人体健康。中国古代就有“以食代药”的主张，提出了世代传诵的“药补不如食补”的名言，前人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根据食物的性味进行搭配，就会成为具有“食养”和“食疗”效果的膳食。在运用“食补”的过程中，对“后天之本”——脾胃的功能也十分重视，尤重保养脾胃之气，如服桂枝汤后“啜热稀粥”，即取其调和营卫、培补汗源（脾胃）之功；又白虎汤中用粳米，也在于保养胃气；十枣汤中用大枣，同样是取其甘温养胃补中之功。用食品保养胃气的例子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