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楠的妻子蔡晓也在火锅大学当老师，因为犯了胃病，这几天在家里卧床休养。下午两点多，盛楠出门去开会的时候，还告诉她会议一结束他就回来。他们的女儿远在意大利，是从那边留学回来后又被公司派到那边工作的。这个不大的家里，虽然有些老套和简朴，可一直是幸福的，而现在，幸福已与这个家庭无关。接到调料学院打过来的电话，蔡晓当即就昏过去了。好在她的母亲就在她旁边。老太太是个退休的小学老师，虽然八十多岁了，但清清爽爽，镇定自若。她打了急救电话，将女儿送到了离家最近的人民医院。同时她打电话给小女儿，让她马上赶到她姐夫的单位。
蔡晓的妹妹蔡晴，是个街道干部。她接到母亲的电话，立刻放下手头的杂务，火速赶往火锅大学。她跟她姐姐长得不太一样。姐姐一张鹅蛋脸，白皙、消瘦、清雅，而她则是圆脸，没有姐姐白，但气色很好，身材略微有些发福。和姐姐沉静内向的性格不同，她是个直性子，爽朗热情。蔡晓在求学相当艰难的年代里考上了大学，而蔡晴，虽然赶上了好时光，却只读了个大专。
蔡晴在车上给姐姐家的朋友林迟霜打了电话。此时，林迟霜刚刚从学校机关所在的一号楼里出来。之前，当林迟霜从悲伤中平复过来之后，很快被愤懑的情绪控制了，送走盛楠之后，她立刻去找校长评理。校长李烹是她和盛楠早年的朋友，曾经一起在筒子楼做过好几年的邻居，可是秘书告诉她，李校长不在，她只好退了出来。她跟蔡晴商定在火锅大学校医院门口汇合。
她们两人到来的时候，有几个人刚刚从下面看了盛楠出来。他们之中既有调料学院的老师，也有闻讯赶来的盛楠的朋友。蔡晴和林迟霜获知了盛楠出现的异样，于是，她俩悲凉的心马上又增加了一层惊恐。她们急促地去往医院地下室，过了一会儿，步履沉重地走了上来。站在医院外面的门廊下，看着逐渐昏暗的天空下远处木偶般蠕动的几个人影，蔡晴伏在廊下的圆柱上恸哭。之前她一直没有流泪。姐夫走了，可她失去的不止是一个姐夫，而是这一大家人的顶梁柱。她丈夫是个军官，长年待在部队，姐妹俩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加上照顾老母亲，平时全靠盛楠撑着。
蔡晴哭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姐姐还在医院，于是马上又赶了过去。火锅城人民医院是火锅大学的合同医院，通常下班以后的急病或者重病，老师们一般都会去合同医院。蔡晴和林迟霜赶过去的时候，蔡晓正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气若游丝，挂着吊瓶。为了避免刺激她，蔡晴和林迟霜强作镇静，把盛楠还睁着一只眼的消息瞒了下来。
她们两人在病房里待了不到半小时，老母亲就将她们打发走了。老太太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少不得有亲戚同事上门，家里得有人。于是蔡晴和林迟霜又迅速赶往蔡晓家里。
此时窗外万家灯火，正是多数人吃晚饭的时候，而这个家里却冷如冰窖。蔡晴喝了几口水，又一次伏在餐桌上抽泣。林迟霜则疲惫地倒在沙发上，动都不想动了。这一下午的奔波，把她累坏了。过了会儿，忽然响起敲门声，林迟霜站起身，走过去拍着蔡晴的肩膀，说：“你别哭了，这一大摊子事，可都指着你呢！”
蔡晴这才猛然醒悟，自己现在根本没有时间悲伤，因为自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成了处理这场变故的核心和中枢。丈夫部队最近正在搞演习，是不太可能回来的，家里还有一个正上高中的儿子和久病的公公婆婆需要她照顾。平时这个时候，她是应该在家里给他们准备晚饭的，但今天，她顾不上他们了。
蔡晴擦拭眼泪的时候，林迟霜去开了门。原来是三个院里的同事，两女一男，他们沉默着，每人手里捧着一束白花。进门后他们将花放在桌子上，站着。这时候他们才知道，盛楠的妻子也住院了。林迟霜把蔡晴向他们作了介绍，三人小声地安慰起她来。
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将近十一点，家里陆续来了不少客人，有盛楠和蔡晓的同事，蔡家的亲戚，还有几位盛楠从前的学生。他们是从同学的朋友圈中知道这一消息的。学生中有两位，三十岁出头，是盛楠当过班主任的班里的，林迟霜还认得他们。他们带来一些东西，摆在餐桌上，制成了一个简易的灵堂。接待客人的间隙，蔡晴几次催促林迟霜回去，但林迟霜就是不肯，直到后来，她爱人也来到了盛家。蔡晴一直跟着姐姐姐夫叫他“三哥”。三哥其实姓喻，但从年轻的时候起，很多人都管他叫“三哥”。至于为什么这么叫，蔡晴却想不起来了。三哥从前在火锅大学一个研究所里工作，后来研究所独立，他们就搬到马路对面去了。蔡晴知道，他们夫妇和姐姐姐夫是多年的朋友。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三人。眼看墙上的时钟已经过了十一点，蔡晴说：“你们快回去吧，林姐辛苦半天该歇息了。”
话音未落，电话忽然响了起来。这是家里的座机，发出一串清脆而响亮的老式铃声。冷不丁听到这铃声，把蔡晴和林迟霜吓了一跳，幸亏三哥也在这儿。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打座机了，林迟霜他们家的座机都拆了。蔡晓家中之所以还留着座机，是因为老母亲有时候要用。她从前的同事和一些老朋友还习惯拨打座机，另外就是沿海一带那些骗子还喜欢打座机，但他们的电话几乎都是在上午，家中只有老人的时候。晚上他们一般不费那个神。
蔡晴自言自语地“啊”了一声，走过去接电话。她心里寻思，也许是姐夫和姐姐的什么朋友，刚刚得知消息，又没手机号，所以打座机来慰问。
“喂，谁呀？”蔡晴问。
电话中一个男人急促地呼吸了两下，闷声闷气地传出一个声音：“嫂子，嫂子，我盛强呀！”
“你，你是盛强？”蔡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男人的身影迅速浮现在她的脑海中，不过有些模糊，她都快想不起来了。
林迟霜也听到了电话中的声音。她也觉得有些意外，连忙问：“什么？盛强？”
蔡晴点点头，似乎不知道说什么，而电话中的人却十分焦急地在追问她：“你是蔡晴呀，我嫂子在家吗？为什么哥哥的电话打不通？”
“我姐夫，他……”蔡晴哽咽着，语不成声。
林迟霜见状，有些费力地站了起来，拿过话筒，说：“盛强，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你哥哥他——他不在了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你是谁？”电话中的人焦急地问。
“我是林迟霜，你哥哥他，今天下午，去世了。”
电话中的男人先是停顿了两秒，继而像是被蛇蝎咬了一下似的惊叫两声“妈呀，妈呀”，然后忽然像遭电击了似的，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哥呀，哥哥呀……”
三哥也听到了听筒里的声音，被这声音深深地感染了，痛苦地摇着头。林迟霜试图再跟电话中的人说什么，但电话那端只有哀嚎。
林迟霜放下电话。三哥唏嘘不已，蔡晴和林迟霜都是泪眼涟涟。
良久，三哥长叹一口气，喃喃自语地道：“哎，心灵感应啊！盛强这小子消失了这么多年，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盛楠他们的祖辈是北方人。在北方辽阔的大平原上，他的先人至少生活了五百年。民国的时候，一场旱灾让他爷爷成了难民，逃荒到了南方。据他父亲说，爷爷是个瘸子（小时候闹匪患时被土匪打了一枪，一直没治好），但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儿，为人勤劳忠厚，终于在一个码头上落了脚，并娶了一个当地木匠的女儿，成了家。他在三十多岁给一户人家盖房子上梁时不慎摔下来，撑了几天后死了，那时候父亲才十岁。祖母带着一个小女儿改了嫁，父亲则成了孤儿，靠在茶馆里帮人打杂谋生活。解放以后，政府在后面的大山中开采铜矿，征召了很多年轻人，父亲也被召了进去。他从此开始当矿工，并在矿上待了一辈子，是这个有两三万名工人的矿上有名的劳动模范。
盛楠的母亲是矿上一个厨子的女儿，也是从山外随开矿大军进来的，在矿上的食堂里当工人。她是一个善良、安静的人，天生一副好脾气，说话慢条斯理的。也许是由于一直营养不良，她的脸色总是显得苍白。那是一个异常艰苦的年代，大家都是穷人，但由于母亲的慈祥和父亲拼命干活儿，盛楠觉得自己的童年时期还算是幸福的，没怎么吃苦。但幸福的生活在他十三岁那年戛然而止。母亲突然去世，留下父亲、他，还有八岁的弟弟。经此变故，父亲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弟弟常常无端地哭闹，盛楠则经常发呆。盛楠勉强读完了高中，然后就在矿上当工人，每天下井挖矿。一九七九年，听说可以考大学，他决定去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就考上了，而且居然是省里最好的白菜大学。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火锅大学当了老师。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盛楠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几乎所有的事，都靠他拿主意。父亲也乐于把权力交给他这个懂事的大儿子。尤其是弟弟，在母亲去世之后，基本上是盛楠带大的。盛楠永远也不会忘记，母亲去世后没多久的一天下午，弟弟坐在屋檐下，他一半因为想念妈妈，一半因为饥饿而不停地啼哭，两个裤管被外面飘落的雨点浇得湿漉漉的而浑然不觉。屋外是绵延的雨幕，与远处的烟囱和山峰交织在一起，弟弟那双澄澈的眸子，仿佛要越过外边那无尽的雨帘，去追寻已经不在人世的母亲。这一幕让盛楠永生难忘，一股从骨子里升起的怜悯之情弥漫了他的整个心田，他痛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从此以后，不论是上学，还是下井干活儿，又或是后来到外面上大学，盛楠都时时想着弟弟。偶尔弄到点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也首先想着是带回来给弟弟。他给弟弟洗衣服，教他写字，带他下河游泳，给他做玩具，带他去矿后的山上捡野果，从春天的树莓、夏天的刺梨一直到秋天的板栗。为了按时给弟弟理发而又省钱，他学会了理发，并由此一直扮演着业余理发师的角色，在矿上时给工友理发，上大学后给同学理发，工作后给学生理发。冬天来临的时候，为了让弟弟穿得暖和又不难看，他甚至学会了织毛衣。即使在那些成天下井挖矿、对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困顿岁月里，盛楠对弟弟的呵护也是无微不至的，这样，不知不觉，等到他离开矿山的时候，弟弟已经从那个天真烂漫的小男孩，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弟弟叫盛强。他的性情与盛楠完全不一样，贪玩，爱凑热闹，不爱读书，一上课就打瞌睡。初中毕业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的门，成天东游西逛。说服他干活儿是徒劳的，即便是父亲想让他帮忙做点家务事，也大都不见效果。那会儿矿上像他这般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很多，成天在一起啸聚生事、结伙鬼混。经常有人被公安抓进去。为了防止盛强也被抓进去，父亲和盛楠费尽了心思。父亲的脾气很坏，话说三遍不管用就会动拳头，所以盛强到了十七岁的时候还挨过父亲的揍。有一次，盛楠不在家，盛强差点跟父亲动起手来。盛楠去上大学的时候，最不放心的就是弟弟，因为他知道父亲已经管不了他。不过还算运气好，他走没多久，盛强就当兵去了，到了遥远的青海高原。但是盛强在部队并没有混出什么名堂，三年后回到了矿上。这时候盛楠临近毕业，正在准备论文，但为了弟弟能有个好工作，他还是请假回到家里，四处托人、找关系。盛强不想回到矿上，想到山外的市里当公安。盛楠为此送了好几份礼，也得到了相关人的应允，但是最后盛强没有能够进到公安局，被安排到了矿上的保卫部。
父亲原来指望，盛楠大学毕业后回到地方，尽快混个一官半职，他和小儿子也好沾下光，谁知道盛楠却远到火锅城当了老师。盛楠他父亲的一个朋友——矿上的一个领导——年轻时跟他一样也是劳动模范，认为火锅城各方面都比市里好，并作了详细的推论，父亲这才接受这个现实。后来盛楠很快结了婚，儿媳妇也在大学里工作，文质彬彬、知书识礼，是矿上和市里那些姑娘完全不能比的，父亲这才相信，大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让他感到脸上有光。但大儿子带给他的喜悦，永远抵不过小儿子带给他的烦恼。盛强上班总是吊儿郎当的，经常和一些社会上的年轻人厮混在一起。他抽烟、喝酒、打牌，工资一个子儿也不拿回家里，相反，倒不时找父亲要钱。这时铜矿已经开始显现出衰退之象，有关系、有门路的人纷纷往市里调动。年轻人更是很少有愿意继续待在矿上的。盛强当然也没死心，有机会就托人送礼。但是他持续送了近两年，再也拿不出钱了，而希望依旧渺茫。依照父亲的逻辑，如果他把这些礼送给矿上的头头儿，说不定就在矿上也提拔了，涨了工资。为此父子俩又吵了好几次。父亲一直想让盛强早点结婚。他以为，结了婚，有了管束，盛强就会老老实实地过日子，但是他至少托人给盛强介绍了五个姑娘，盛强不是嫌人家长得黑，就是个子矮，要不就是嘴大或者笑起来不好看，一个也没有看上。父亲愁眉不展，经常为盛强的事喝闷酒，不过他泡的药酒常常被盛强悄悄倒出去，跟他哥儿们喝了。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老矿工经常跟人唠叨道，“大儿子那么争气，而小儿子，简直天生就是我的冤家。”
盛强似乎一点也不怜惜父亲。哥哥一封接一封给他写信，开导他、教育他，他从来不为所动，既不认真看，也不回信。他的头儿也越来越不能容忍他，终于，在一个月底，发完工资的那天下午，他被宣布除名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只上了八天班。父亲气昏了，疯也似的骑着那辆老自行车满矿找他，但是根本找不到，因为盛强接连五天没有回家了。他到市里寻他的朋友去了。这时候，盛强已经二十六岁了。邻居家跟他一般大的年轻人，儿子都两岁了，家里还买了电视机。老矿工病倒了，觉得自己多半是爬不起来了，直到大儿子盛楠赶了回来。盛楠没想到弟弟工作这几年变化如此之大，完全成了一个颓废和堕落的人。他把他找回家，父子三人坐在一起开家庭会议为盛强寻求出路。盛强沉默着，父亲则不停地抱怨，盛楠的话他们谁也不听。盛楠几乎整夜没睡，第二天，他把盛强带着一起上了火车。盛强并不情愿跟哥哥一起走，但眼下他实在没有别的选择，也就只能如此了。
盛强在火锅城待了五年。他以火锅大学（当时还叫火锅学院）为固定驻扎点，在这座城市里干了七八种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他嫂子帮他找的，在区里的糖酒公司干仓库保管员（蔡晓的一个表哥在那儿当一个小头儿），干了九个月。他在食堂当过厨师、在长途汽车上卖过票、当过招待所（旅馆）的领班。除了稳定的工作，他还干过短期的、季节性的生意，比如冬天卖挂历、夏天到旅游点卖烤羊肉串。后来的一年多，为了按哥哥说的多挣钱以便将来娶媳妇，他干两份活儿，白天在招待所上班，晚上骑车去这个城市里最早的一家大型风情餐厅扮演唐朝武士——手持一面旗帜站一个小时，最后随着剧情的发展倒下当死人，每天晚上除了白吃一顿饭，还挣十块钱；他还承包过一个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展览——很多年以后，他才知道这一行叫会展，每年不但养活许多人，也培育出了不少富翁。他在旅游点外倒卖过外汇，认识了美元、日元和港币，但没有赚到几个钱。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哥哥帮他找的，在珠宝公司当学徒，只干了三个月。从这一点上看，他后来也认识到哥哥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那会儿已经意识到富裕的人会越来越多，珠宝行业必有前途，所以他不惜苦口婆心，说服自己去跟那些二十岁左右大的孩子一起当学徒，为的是学到那一手离钱最近的手艺。在火锅城的最后几年，盛强几乎改掉了他过去的绝大多数毛病，变得勤奋、热情、礼貌待人。他似乎完全服从了命运的安排，对哥哥言听计从，只有一件事，他没听哥哥的——念一个文凭。当时火锅学院的夜大学相当红火，许多社会上的年轻人都在这儿读夜大学，但是盛强拒绝去报名。为这事哥儿俩闹了很长时间别扭，盛楠还请自己的朋友们劝盛强，也没奏效。盛楠的打算是，弟弟去夜大学里好歹混个文凭，他再想法把他的户口转过来，这样，等父亲退休以后，一家人就可以在这儿团聚了。没想到盛强对任何形式的读书都没有兴趣。
这时候盛楠已经有了孩子，住在火锅大学十五号楼——筒子楼——的一间十五平米的屋子里。他和蔡晓的工资，除了孩子的开销，勉强只够吃饭。蔡晓她母亲得时常接济他们。盛强周末的时候常常到哥哥这儿，连他也时不时给哥哥塞点钱。正是在这种日常的观察中，盛强感觉到，哥哥他们这类人，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这时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些有钱人，而哥哥周围，没有一个发财的。盛强认识一个小伙子，从牢里出来没两年，在动物园旁边摆摊卖牛仔裤，有时候一天就能挣一百块。他想拉着盛强一起干，但被哥哥坚决制止了。“小商小贩，这不是咱们应该干的。”盛楠对他说，“要么能学到本事，要么就想法弄个铁饭碗，就这两条路。”
终于，盛强决定不能在这儿干下去了。一天黄昏，他把哥哥嫂子约到一个饭馆，说有事要跟他们谈。盛楠还以为他回心转意准备去读夜大学呢，可是盛强端起酒杯，对他们说：“感谢哥哥嫂子这几年为我做的一切。我不想在这儿待了，就要回去了。”盛楠十分意外，差点掉了杯子，“为什么？你这唱的是哪一曲？”盛强却不紧不慢地说：“我三十一岁了，不能再在这儿混下去了。我在这儿是混不出名堂的。”盛楠说：“你要气死我啊，户口的事刚有点起色。”盛强说：“去年你就说有起色了。为这玩意咱们花了多少钱？再说了，就算办下来，我能过上好日子吗？”“你到底要干什么？”盛楠气坏了，恨不得踢盛强几脚。但是他看得出，盛强是铁了心，拉不住了。嫂子蔡晓也劝盛强别冲动，怕他回去以后连生计都无法维持。
盛强第二天就回到了矿上。他甚至都没有来向朋友们辞行，尤其哥哥的几个同事和朋友，他们待他如兄弟一般。父亲临近退休，正琢磨着小儿子呢，没想到他自己跑了回来。老头儿以最快的速度拜访了矿上几个有名的媒婆，请他们帮盛强张罗对象。三个月后，盛强就结了婚。儿媳妇在矿上的工会上班，父母也是矿上的。但是老头儿的喜悦并没有延续许久，因为在他看来，盛强除了如期给他添了一个孙子之外，别的都不能令他如意。他希望盛强寻一份安稳的营生，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但盛强却不这样想。他首先盯上了矿上那半死不活的食堂，通过送礼拉关系，迅速将它承包了下来。他干了一年，挣的钱把皮包撑得鼓鼓的，但想接着干时，主管后勤的副矿长不干了，收回承包给了自己的亲戚；盛强也不跟他们计较，买了辆二手中巴车，转而跑运输，每天在市里和矿山之间拉客人。这活儿也挺挣钱，但好日子不长，他很快就得与地痞们争抢客源，难免打打杀杀的，干了一年后，父亲说什么也不让他干了；盛强随后在矿上转了几天，开了矿上第一家火锅店。这火锅店生意十分兴隆，经常要排队才吃得上，但是半年以后，矿上一口气出现了十多家火锅店。不过这次盛强学聪明了，早在第二家火锅店出现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退路，于是，他在火锅店刚好形成了一条街、而自己店里的生意也还不错的时候，以最理想的价格将自己的店盘了出去，拿着钱到海南岛承包工程去了。
从此，盛强进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低潮，因为他被人给套进去了——一个朋友想用他的钱来一起发财，但是这点钱根本不够，而且工程并不如他们预想的那样好干，所以他们不但血本无归，还欠下一身债。干活的工头拿不到钱，就跑到盛强家里，搬走家具和电器。父亲虽然单独住，但债主们连他也不放过，把老头儿的家里基本上洗劫一空。从这个时候开始，哥哥盛楠再次担起家庭的重担，他一次次赶回家里，确保盛强的老婆孩子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安抚老父亲。盛强后来才知道，那几年，为了自己一家的生活，哥哥到处给人上课，从夜大学，到职业学校，到各种短期培训班；他给人家编形形色色的书，只要稿费给得多，从公文写作到辞典到企业管理大全。他给盛强的孩子买衣服，把妻子和小姨子不愿意穿的衣服带给盛强的妻子，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把食用油和鸡蛋带回去。盛强有时候有消息，有时候，为了躲避债主，则几个月音讯杳无。当盛楠得知卖菜和做豆腐赚钱的时候，甚至想把弟弟一家重新叫到自己身边，做这样的营生，但盛强根本不为所动。老父亲也不愿意到他那儿。老头儿靠自己的退休金，本来可以生活得不错的，但被盛强这么一弄，家里经常也是冷锅冷灶的。
盛强东躲西藏了差不多三年之后，又有了新的营生。这次他是开歌厅——不在矿上，在市里。多年以后盛楠才知道，弟弟这个歌厅之所以生意好，并不是他经营有方，而是因为他网罗了一些“小姐”，这些女人一开始是当地的，后来分成几股，有邻省的，南方的，甚至有来自东北的。歌厅成了盛强的摇钱树。他迅速用开歌厅赚来的钱还清了债务，还开起台球厅、麻将馆、洗脚城和旅店。一天，盛强在街上遇到一个人，这个人从前是区里的一个科长，因为挪用公款被开除了公职，跑南方闯荡去了。盛强看在他过去曾经帮过自己的分上，请他到饭馆喝了几杯。结束时这个人一抹嘴说：“兄弟，要想发大财你得干房地产！”整整一个下午，“发大财”、“房地产”这几个字就一直在盛强的脑子中飘着。黄昏的时候他找到了科长的家里——后者正拎着包准备去火车站。盛强拉住他，一字一句地说：“你非得给我讲清楚，房地产到底怎么能够发大财。”
第二天，盛强就跟这个科长一起去了广东。原来这个人在那边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是个部门经理。三个月后，盛强回来了，他卖掉自己的大部分生意，买下一块地，开始盖房子了。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稀奇，疑惑不解，但盛强却十分专注，天天盯在工地上。又过了三个月，房子已经盖起来了，清一色六层楼高，占了一大片地，相当壮观。这时候那个科长也回来了，带着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外地女人，操着普通话。科长姓钟，被盛强委任为总经理，这些女人则是他原来那家公司的售楼小姐。她们的名片上印的是“置业顾问”。盛强就是靠着这支小分队，成了这个内陆中等城市的第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等别的商人们反应过来，也想干房地产的时候，他已经开发了五个楼盘。他基本上垄断了相邻四个城市的闲置用地，外来的开发商想建楼，往往都得从他那儿买地。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盛强都在马不停蹄地买地、建楼、卖楼，把生意从一个省做到了三个省，从一个城市做到了十多个城市。他办公室墙上有一幅地图，其中有一片被密密麻麻地画上了五角星，每个五角星都代表他开发的一个项目。他成了传说中的人物，被很多商人崇拜。有时候谁也不要的一块生僻之地，只要他一拿到进行开发，这一片很快就能旺起来。虽然在地产领域所向披靡，但盛强始终没有忘记那个他生长的矿山，有一年冬天，闲来无事，他独自一人回矿上，意外听说这座老矿山破产了，正在进行资产重组。这消息让他心潮澎湃，独自待了一晚上。怀念、怨恨和莫名的征服欲望在他心底次第升起，没过多久，他以七亿五千万的价格成功控股百分之五十一，成了这家矿山的大股东。三年以后，他以二十六亿的价格将自己的全部股份卖给了一个温州人，成了他们那个圈子中少数几个通过炒作矿山赚到钱的人。财富增长的速度让盛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经常在深夜从梦中笑醒，爬起来，趴在阳台点支烟，对着空荡荡的街道傻笑。他开发了数十个楼盘，留下了许多公寓、别墅、商业门面，此外还有自己的饭馆、酒店、夜总会、洗浴中心和美容院；再后来他还介入金融，参股保险公司，投资制药厂，发展物流，做玉石和珠宝生意。
然而，随着生意越来越大，盛强与哥哥盛楠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实际上从盛强开歌厅的时候起，盛楠就开始为弟弟担忧，怕他哪一天失足翻船。这种担忧在盛强搞了房地产开发之后，更是始终伴随着他。盛楠获知，盛强的公司管理相当混乱，完全不像一家正规的企业；盛强做事没有头绪，常常在大白天陪着客人狂喝滥饮，花天酒地，而在深夜时召集手下开会，一开就开到后半夜；他公司印的那些广告单子常常错误百出，不但有语法错误，还错别字连篇；他办什么事都是金钱开道，为此他的汽车后备箱里时常备着成堆成箱的现金，所以他的楼盘往往都是先销售再办手续，别人拿不下来的地他却能够弄到手；他一边参与慈善捐助活动，一边尽可能多的偷税漏税；项目拆迁遇到阻碍的时候，他一般都会下狠手，往往都是勾结黑社会，把人打残过，还打死过人；他贿赂几乎所有跟他的项目有关的公职人员，以至到后来，省里落马的两个副省长、三个市长都跟他有关；他几次被协助调查，其中有一次被限制出国长达一年以上，另一次则被关了三个星期。虽然不经常往老家跑，但盛楠却有足够的途径了解到弟弟公司里发生的一切。他悲哀地发现，弟弟对他的忠告从来就没有听过，即使听过那么几回，也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应付一下。
盛强的家庭生活也一团糟，让盛楠操碎了心。他刚发迹没多久，就跟自己的妻子离婚了。盛楠听到这个消息时既惊讶又愤怒，连夜坐火车赶回家，但盛强已经拿到离婚证书。在盛楠看来，这个弟媳妇不赖，在弟弟生意失败、四处乱窜的那几年里，她对他不离不弃，独自带着孩子，还要照顾老父亲。但盛强不这么看，他说自己那几年虽然不常回家，但一直保证了家里基本的生活开销，没让他们娘儿俩吃亏，而这女人，一向好吃懒做，性格蛮横，他不在家的时候经常对父亲恶言相向，此外，因为自己一直没什么出息，她和她的父母、兄弟对自己从来都没有好脸色，一家人都是势利鬼、小市民。这些情况出乎盛楠的意料。“胡说！”盛楠对弟弟吼道，“弟妹对我一直很尊重啊！人家她娘家人也都不错。”“那是对你，”盛强说，“世上有几个像你这么好的？你每次来都给他们带东西，还千里迢迢给老头儿带酒，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别人的吗？”争吵一番之后，盛楠终于明白，这两口子不可能撮合到一起了，于是将弟媳和她父母兄弟召集到一起请他们吃饭，进行了一番安抚，就回学校了。半年以后，盛强跟市政府外事办一个年轻的女子结了婚。这是一个工作没两年的大学生，因为懂外语，原本是盛强准备请到公司撑门面的，却给他当了老婆。盛强跟这第二个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在小孩子才四岁的时候，他又跟她离了婚，跟省电视台一个颇有名声的主持人结了婚。对于弟弟的第二次婚姻失败，盛楠依旧做了挽回的努力，并且比第一次使出的力量大得多，因为他认为两个孩子还小，父母的离异会毁灭掉他们的童年生活，而女主持是个明星，成天混迹在名利场中，完全不适合家庭生活。和第二次结婚不同的是，这第三次结婚，盛强根本没有告诉哥哥就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盛楠是有次召集学生开会时，从一个学生带的一本时尚杂志上看到这一消息的。他很难相信那个被众多的闪光灯所包围、被一个珠光宝气的女明星挽着胳膊的男人是自己的弟弟——那个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甚至居无定所的弟弟。
但是最令盛楠无法原谅弟弟的，还是老父亲的死。父亲的身体很好，如果他平平淡淡地过着退休工人的生活，至少可以活到九十岁，但他在七十二岁时就去世了。原因就在于，小儿子的迅速发迹打乱了老矿工的生活。他沉湎于财富之中，十分享受别人的赞美和恭维。从六十六岁开始，每年的生日，盛强都要给他举行盛大的祝寿活动，在一个废弃的篮球场上大摆坝坝宴。头两年，前来祝贺的人们还按当地的规矩送礼，后来逐渐演变为了白吃白喝，成了“老板”盛强炫耀自己财富和慷慨的表演场。盛强不但连收礼的账本都免了，还向前来祝寿的人们派送礼品。这时候矿上许多工人下岗，干部也不再风光，一些人为了巴结盛强，每到他父亲祝寿的时候，接连几天待在这儿，不少人还放下身份，帮着打杂、端茶、上菜。盛楠开始没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心想父亲卑微了大半辈子，风光一下也无妨，而且又没收别人的钱财，可是当他听到有人当着他的面吹捧父亲，说他过生日时帮忙都要科级干部才有资格时，就感到不对劲了。他把父亲带到自己家里，但老头待不住，不到一个月就跑回去了。他成了矿上的老明星，吃饭有人陪，出门有专车，建鸟苑，养名犬，每日里锦衣玉食。为了把盛强的儿子从他母亲那里要回来，他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这孩子的外公和舅舅们提出的、在当地人看来是天价的所谓抚养费。他让孙子跟自己住在一起，一心一意要将他培养成“人上人”。为此他专门给孙子配了司机、厨师、保姆和家庭教师。随着盛强生意的迅速做大，老头儿结交的对象从矿上的劳动模范、科级干部迅速上升到处级、局级干部，甚至市里的一些头面人物。他不但对矿区的发展指指点点，还时常介入人事事务，帮人安排差使，调动工作。他用他老年人的身体，过着中年人纸醉金迷的生活。盛楠不知道父亲到底是如何倒下的，但他肯定，是弟弟的纵容迁就害了他。父亲去世后他甚至听说，盛强从前的司机、后来被提拔为酒店总经理的一个人，竟然经常带老父亲去夜总会，帮他找小姐。
正是父亲的死，让盛楠与弟弟决裂了。他觉得盛强财迷心窍，不择手段，跟自己越来越远了。先前，弟弟还不太让他反感的时候，曾经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并且派人做了最好的装修，但当他觉得弟弟跟自己不再是一路人的时候，就趁盛强派人给自己送东西的时候，把钥匙带了回去，声称自己用不着那房子。盛强再派人送东西来，他找各种理由推辞，连来人的面也不见。盛强知道哥哥固执，慢慢的，也就不再派人过来了。他们的联系逐渐少了起来。六年前，当盛强听说侄女要出去留学的时候，专门赶了过来，并准备了一笔钱要给侄女，但被盛楠无情地拒绝了。盛强坐在宾馆的阳台上，许多年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那以后，他就不主动跟哥哥联系了，而盛楠也不联系他。逐渐地，连盛楠身边的人也都淡忘了他这个弟弟。
其实盛强心里始终没有放下哥哥嫂嫂一家。他觉得哥哥除了对自己有误解，思想也落伍了，变得迂腐、气量狭窄，但他终归是自己的哥哥，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盛强盘算着，自己总有报答哥哥的时候，因为他在大学里混了大半辈子，始终没有混出个名堂。他眼看就要退休了，如果他想要一个丰富的退休生活的话，他不可能不需要自己的帮助。为此盛强作了精心的准备。为了防止因为生意上可能的闪失影响到自己的计划，他有一部分以房产为核心的固定资产，分布在多个城市，谁也不准动，就是为了有一天为哥哥嫂子所用。到现在，这些资产甚至都可以修建一所大学。
然而，盛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毫无防备的时候等来一个噩耗。就在前几天，他忽然觉得心神不宁。今天中午，他更是坐卧不安，于是他给自己供养的师傅打了个电话。像许多他们这类人一样，盛强也是在多年前就开始供养“师傅”的，最开始是和尚，前几年换成了道士。那个被他称为“道长”的人在电话里听了他的倾诉，建议他留意自己的至亲，并说了几句盛强听不懂的词儿。这个提醒和自己的担忧完全一致，于是盛强给哥哥打电话，但哥哥的手机关机了。整个黄昏以及随后的三个小时，盛强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但他接连开了两个会议，没腾出时间打电话。就在刚才，晚上十一点的时候，他才给哥哥家里打电话。接电话是居然是嫂子的妹妹蔡晴。甫一听到蔡晴的声音，盛强就觉得不对，不祥之兆触电一般传遍他的全身，紧接着，哥哥去世的噩耗让他犹如五雷轰顶。就在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突然跌入冰窟，一下子成了孤儿。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什么都没有了。悲哀、悔恨、委屈，像潮水一样从他身体的四面八方奔涌出来，他哀叫、号啕。那一刻他想从窗户上跳出去，想撞墙，想用烟头烫自己，想用刀捅自己，想把自己置身在烈火中烧烤。
此时，盛强一个人待在自己空荡荡的大宅里。一个小时以后，他召集了自己的几个手下，开了车就往火锅城赶。
次日清晨，当盛强一行还在路上不停地驱驰的时候，蔡晴和林迟霜又凑到了一块儿。这是她们昨晚临分手前做出的决策——到北边的郊区去拜访一位“大师”，为盛楠不能闭眼这事寻求解释。这事儿是蔡晴的大表哥提议的。他在电话中告诉蔡晴，这种现象相当不吉利，应该找大师给破解一下，而且他当即就向蔡晴推荐了他认识的一位王大师。大表哥已经退休，是他们亲戚中官当得最大的。虽然姐夫盛楠一向不太喜欢他，但大表哥的长处也是姐夫不具备的，比如说他认识的人很多，能耐大，退休了还拿着好几份工资。在场的三哥听到她们商量请大师的事，坚决反对，为此林迟霜都急得跟他拌上嘴了。尤其当听说只要说是大表哥的亲戚，大师看一次只收一千块钱而别人都是五千起价的时候，蔡晴就更坚定了去拜见大师的决心。
本来蔡晴不让林迟霜同行，因为昨天大半天她都在为姐夫的事奔波，可是林迟霜不干。她说不能看着蔡晴没个伴儿，而且这也是自己应该做的。两个女人打了出租车，一路往北，一直到火锅大学原来的实验农场那边，才找到大师的住处。这一带原来是苹果园和有名的大白菜基地，现在都与市区连成了一片了，盖了许多房子。大师住在一个叫“普罗旺斯高尚住宅小区”的院子里，里面大都是别墅，有独栋的，有联排的，还有几幢公寓。大师家住在公寓，但错层结构的房子相当阔绰，差不多有三百平米。大师是个老头儿，七十多岁的年纪，慈眉善目、白白净净的样子。保姆模样的一个女人打开房门后，大师把蔡晴和林迟霜请进一间屋子。这屋子除了门楣上挂着一幅八卦图，和一般家里的屋子也没什么区别。
客人还没有完全落座，大师就问她们所来何事。蔡晴一边跟大师介绍着事情的原委，一边递上她的手机，里面有盛楠去世后的照片。大师看了两眼，就肯定地说，这是冤屈所致，要让他闭眼，必须给他想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大师？”蔡晴问。
“就是职称，”大师说，“想办法让他当上教授。”
“这怎么可能呢？”两个女人都着急起来。
“必须如此。只有这个法子管用。”大师说。
随后，大师走出屋子。一会儿他拿着一卷纸走了回来，递给蔡晴，说：“这是一张解符，连同职称、教授证一起在他的灵前烧掉。”
蔡晴端详着这卷纸儿，发现它的形状像手纸，但质地是一种她没有见过的类似小孩练书法的毛边纸，两边有许多小缺口，中间的字，她打开一截看了看，没有一个认得。她展开给林迟霜看，后者也摇脑袋。
“烧掉就行了吗，大师？”蔡晴问。
大师没有说话，微笑着点点头。自从取了这卷纸儿回来，大师就一直站着，似乎是不想再坐下了。这时外面的客厅里又来了两个客人，保姆正在张罗着给他们倒茶。听口气似乎也是有事来讨教大师的。这是一男一女，六十多岁，女的像个家庭妇女，男的则像个干部。
“好吧，大师，我们不打扰了。”蔡晴说站，站起身，把一个装有钱的信封递过去，“您受累了！一点小意思。”
大师没有推辞，也没有打开信封查验，仍旧笑眯眯地看着她们。
两人来到楼下，对大师的点拨进行分析。蔡晴觉得大师不靠谱，因为现在不可能有办法让姐夫当上教授。她立即就准备给大表哥打电话，准备对他进行抱怨。
林迟霜说：“你等等，等等。”她想了一会儿，说：“也许我们可以变通一下，反正是烧掉嘛！”
“姐，你有招了？”蔡晴捏着电话，看着她。
“去买套假文凭、假证书。只能如此补救了。”林迟霜说。
这个方法让蔡晴茅塞顿开。“兴许还真是个办法呢！”她说：“我还真见有人这么干过。”
林迟霜说，“我楼上的二德子，每年清明都要给他爸烧一张博士生导师的证书，因为他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当上博士生导师。我很好奇他哪儿来的这玩意儿，他说殡仪馆多得是，什么都有。”
“我也见过。我这工作，你是知道的，常去殡仪馆。博士生导师证书我没见过，但钱我是见多了，人民币不用说了，美元欧元也常见。我还见过烧小车、别墅的。还见过烧美女的。”
“买假文凭假证书的话，直接去果仁大学就行。它东校门外是有名的假文凭一条街。那儿的东西可不是殡仪馆那种，材质、样式，跟真的一模一样。烧这种肯定比烧殡仪馆的那些强。”
“那咱们说办就办，现在就去。”
两人一边商量着，一边站在路边打车。出租车全是拉了客的，一辆也没停，蔡晴只好用手机叫了专车过来。林迟霜很羡慕，因为她还不会使用这些新玩意儿。
果仁大学的东大门外，号称火锅城“教育一条街”，分布着不少培训学校、外语学校和补习学校，相当热闹，同时，这儿也是有名的假文凭集散地。果仁大学是火锅城唯一一所在资历方面与火锅大学相差无几的大学，当年火锅大学一口气兼并了另外三所学校，在规模上将它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但据说它并不后悔，反而认为自己更纯粹地道一些，不像火锅大学那样大而不强。走在街上，地上随处可见“刻章办证”的小纸片，被一种神奇的胶水紧紧粘连在路面上，似乎怎么清扫都弄不下来。两旁的公交站牌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是用彩色喷绘笔喷写的“刻章办证”四个大字和一串电话号码。
蔡晴和林迟霜刚刚下车，就有一个操着方言的妇女踱了过来。她从两人身边走过去，走过来，并不看她们，嘴里只是念经似的嘀咕着“刻章啦，办证啦，办文凭啦……”几个词儿。作为资深的街道干部，蔡晴立即明白，这正是她们要找的人。她看看周围，不像有熟人的样子，于是咳嗽一声，把这妇女拉到路边一棵树下，迅速以四百元的价格谈好了制作一套假的教授证书和文件。内容则是林迟霜拟定的，抄在一张纸上给了那妇女，上面注明，证书上要盖公章，落款为“火锅大学职称委员会”，正文为“经火锅大学职称委员会评定，副教授盛楠从即日起晋升为教授，享受正高职称待遇”。为了逼真，林迟霜还强调了字体字号，但对方立刻笑了，用带着本省南部某个山区方言色彩的普通话说：“放心吧，大姐，新老证书的模板，我们都有，保证错不了。”
毕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林迟霜有些紧张。直到那妇女收了纸条、记了电话、揣着定金离去，她才放下心来。“妈呀，简直跟做贼似的。”她说。
这次她们伸手就打到了出租车，回到了火锅大学。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蔡晴知道，一个表妹已经去把姐姐接回了家。
此时已是中午，盛强经过大半夜和一个上午的不间断行驶，长驱一千一百多公里，于半小时之前到达了他哥哥的家里。蔡晓虚弱地躺在床上，她母亲则照例在厨房为她煎药。一听到响亮的敲门声，蔡晓就知道是盛强到了，连忙示意两个来看望她的学生去开门。房门一开，盛强大踏步走了进来，叫了一声“嫂子”，然后走进卧室，扑倒在蔡晓的床边就嚎啕大哭起来。跟在他身后的两个学生吓坏了，不知所措。老太太听到动静，从厨房走了出来，提着一只汤匙，站在女儿的卧室门口看着。
蔡晓泪眼涟涟，竭力控制着自己，对盛强说：“弟弟你别哭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但是她虚弱的声音盛强根本就听不到。她伸手去拉盛强，也毫不起作用。盛强跟个孩子似的，一边哭，一边哀叹哥哥何以如此命苦，同时他捶胸顿足地责怪自己。
老太太一直站在门口看着，看了好一会儿，她才走过去，轻轻拍着盛强的肩膀说：“起来，孩子！别哭坏了身子。”
“伯母！”盛强转过身说，“盛强我不孝啊！我对不住您和我嫂子啊！”
老太太站立着。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饱经风霜的她，也禁不住泪湿衣襟。想当年，盛强在这座城市谋生的时候，蔡晓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看待，而自己则把他当儿子一样。老太太明白了，盛强没有忘记那一切，只是因为他们兄弟俩的龃龉，他一直没有机会来表达他内心的谢忱。
盛强一直哭着，几乎是肝肠寸断。自从他母亲去世以来，他就再也没有这么伤心过，不论是父亲的逝去，还是哥哥对他的冷漠；不论是躲避债务时的浪迹天涯，还是因为躲官司而仓皇乱窜。自从失去母亲的那一天起，他的心就枯萎了，而由于哥哥的原因，眼前这母女俩曾经给过他姐姐和母亲般的关爱。那些片段许多年来一直留在他心中，成为他心中最温暖的记忆。可他已多年没有来见过她们。他进门第一眼就看出，哥哥这个家里还如当年一样简朴。显然，他们过的仍然是普通教书人的日子，而自己却每日里花天酒地，挥金如土。悲痛、自责、悔恨、追忆，所有炽烈的感情此刻都迸发了出来，他想要是能够把哥哥换回来，自己情愿立刻去死。
就这样，过了好半天，直到蔡晴和林迟霜回来的时候，盛强还在那里伤心地哭泣。他坐在嫂子床边一张木椅子上，把头伏在椅背上，弓着身子，不停地发出“昂昂”的哭声。蔡晓半躺着，脸上挂满了泪水。
自从昨天晚上接到盛强的电话，蔡晴的心里对他一直是怨恨的，甚至有几丝厌恶，因为她不能理解一个受了哥哥那么多恩惠的弟弟在自己发财之后，何以会远离自己那个母亲般替他操劳、父亲般给他庇护的哥哥，乃至最后音讯杳无。虽然姐夫和姐姐这些年很少提到他们这个弟弟，但当年盛强在火锅城闯荡，姐姐姐夫如何照顾他、如何为他操心，自己是见证了的。昨天晚上她还在想，见了盛强后自己一定要好好骂骂他，问他为什么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她可没有姐姐和姐夫那样的好脾气。
不过眼下，当盛强终于停止哭泣，端坐在椅子上，并向自己和林迟霜点头示意的时候，蔡晴心中的无名之火竟然消失得差不多了。盛强五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油乎乎的皮夹克，面容憔悴，比十几年前见到他时苍老了许多。他脸上不再有当年那种春风得意、顾盼自雄的暴发户形象，而是刻满了沧桑。他比他哥哥盛楠壮实，脸比盛楠宽大，是一张结实的国字脸，有一个微微隆起的肚子。他发型也和他哥哥不一样，留的是寸头。他看起来是刚理过发，一些白色的发楂夹在黑发之中。两道粗眉之下，是一对不大但显得深而冷的眼睛，嘴角不像他哥哥那样柔和，而是往两边沉下去，显出几分孩子似的执拗。
根据从姐夫那里获得的不多的信息，蔡晴判断，盛强可能陷入了事业上的萧条期，成了传说中正在苦苦挣扎的煤老板。此外，前两年还听说他因为牵扯到两个地方高官的案子被协助调查而疲于奔命。
盛强呆坐着，两眼看着地板。蔡晴再次看了看他，内心忽然感到一丝轻松——由于这个男人的出现，自己将不再是一个人挑起这场丧事的大梁了。她这才感到疲倦，而这刚刚过去的十几个小时里，她觉得自己就像被绑在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上，被一根无形的鞭子抽着，一刻都不能停下来。
见盛强终于平息下来了，老太太端来一杯热水，递给盛强，说：“喝口水，孩子，然后你们出去吃点饭。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处理呢！”
过了一会儿，盛强喝了水，跟蔡晴和林迟霜一起出了门，准备按老太太的吩咐出去吃饭。现在将由他们三人来决定如何操办这场丧事了。
来到楼下，蔡晴和林迟霜才发现，盛强不是一个人来的。楼下有几个人在等他。这是几个年轻人，男男女女都穿着职业装，与火锅大学家属院的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林迟霜跟蔡晴耳语了几句，想去远点的地方吃饭，以便晚一点让盛强知道他哥哥尚有一只眼睛没有闭上的事，但盛强说自己已经知道了。这消息已经通过微信传遍了周边的三省两市。盛强希望她们能够谅解，说这会儿虽然已经过了饭点儿，她们两人一定很饿，但自己应该先去看哥哥。林迟霜和蔡晴只好同意。
一路上，林迟霜和蔡晴担心盛强到了校医院，会控制不住自己，盛强却示意她们放心。果然，整个过程中，盛强虽然显得非常痛苦，身子战栗着，但始终保持着清醒和镇静。跟他同来的一个年轻男人想要搀扶他，可他没让。他戴着一副太阳镜，围着盛楠看了好几圈，还俯身去亲吻了他的额头，趴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走出校医院之后，盛强吩咐他身后一个年轻女子说：“把这情况告诉张道长，请他马上赶来。”
吃完饭已经将近三点了，盛强让一个司机送蔡晴和林迟霜回去休息，自己上了他们开来的另一辆车。
“你现在准备干什么？”林迟霜问。
“我想去见见你们李校长。”盛强说。
林迟霜想了想，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也正想见见他。”
此时，火锅大学校长李烹也正在琢磨盛楠的事。他端坐在那张老办公桌后，面对着桌子上的几份文件，但根本没有看清文件上的标题。昨天他本来想在下班后让陶玉彬来给他做个汇报，但晚上有个应酬，今天上午又有个会，所以中午他才让秘书通知陶玉彬，在下午上班后来他办公室，当面向他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盛楠会以如此的方式结束他在火锅大学的教师生涯，结束他的一生。听说盛楠居然有一只眼睛没有闭上，而且从昨天晚间起，“火锅大学一教师评不上教授而死不瞑目”的帖子已经在网络和微信上传播开了，他又指示主管宣传的副校长，提醒他密切注意此事的舆情发展。对他这个校长而言，盛楠可不是一名普通的老师，因为二十多年前，刚刚到火锅大学的时候，他住在筒子楼里，跟盛楠既是邻居，也是朋友。后来自己转行搞行政，加上又都从筒子楼里搬了出来，慢慢就往来少了。当副校长之前，自己时常骑车上班，偶尔也能跟盛楠在路上相遇，还能聊上几句，但自从当上校长之后，每天基本都是司机接送，又经常出差，两人就很少遇到了。他知道盛楠的秉性，只要自己还在校长这个位置上，他是不可能主动来接触自己的。不过盛楠评教授的事，自己其实一直都在关注，最近几年，每次拿到申报教授的名单，自己都会特意留意盛楠。自己之所以没有介入，是因为自己相信盛楠在退休之前肯定能评上教授。盛楠虽然科研上弱一点，但长期在教学一线，而且课上得好，很受学生欢迎。正因为如此，自己还曾经暗示过陶玉彬，适当关照一下盛楠。根据自己对陶玉彬的了解，他在这件事上不可能虚与委蛇，应付自己。唯一的解释就是：盛楠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要评教授而向陶玉彬示过一丝好，而陶玉彬呢，肯定也没有主动向盛楠靠拢，而是公事公办地把学院的投票情况报到了学校职称委员会。盛楠啊盛楠！既然你并没有完全看开，仍然希望在退休前评上教授，你又何必总是摆出你那副一尘不染的姿态呢？你现在这个结局，对你家庭固然是个打击，对我呢？了解咱们那一段关系的人又何尝不会认为我李烹寡情少义？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有点急促，用力也比较大，不像是秘书敲的。李烹首先想起的是火锅美术学院的老林。老林最近忽然犯了官瘾，给自己发了多次微信，说他想在明年换届时当他们学院的院长，为此他需要李烹的支持。他就是个普通副教授，资质平庸，但他说目前的院长干了十多年了，该让位了。他还说，院长长期抄袭一个俄罗斯画家，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因为这个画家在俄罗斯名气并不大，所以鲜为人知。抄袭的情况相当狠毒，到了除签名不抄，其他一概照抄的程度。他不但靠抄袭发了财，还长期把持招生，只手遮天，有利益从来不跟老师们分享。老林暗示自己，如果自己不成全他，让他接替院长，他就要把这事儿捅出去。老林多次约自己吃饭，但他肯定是想借机说这事，所以自己一直推辞没去，在微信上对他进行了说服安抚，但好像没有一点用。他上周来办公室找过自己，幸亏秘书机智，把他挡住了，没有敲门。今天他又来了。要不要开门呢？也许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屋里，但门没有插，如果他贸然开门进来，多少是有点尴尬的。
就在李烹犹豫的时候，敲门声再次响起，同时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李校长，你在吗？”
李烹听见秘书从隔壁房间里走了出来。“您找李校长啊？他可能开会去了。”
“到哪儿开会去了？下午上班时还有人见他进了楼。”
李烹听清了，这是林迟霜的声音。他知道，林迟霜准是为了盛楠的事来的。都是当年筒子楼的邻居，老朋友。
没等秘书继续找理由，李烹应了一声，起身去开了房门。林迟霜和一个男人站在门口。
“大校长，你在呀！今天怎么也得麻烦你一下了。”林迟霜说着，不待李烹有什么表示，径直就往里走。
李烹了解林迟霜的直脾气，不好说什么，只好“嗯”了一下。他打量着另外那个男人。他愣了一下，突然反应过来，来人是盛楠的弟弟。年轻的时候，他曾到这里投奔他哥哥，经常在筒子楼中遇到他。有几次，还在一起打球，一起骑车去郊外玩儿。后来听说盛楠这个弟弟没有在这里站住脚，回到老家发展去了。
“你是盛楠的弟弟吧？”
“是的，李校长。”盛强说，“抱歉，咱们不请自到，打扰你来了。”
李烹探头往楼道上瞅了瞅，见没有老林之类的人，退回屋里。秘书跟在他们身后，见来人和校长认识，返身关上门，出去了。
李烹的办公室并不宽敞，不到二十平米，一张办公桌，一排书架就占了大半部分，办公桌对面有张用来接待客人的沙发。盛强打量着，在用他想象中的大学校长的办公室来进行验证。林迟霜则没有客套，自顾在沙发上坐下了。
“我的大校长，你可别怪我们不懂规矩啊！实在是这事非得找你不可。”林迟霜说。
“客套什么？盛楠是咱们共同的朋友。”李烹说着，示意盛强在沙发上坐下，自己退回到办公桌旁，一条腿靠着桌子边缘站着，面对着林迟霜。“我昨天就知道了，可就是还没来得及去看看他。哎，没想到他竟然以这种方式离开我们。关于后事，上午我已经叫来了老干部处的老梅，让他务必安排好。调料学院也会全力协助，陶玉彬刚从我这儿走。”
见林迟霜和盛强都没有吭声，只是看着他，李烹接着说：“家里，蔡晓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你肯定得参加追悼会吧？”林迟霜问。她想，普通教师的追悼会，校长是不会参加的，但考虑到当年毕竟是朋友，而且盛楠是火锅大学在职教师中不多的“老人”——住过筒子楼的，她希望李烹能够去。
“我争取吧。即将在青菜大学有一个校长论坛，我看能不能推掉。”
“光参加还不行，你还得叫上一些人。多叫几个副校长。学位委员会、职称办的头头，一定都得叫上。”
李烹犹豫了一下，道：“行，尽量多叫。”
林迟霜刚准备往下说，秘书正拿了一份文件之类的东西进来，于是她打住了。待秘书把文件放在李烹桌子，拉上门出去，她才接着说：“你也知道，盛楠还没有闭眼呢。我和蔡晴上午去找了个大师，把盛楠的照片给他看了，他说这是有冤屈，必须得破解。”
“大师？你也信这些个大师？”
“没招儿了呗，不然谁去找他们？还花了一千块钱。”
李烹很惊讶：“怎么个破解法？”
“弄一套教授资格证书、文件，在他灵前烧掉。”
“到哪儿去弄这些东西？”李烹顿时有些警觉起来。
“放心，大校长，不会让你给他颁发的。”她压低了嗓门，“我们到果仁大学前面卖假文凭那条街上花钱定做了一套。”
“亏你们想得出来啊！”李烹脱口叫道，“自己当着老师，却去买假文凭！”
“这不也是没地儿弄真的嘛，关键是，你还得出面。”
“我？”李烹指指自己，“跟你们一起去烧——纸——证书？”
“烧证书不用你。大师说，要找一个最有分量的人来宣读才灵验，你显然是最合适的。”
“这是不可能的！”李烹立刻打断林迟霜的话，“我堂堂一个大学校长，还去搞封建迷信那一套，这不是大笑话吗？”
“你很清楚盛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是从来没有麻烦过你，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你难道不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吗？你不做可以，可咱们那些老朋友，可都看着呢！”
“问题是，你们这样做，它……有意义吗？”
“你怎么知道没有意义？你就没给你的祖先上过香烧过纸？”
“当然烧过呀。”
“那你怎么知道，你烧的纸祖先们就一定收到了呢？”
“这个，它不是一回事！”李烹说着，看看盛强，希望他跟自己一起来反对林迟霜这种想法，可盛楠这个弟弟显然是不会懂得这些的。他看起来仍然没混出个什么名堂，关键是，自己已经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你可别信这个，老弟！”李烹对盛强说，“这些都是女人才信的玩意儿，毫无科学依据，传出去——”
还没等盛强回答，李烹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转过身，看了看，拿了起来，坐回桌子后面的椅子上，打开手机，热情地说：“喂，朱厅长你好！啊，什么？好好好……魏省长，您好！您好！”他重新站了起来，“对，哎呀，对，是，真是不幸！不幸呀……他是个好老师，大家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对，对，您放心！您放心！好，好，是吗？他呀？”他看看盛强，“是吗？他现在就在我这里，在我办公室，好，好……您稍等！”他离开办公桌，把电话递给盛强，“兄弟，魏省长要跟你说说话！”
盛强接过电话，与电话中的人聊了起来。看得出，他们很熟悉，但这显然不是一个聊天的时候，所以盛强只是客套了几句，就把电话还给了李烹。李烹继续道：“好，好，您放心！您放心，我们一定办好这件事。好呢，再见！”
李烹放下电话，乐呵呵地说：“盛强兄弟，没想到你来头不小啊，也不事先说一声！”
“哪里哪里，魏省长平易近人，看得起我盛强而已。”
林迟霜对李烹接的这个电话也很是吃惊。她本来在寻思着用什么词儿来继续说服李烹，但现在，看来不会太费劲了。她说：“盛强，没想到你现在还真是发达了啊！跟副省长都有交情。”
“您别取笑我，”盛强说，“魏省长是从我们那边调过来的，认识好久了，一直对我很关心。正巧上午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但是我没想到他会把电话打到李校长这儿来。”为了让李烹相信他所言不虚，他做了一个手势。
李烹看懂了这个手势，对他说：“魏省长说了，正好朱厅长去找他，他问起这事儿，朱厅长就给我打了电话过来。他也没想到，你正好在我这儿。”
然后李烹说：“请坐！你们请坐！”随即，他拿起座机拨了个电话。他几乎是刚刚挂下电话，秘书就闪了过来。这人四十岁上下，衣着朴素，但显得相当机灵，站立在那里时，从表情到动作都既要显出对校长的服从，又要体现对客人的尊重。李烹手里拿着一张纸巾，一边擦拭眼镜，一边对他说：“你看巴总管在不在办公室，在的话让他马上上来一趟。”
秘书出去之后，李烹对盛强说：“盛强，你这些年在干什么？想当年你在这一带活动，相当具有拼搏精神呢！”
盛强还没有回答，林迟霜插话道：“盛强混出来了，早就是大老板了。”她转向盛强，“快，把你的名片给校长送一张。”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盛强掏出名片，起身递给李烹，“兄弟这些年，做点生意而已。”
李烹接过名片，“啊，啊”地看着，林迟霜却说：“盛强，跟领导说话，可不能兄弟兄弟的！”
“是，是，”盛强憨厚地笑了一下，“林姐教育得是。”李烹差不多用了半分钟才看完盛强名片上那一长串头衔，然后他顺手从桌面取了一张自己的名片，走出来递给盛强。“来，你也留张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邮箱什么的。”
两人谈论之间，房门推开，秘书领着一个高大汉子走了进来。让盛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大红脸膛和酒糟鼻。
“校长，您找我？”来人显得恭恭敬敬的，问道。
“来，给你介绍一下，”李烹说，“这位是盛强董事长！”
盛强连忙站起来。只听李烹继续说：“这位是巴定国，我们火锅大学的行政事务总管。吃喝拉撒睡，这一大摊子事，全都归他管。”
“您有什么指示？”总管跟盛强握着手，眼睛却看着校长。
“这位盛强董事长的哥哥，调料学院的盛楠老师，昨天不幸去世了，你知道吧？”李烹说。
“当然知道，”总管说，“您忘了，昨天你们正开会，然后派我第一时间赶到调料学院去查看的现场。盛楠兄弟——”总管咬咬嘴唇，“不说了，好人呀！”
“下面，由你来全力协助他们家属处理后事。你和老干部处的老梅联系、沟通一下，各司其职。”
“好，您就放心吧！”总管回答着，仍旧站在那里，由李烹对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交代。
“还有什么事吗？”李烹看看林迟霜和盛强，“反正，这几天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林迟霜看看盛强。“还有个事儿，”她同时看了看李烹和巴定国，“能不能给盛强办张临时的车证，他的车进不来。刚才在门口，费半天口舌，保安就是不让进。”
“你开车来的？”李烹问盛强。
“昨晚知道消息时已经很晚了，火车飞机都不赶趟，我就开车来了。”盛强说。
李烹看了一眼巴定国。巴定国立刻说：“没问题，给您办个临时车证，这小意思。”
“那好吧。”林迟霜对李烹说，“我们现在就去办车证。刚才说那个事儿，你好好琢磨琢磨怎么弄。”
随后，巴定国就带着盛强和林迟霜离开了李烹的办公室，下往二楼。现在盛强这才想起，当年他跟哥哥进到过这里面。那时候，这栋老楼就是火锅大学的机关办公楼，也是这个楼道。不过它重新装修过了，铺了地砖。他们进了巴定国的办公室。这儿也不大，照样二十平米的样子，东侧有个门，从虚掩着的房门看过去，是另一间稍大些的办公室，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坐在电脑前。巴定国把门拉开，对着那边说：“倒两杯茶来！”然后把那门拉上。
他问盛强：“您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没有？”
“好了好了，”盛强连忙说，“这个不用麻烦你们。”
“好。”巴定国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一张名片来，转身递给盛强，“林老师就免了，大家都是熟悉人。”
三人聊了几句，一个年轻的女子端着两个白瓷茶杯，推开楼道的门走了进来，将杯子摆放在客人前面的茶几上。巴定国对她说：“让保卫部长来我这儿一趟。”
趁这工夫，盛强拿出名片，递给巴定国。巴定国收了，看了看，放到他的桌子中间。然后他在桌子上抓起一张纸，连同笔递给盛强，“把您的车牌写下来，我好安排人办车证。”盛强站起来，走到桌子前弯腰写车牌号。
不一会儿，一个男人敲门走了进来。这人瘦愣瘦愣的，戴着一副眼镜，满脸堆笑地问巴定国：“您找我？”同时他看着盛强和林迟霜，似乎在等待巴定国从中进行介绍。巴定国却没有理会他这表情，只是拿过盛强刚写的那张纸，对来人说：“这是李校长的客人，你去办两张临时车证。马上就办，客人在这儿等着。”
巴定国这才坐下，跟盛强闲聊起来。他看起来文化程度不高，但对社会上的事情很了解。以前盛强在大学里进出过几年，他知道，大学里并不全是戴眼镜的人，眼前这位总管就是这么一位。他看起来比许多教书的都混得好，在火锅大学应该是算个人物。哥哥应该没有交上这样的朋友。
这当口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总管转过身去接电话。盛强于是轻声和林迟霜说起话来。他们刚喝了两口茶，刚才那个瘦瘦的男人敲门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两张硬纸。巴定国看看他，放下电话，说：“拿过来！”他接过纸片看了看，递给盛强，“您看车号对不对。这就好了，您十天之内可以随便进出火锅大学。”
盛强接过来，验了下号码，没有错。他们于是谢过巴定国，告辞。巴定国一定要把他们送到楼外。两人下了台阶，正准备往大门外走去，林迟霜的电话忽然响了。她看了一下，居然是李烹打来的，李烹告诉林迟霜，如果他们还没有走远的话，希望他们再去他那儿一趟。林迟霜收好电话，对盛强说：“哎，真是邪了，除了过年偶尔发个短信，他从来没有打过我的电话。”保安见他们去而复返，而且刚才是巴总管亲自送他们出来，所以十分热情地躬身向他们做了个请的姿势。之前他们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是坚决地要他们登记才放行的。
他们走进李烹的办公室后，才发现陶玉彬已经在里面。盛强不认识他，但林迟霜给他做了介绍。李烹说：“陶院长正好过来办事，我把他留住了，想让你们过来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协调的。”见李烹和陶玉彬都站着，盛强和林迟霜也没有落座，四个人站在那里说话。李烹重复了之前林迟霜向他提出的希望请一些人出席告别仪式的要求，并当即与陶玉彬进行了分工，普通的角色，由陶玉彬负责请，重要一些的，由他亲自出面。
李烹以此询问林迟霜和盛强。盛强说：“行，凡是能来参加的，咱每人一个红包。”林迟霜听了，连忙说：“盛强，这是学校，讲究的是交情。”“对，交情，”李烹接过话头，同时问盛强，“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盛强说。“反正，”陶玉彬说，“我们这几天就忙这事，有什么情况随时保持联系，好吧？校长还有个很急的会，咱们就先撤了。”
“好吧，谢谢李校长陶院长了！”盛强说。三人往外走。李烹跟在他们后面，也走了出来。秘书站在门口，腋下夹着一个纸袋，显然是在等李烹。走到楼梯口，李烹跟他们打了招呼，往另一边走去了。剩下的三人继续往下。
盛强以为，陶玉彬准会向他过问一些情况，比如怎么过来的，住在哪里，有没有到盛楠的家里，等，但陶玉彬没有，只在前面礼节性地引着路。出了楼，到了大路上，自己和林迟霜应该左拐去大门口了，而陶玉彬，如果他回单位的话，应该在这楼前穿过花园，去往斜对面调料学院所在的那个楼。
盛强见陶玉彬连过问自己要去哪里的意向都没有，便主动发问道：“陶院长，您接下来有空吗？”“啊，你有什么事吗？”陶玉彬反问道。“我想去哥哥上班的地方看看。”盛强说。“那好啊，跟我一起过去吧，我正好要回单位。”陶玉彬说。盛强这时才明白，陶玉彬似乎一直在想着什么心事，也就不再计较他，跟着他踏上花园中的小径。林迟霜一言未发，跟在盛强身边。
这对面仍是一栋老楼，跟学校的机关楼一模一样。机关楼的西边，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礼堂，模样较从前似乎毫无变化，在树丛后面显得庄严肃穆。礼堂的对面，花园的南侧，就是调料学院所在的大楼。盛强已经看出来，那老楼改建过了，像一个方形的罐头，在秋天的太阳下明晃晃的。如果不是周围的景物依旧的话，自己是认不出这地方的。
盛强一边走，一边胡乱想着自己当年在这院子里出入的场景。他们很快进了调料学院所在的大楼。里面和盛强以前见过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大门在西边，靠近家属院的方向，而现在，大门朝东，面向学校的东大门。进门后的大厅完全是酒店似的，甚至照样设了一个吧台，只不过吧台后面是一个保安，没有坐，而是站着。盛强以建筑行家的眼光看了一眼地板砖，就知道它造价不菲，因为这种米黄色的大理石来自西班牙。
陶玉彬行使起主人的义务来，快步走向电梯，按了电钮。林迟霜知道盛强当年是经常在这栋老楼里出没的，就对他说：“你还记得吧？以前咱们系只占据了四层一层，相当挤，现在好了，除老楼的四层外，整个东西两个配楼的四层，也都是我们学院的。”盛强点点头。陶玉彬却说：“你不想想当年才多少人啊！”“那是，”林迟霜说，“当年咱们还叫系，只有三十几个老师，现在都八十多人了。”她心里迅速梳理了一番，不知道盛强对陶玉彬有否多少有点印象，因为盛强在这里活动的时候，陶玉彬已经到了火锅大学。这时电梯下来了，他们走了进去。刚要关门，又有两个女生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
电梯往上升的时候，盛强心里犯起了嘀咕，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将要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他心想，一会打开电梯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过道上不少人正在忙碌，有的糊花圈，有的写挽联。当年，他在这里的时候，就曾经赶上哥哥单位的一个退休的老师去世，晚上，楼道上灯火通明，哥哥和一些老师、学生在那里为后事忙碌。那时候，侄女还不会走路，自己抱她出来玩，以为哥哥在教研室加班，上楼去找时遇到了那一幕。他记得侄女很快就被两个女生抢抱了过去，他于是帮哥哥打下手，抻纸。小时候过年家里写对联，自己就一直是帮哥哥抻纸的。这是盛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哥哥写挽联。他写出那些隽秀的字儿的时候，几个人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轻微的赞叹声。
思绪尚未结束，电梯已经停住，但“扑哧扑哧”响了好几下，它才慢腾腾地打开。很显然，这电梯是个杂牌子。电梯门开后，盛强一眼看出去，楼道亮堂堂，明晃晃的，没有一丁点儿办丧事的气氛。先出电梯的两个女生大踏步往前走了过去，留下高跟鞋清脆而响亮的“呷呷”声。
走出电梯间，往左边一拐，只见楼道相当宽阔，两旁的墙上，一个接一个挂满了宣传橱窗，里面是一栏一栏的文字、照片，上面有几个大字——辉煌的历史。盛强很想从橱窗中那些照片中找到哥哥，但是他一眼眼扫过去，没有看到哥哥的影子。他看了一眼照片下面的文字，原来这些人要么就是已经去世的老学者，要么就是西装革履的学术带头人。那些合影中倒可能有哥哥的身影，但眼下显然不可能停下脚步来寻找。橱窗尽头是一块大大的告示板，板子上部有一行大字：调料学院青年教师科研竞赛榜，下面罗列着一些名字，每个名字上面都画着一道粗大的红线，高高低低，参差不齐，高的都快顶到头了，低的还蜷缩在地上。这一截楼道不长，很快到了尽头，然后朝右一拐。前面出现一条笔直的楼道，一直通到楼的尽头。
突然，墙上出现一道高挂的大红横幅，上面印着一行大字：“热烈祝贺我院符登榜教授获得飘香学科一级课题！”盛强先是一愣，继而感到这一道横幅像一把刀子戳向他的胸口。
林迟霜停住脚步，厉声问陶玉彬：“这是咋回事，老陶？”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陶玉彬嗫嚅着说，“准是老符的研究生们挂的。”
“你真不知道？”林迟霜瞪大眼睛，从镜片后面死死盯着陶玉彬。
陶玉彬说：“真没骗你。我刚才没走这儿。我从西边下的电梯。”
盛强低头往前走着，陶玉彬追了上来，对他说：“到我屋里坐会儿吧，就在这儿。”他拿着一串钥匙，正准备开门。
“不，不打扰你了。我只想去看看我哥哥的办公室。”盛强说。
“那也好，”陶玉彬沉吟着，“迟霜，麻烦你带着转一下。”
林迟霜没有说话，跟上盛强。盛强继续往前走。他脑子乱极了，刚才那大红的横幅一直在他脑子里晃着。他想尽快忘掉那逼人的红色，一边走，一边盯着两旁房间上面的铝合金姓名牌子——这上面印着房间主人的名字。这些亮闪闪的牌子上，要么是一个人的名字，要么是两个人的名字，盛强始终也没有看到他哥哥的名字。
林迟霜大步上前，快速往前走，甚至试图用身体挡住那些亮闪闪的刻有人名的牌子。她对盛强说：“你哥哥的办公室在前面，跟我来。”她不忍心告诉盛强，这些房间的主人，要么是二级以上教授，要么就是博士生导师或者课题负责人。盛楠那种只知道老老实实上课的普通副教授，只能和那些年轻的讲师、助教合在大办公室里办公。只有个工位，没有办公室。
来到楼道尽头，向右一拐，林迟霜说：“到了，就这儿。”然后她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开了灯，请盛强进去。只见一个大房间里，密密麻麻挤满了差不多有二十张办公桌。林迟霜领着盛强，一直往里走，到了靠近窗户的一张办公桌前，对盛强说：“这就是你哥哥的办公桌。”见盛强没有吭声，她又补充说：“我们教研室和你哥哥他们教研室，两个教研室二十多个人就挤在这儿。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好，至少有个办公桌，这两年刚来的几个年轻人，连张桌子都没有，平时要帮学生改个论文什么的，得借别人的桌子。”
“大学老师，连张办公桌都没有？”盛强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反正我们这儿是这样。”林迟霜说。
盛强站到哥哥的桌子前，不再说话，看着这张廉价的、银灰色的办公桌。旁边的一些桌子上大都比较杂乱，放着成堆的论文、书报什么的，而这张桌子显得整洁多了。就是没有林迟霜的指引，他也能看出，这是哥哥的办公桌。桌面上有两个尚未开封的牛皮纸信封，是什么地方寄来的杂志之类，此外，还有一小盆仙人掌，一个透明的塑料口袋，里面装着两摞纸杯子。
盛强拉出桌下的椅子，坐了下去。这是个简便的“一头沉”，面板左下方空荡荡的，右下方有三个抽屉。他试着拉了下抽屉，居然没锁，一下就拉开了，于是他认真地翻了起来。第一个抽屉里，最上面是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他拿起，翻开。封皮后面的夹层里放着几张照片，他取出来一看，是一张学生的毕业合影，前面一排老师，后面是站在台阶上的学生。哥哥坐在左侧，陶玉彬等人坐在中间。照片上的日期显示，这是四年以前的夏天拍的，那时候哥哥依然很年轻啊！风度翩翩的，两个嘴角微翘着，露着他特有的，慈祥而有些风趣的微笑。他翻开本子，里面基本都是一些简单的会议记录，学生的论文答辩会记录，学生名字及论文成绩等。有几页记录得相当连贯，他仔细一看，似乎是一次会议的发言，里面提到一些学校和学生的现状。他想起自己当年在这里的时候，哥哥还当班主任，他也是喜欢把一些学生的事儿记在本子上。再往后，盛强看到有一页写着一些数字，写着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公积金、税款和电费。从日期看，这是五年前的。盛强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加起来才六、七块钱。他忽然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了下来——自己每日挥金如土，哥哥却在这里过着这种精打细算的日子。
林迟霜到旁边的行政办公室倒了一杯水回来，见盛强还在翻着那个本子，说：“行了，你简单看看就行了，回头，你嫂子会来收拾他的东西的。”盛强应着，合上本子，继续检查抽屉。笔记本下面，是一大叠改过了的学生论文，共有七、八份，都用订书机订着，空白处的文字，盛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是哥哥写的。有些纸上改得密密麻麻的，哥哥一定花了不少夜晚；他拉开第二个抽屉，里面有一个搪瓷的茶杯，一袋已经用了一半的茶叶——封口用夹子夹着，一本书，一包打印纸。他翻开那本书，只见扉页上写着“盛楠老师指正”，应该是某个学生送给他的；第三个抽屉里是几本书和一个牛皮纸信封。书都是哥哥专业方面的，盛强没有兴趣，他打开那个没封口的信封，发现里面满满当当，全是贺卡。他翻了翻，有外地寄来的，也有显然是直接写了当面送的。这显然是多年以前的了，因为这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寄贺卡了。他装好放了回去。他拿起第一个抽屉里那个本子，对林迟霜说：“这个本子，我先拿走了，回头我会跟我嫂子说一声。”
关抽屉的时候，盛强忽然发现里面有一把小钥匙，套在一个小圆圈上，孤零零地躺在抽屉的一角，他拿起来，问林迟霜：“这是什么钥匙？”“这个呀？是信箱的钥匙。”“信箱呢？”“在过道上呢！”“我想看一下行吗？”“可以，去看吧。”
两人来到过道上，林迟霜指点了信箱的位置。盛强找到了哥哥的信箱，将它打开。信箱不像盛强设想的那样装得满当当，相反，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对折的纸和一个小信封。他打开那张纸，是一个学生的请假条，说她周五下午要去机场接她妈妈，不能来上盛楠的课，请准假。盛强随后打开那个小信封，里面是一纸公文，前面用笔写了盛楠的名字。来信告诉他，他们最近在搞版面优惠活动，已经进入后备库的作者，只要打过去版面费，马上就可以发表文章。后面有一个大红的公章：“火锅学刊编辑部”。
盛强认真地收好这封信，然后，林迟霜接过那个小钥匙，拿回去放在原来的地方。
“走吧！”见盛强没什么要看的了，林迟霜说。为了不再路过陶玉彬的房门，她带着盛强向楼道的另一边走去，准备从这个环形楼里的另一部电梯下去，但他们偏偏在这儿遇到了陶玉彬。他正在茶水间倒剩茶，也不知道是要倒了准备下班呢，还是要重新泡一杯。
陶玉彬举着空杯子，说：“哎呀，我这一上来就有两个研究生来找，也没顾上你。看完了？要不，”他试探着，“晚上一块吃个饭？”
“不了不了。”盛强说，继续往前走着。他心想对方也许可能真是忙呢。陶玉彬追了两步，再次说：“没什么事就一块坐一下呗！正好迟霜也在。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
“不了，谢谢你！”盛强说着，快步赶上走在前面的林迟霜，进了电梯间。陶玉彬追了过来，似乎想要说什么，但盛强却看着窗外，林迟霜则连忙去找下行的电钮。陶玉彬见状，转身离开了。
来到火锅大学东校门外，盛强执意要送林迟霜回家。他已经知道，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为止，这二十四小时林迟霜基本上一直在为哥哥的后事奔走。一上车盛强就告诉林迟霜，希望晚上能够请他们夫妇出来吃饭。“您就告诉三哥，说我特别想见他。小二十年了！”盛强说。他都想不起林迟霜的爱人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喻。当年他在火锅大学混的时候，一直叫他“三哥”。他不知道他是排行老三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别人都叫他三哥，自己也就跟着叫了。当时哥哥的几个朋友对自己很关照，其中就包括三哥。
林迟霜看盛强态度诚恳，就答应了。林迟霜没有住在火锅大学家属院，因为三哥在研究所那边比她先分到房子，在火锅大学东大门对面过去一条街。到达之后，盛强让手下在下面等着，准备亲自上楼去请三哥，可林迟霜不让。“你就在这儿等着吧！我要把你三哥弄不下来，你再上去。”
没过多会儿，林迟霜下来了。她旁边一个穿着一件浅黄色休闲西服的男人，一边走一边往这边张望着，显然就是三哥。虽然差不多二十年没见了，但是盛强还是一眼就辨认出了他。他还是当年的模样，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只不过发福了，而且开始秃顶了。盛强立刻迎了过去。
寒暄之后，盛强请他们上了车，然后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叫做“知州府”的院子里。这是这一带最神秘的一个饭馆，是由一个历史遗迹改建而来的，通常只有火锅城一些有来头的人才在这里出入。因为与毗邻火锅大学的翠竹公园只隔一堵墙，所以这院子很不显眼，一般人还以为它就是公园的一部分。盛强的助理已经帮他们订好临窗的一间屋子。落地的大玻璃窗外，是一个池潭，池潭中间有一座缀满花草、淌着飞泉的假山。
盛强的助理在这儿安排好茶饮和菜品之后，就出去了。后来林迟霜才知道，盛强有一个秘书和两个助理。秘书是男的，几乎是全天候跟着他，两个助理则是女的，一个协助他处理公事，另一个则主要是处理他的私事。盛强刚刚请林迟霜夫妇落座，他的两个助理就已经跟司机出去了，到不远处的“未来商城”为林迟霜夫妇买东西去了。还在等三哥下楼的时候，盛强就吩咐给了他们。
盛强说自己在丧事期间是不可以喝酒的，但他不知道，作为哥哥的好友，林迟霜夫妇是否可以喝。他问三哥，三哥说，可以喝酒，因为在座的三人是盛楠的至亲好友，即使喝酒了，心也是跟他在一起的。盛强于是让秘书上了一瓶白酒和一瓶红酒。林迟霜没有喝完那瓶红酒，他和三哥却把那瓶白酒喝完了。因为喝了酒，那些美好的往事一桩桩浮了上来，盛强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如此满足地吃过一顿饭了。
十点的时候，三人吃好了，准备离去。盛强让手下把买的东西拿进来。为了能让林迟霜夫妇顺利收下，他专门做了铺垫，给他们讲了自己这么做的用意。林迟霜夫妇有些惊讶，等东西送进来之后，他们就更惊讶了，坚辞不受。盛强再三劝说，并且掉下泪来，林迟霜夫妇才同意收下。但东西还得由盛强的手下给他们拿着，是两套男装和两套女装，一套化妆品和几袋虫草人参之类的补品。衣服相当合身，因为盛强手下的人干请客送礼这些事是相当擅长和专业的。
盛强把林迟霜夫妇送回家，然后让司机把他送到火锅大学西门南侧与才艺大学的交叉路口。“你们回酒店吧，我就在这儿下车，想走一走。”盛强说着，独自下了车，顺着人行道往北走去。这儿以前几乎是一片荒地，有条土洼路，东侧是火锅大学的西墙，西侧则是十余栋农舍和歪歪斜斜的庄稼地。盛强还记得，火锅大学那堵西墙上有几个洞，火锅大学的学生，要么从洞里爬出来，要么翻墙出来，经常去偷墙外农民的水果和蔬菜。现在农舍和庄稼地都不见了，东边，是火锅大学新修过的西墙，高大气派，西边，则是一排门面房，开着各种商店。
盛强从这儿向火锅大学西门走去。西门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出学校吃饭、买东西都要通过西门。去往火锅大学家属院，也要通过西门。那时候西门到家属院之间是一条不宽的路，路上经常被人倒水，总是湿漉漉的。有时候哥哥他们夜聊兴起，需要买点吃的东西助兴的时候，经常支自己跑腿。盛强记得很清楚，通常九、十点以后只有一家小店可以敲开门。店主是个老头儿，总是披着外衣起来卖东西，每次，走的时候，自己还总是给他点支烟，以示感谢。买的东西，通常都是一瓶高粱酒、两包花生米、一两盒烟。多数时候哥哥都会把钱给自己，但有时候，自己也会自掏腰包。那时候自己什么也不懂，但哥哥的那些朋友对自己都很客气。回想起来，那时候听他们聊天，长了不少见识。
盛强边想边走，很快就到了西门。越靠近西门，路越难走，因为马路边和人行道上都是卖吃食的临时摊位。这些摊位实际上就是一辆辆板车，上面煎炒烹炸，忙得不亦乐乎。顾客都是学生，男男女女的，买了东西，围坐在板车旁边的小桌子旁，有的吃得悠闲，有的吃得痛快淋漓。甚至有几桌还划起拳来。间或也有几个小商品摊，直接摆在地上，用塑料纸垫着，上面摆满了袜子呀帽子呀包什么的。过路的人无论是走马路，还是人行道，都要侧着身子，踮着脚尖才能通过。原来这是个夜市，做的都是学生们的生意。
站在西校门，盛强看清楚了，小吃摊从南边延伸过来，一直往北，差不多有两百米的距离，在这儿吃消夜的学生，黑压压的一长片，可能有好几百甚至上千人。两个保安站在电动门边，对身边的嘈杂熟视无睹。盛强记得这儿原来有棵枣树，下面有个小书店，哥哥他们经常在里面出没。他很费了一番劲才找到那棵枣树，它还在，但被两棵银杏树给挡住了。这银杏应该是后来栽的，但肯定是移植的，比枣树高大茂盛得多。书店不在了，现在那位置是个花店。在北侧那个保安的后面，另一棵歪歪斜斜、已经被旁边饭馆的烟囱熏得快要枯死的杨树上，挂着一块牌子，正是火锅大学的校牌。
一阵北风刮过，带来一股浓烈的烤臭豆腐的气味，其中还夹杂着尘土的味道，让盛强感到不适。他进了校园。从这儿一直到一个交叉路口，约有一百米距离，路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学生们有的进，有的出。从外面回来的学生，大都拎着刚买的吃食。这些东西有的装在饭盒里，有的干脆直接用塑料袋子装着，明晃晃的，很难让人相信那是人吃的东西。也有的学生边走边吃。
盛强站在路口，四下打量起来。这儿原来有一个开水房，有一个商店，商店后面还有个理发店。现在都没了。那幢砖房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高楼。看样子是住的学生。他往右一拐，直奔当年哥哥住过的筒子楼。道路两旁的龙爪槐还在，这么多年了，似乎并没有长高，也没有长大。
他走到了那一排高大的悬铃木下。筒子楼就在这儿，共两栋，被这排悬铃木分成一南一北。此时树木已经掉光了叶子，织网一般透着无数直楞楞的枝条。人们一般把这树叫法国梧桐。可自己因为在学校里待过，就一直记得树身上挂着的小铜牌，记得它的学名叫悬铃木。他来到南边的那个筒子楼，但一踏上台阶，就发现这楼完全不是当年的气氛了。几个男学生，熟练地站在大门口抽烟谈笑。他们骂骂咧咧，满嘴脏话，好像要这样才显出他们是这儿的主人似的。
盛强走向传达室，问里面一个正在看电视的保安：“这里面还有没有住老师？”
“老师？”保安疑惑地反问他。
“对，”盛强说，“我以前就在这楼里住了几年。”
“啊，您在这儿住过？早就没有了，”保安说，“我在这儿干了七年了，早就是住的学生了。”
盛强谢过保安，朝里面走去。楼道没有当年住年轻老师时那些箱子柜子炉子什么的，灯也换了，不似当年那么昏黄，白晃晃的。但还是有些挤，因为学生们要到楼道中间上厕所，端着盆去那里洗衣服。往东走第七间，盛强找到了哥哥当年住过的屋子，但是大失所望。只见这屋子房门敞开着，里面似狗窝一般，一左一右各摆着两张高低床，每一张都十分零乱。一些绳子在房间里穿来穿去，上面挂着衣服和各种杂物。靠近门口左侧一张床的下铺，有两个小伙子正在联机打游戏，他们操着普通话，互相咒骂着，大呼小叫，像赌徒一样急红了眼，还偶尔冒出一两个英语单词；对面的上铺，一个学生半躺在床上，背对着房门，抽着烟，用电脑看着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十分入神。靠里侧的屋子中央，四个学生正围着桌子在打麻将。
盛强站在门口看了足足一分钟。他以为学生们会来询问他找谁，但是没有。只有里面打麻将的一个人懒洋洋地瞥了他一眼。他转身往外走。这时他脑子里涌起当时哥哥他们住在这里时，楼中那股挥之不去的静谧的书卷气息。这种东西在楼中再也没有了，闻不出来了。虽然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粗人，可他闻得出那种气息。
盛强很失望，出了楼，沿着自己当年常溜达的路径信步走了起来。他不知不觉来到大礼堂西边，于是放慢了脚步。那礼堂还是老样子。当年他经常进去看电影。遇到哥哥不在家，或者他与他的朋友们谈兴正浓，自己插不上话的时候，自己就常常去看电影。电影多数时候是译制片，一块钱一张票。也有的时候放录像，价钱就便宜一些，五毛一张，基本都是美国人拍的西部片和越战片。后来回想起来，盛强还很怀念那些时光，怀念电影屏幕上的那些人物。
转到礼堂正面的时候，他发现里面透着光，有声音，还有人进出。好奇心驱使他走了过去。他以为又是在放电影，但大门口的两个检票口都敞开着，空无一人。他信步走了进去，在过厅里才看到几个走动的学生。他继续往里走，从单号口进入，终于看清了。舞台上方的大横幅表明，这是经管学院的学生在搞艺术节，台上，一个打扮得像王子式的男生正弯着腰，像是患了急性肠炎式的扭动着身子，在声嘶力竭地喊唱着一首歌。因为他用的是香港话，盛强一个字也没有听明白。不过学生们很狂热。他们坐得满满当当的，只在最后几排还有些空座。也有些人站在最后的过道上听着。演出好像正是进入高潮的时候，大半个礼堂的学生，全都挥舞着荧光棒，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喊着、唱着。
盛强站了一小会儿就退了出来。他继续走着，穿过礼堂前面的花园，往图书馆那个方向走去，终于在那蓬老紫藤树下，找到了一张安静的椅子，于是坐下了。他发现这校园中只有这一片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微风拂过，可以听见轻微的松涛声。他想今晚自己最好就在这儿坐着，哪儿也不去，直到天亮。
盛强终于安静下来了，想起了当年自己在这个院子和这个城市的一幕幕往事。他一直想到自己后来的发迹和哥哥对他态度的一步步转变。他摸出下午在哥哥的信箱里收到的那张用稿通知。在晚间的饭桌上，林迟霜夫妇告诉他：如果盛楠肯花上两三万块钱，到这些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的话，他评教授就是稳稳当当的。哥哥应该不会缺这点钱，但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却令人费解。
一直到十二点，盛强还坐在这里。他一幕接一幕，回想起当年那些虽然清苦、但是和哥哥一家在一起的快乐日子。那种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月亮已经升到中天，从藤萝的叶缝中投下一小束淡淡的光来，只见两行浑浊的泪水，正挂在盛强的脸颊上，往下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