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准提寺铩羽而归的经历仅仅令我消沉了一个夜晚。在厦门市区，熟悉而舒适的宾馆客房抚慰了我。我在房间里喝茶、写日记，查询信息，为下阶段的旅行早做打算。
按照计划，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福建的仙游县和福清县。第二天早晨，在旅馆吃早餐时，我给仙游县的一间寺庙打电话，询问客堂，我能不能去庙里住两天，向住持请教一些问题。
龙华寺客堂答应了我的挂单请求。她们说，住持宏玉法师即将闭关静修，如果想拜访，就得快点去。
三个半小时以后，我乘坐长途大巴到了仙游，找到龙华寺。
寺庙在一条热闹的小街上，庙门半开。我很快注意到这座寺庙里最具文物意义的建筑：两座北宋时期的宝塔。据说宝塔是当地一位大孝子为母亲祈福捐建的，至今已经有八百九十多年。历史上，这里一直是比丘道场。改为女众道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事，前任住持慈愍法师往生后，继任职位的是宏玉法师。
我走过长长的石子路，拜见知客，掏出身份证登记挂单。有比丘尼向住持通报我的到来。客厅不大，家具只有书柜和扶手椅。我汗流浃背，一边吹着电风扇，一边喝着刚倒给我的滚烫的茶。很快收到通知，现在就可以去见宏玉法师了，她在一个小教室里等我。
我在网上读过一点宏玉的故事，知道她是湖北人，学过武术，出家前在中学教体育。但这一切都不如她本人亲自讲述来得有魅力。我看到，宏玉是一位身材瘦削、言谈果决的比丘尼，戴一副半黑框的眼镜，眼神锐利。
我向宏玉致谢，谢谢她愿意在静修之前见我。宏玉说，其实她已经进入静修状态，几乎不见外客，因我远道而来，心生慈悲，不愿拒绝。
寒暄到此为止，她很直接地问我：“你想知道什么？”
我说：“做决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别说是‘出家’这么大的决定了，您是怎么决定离弃中学教师生活的呢？”
法师回答：“这可能是个人的事情。我觉得，做决定不难。”
也许是觉得这个答案不够清晰，宏玉解释，她平时不怎么说话，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人言谈了。于是又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开始描述踏上修行之路的过程。
宏玉：从初中开始，我就思考“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我在大学里问过老师，老师回答说，活着是为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后来我在湖北枝江市一中教书，高考升学率百分百，在那里当教师，身价不低，但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活得明明白白，所以一直在找那个问题的答案。
有个朋友是少林寺永寿禅师的外甥女，她来看我。她是搞武术的，我也是搞武术的，关系不错。她说，哎，我们出家吧？我说好，我们出家。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从来没见过做佛事是什么样，连“阿弥陀佛”四个字都没有听过。这辈子只有一件和佛沾边的事，是我读高中的时候，哥哥说过一句“佛经里面有个《金刚经》”。当时我在厨房，哥哥和表弟在客厅聊天，我听到哥哥说“金刚经”三个字时，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可能是那个时候埋下了一个种子。
刚才说到，1997年，少林寺永寿禅师的外甥女来找我——她是结婚的时候逃跑的，跑我那里去了——突然说要出家。当时我正准备考研究生，已经备考得差不多了，但最后决定出家。学校不放我。我说我有更好的工作去做，其实我是要去出家。背了两大皮箱的书——除了书我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其实就是单身汉的生活，没成家，没财产，全是书。我不会存钱。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买书，还要做人情，这个老师结婚，那个老师生小孩，那个老师做寿，搞得不够用。也可能是我不善于把控生活，最后要出家的时候连路费都没有。我把藏书卖了一部分，卖了两千多块钱当路费，背着剩下的书，去了北京。
后来又去山西，上五台山。到了普寿寺，就像回到家一样，如鱼得水。苦不苦？苦啊。每天早上3点钟起床，白天不让睡觉，偷偷地睡觉都不能，睡了就是这个罪，那个罪，搞得恐怖死了。晚上10点才准睡觉。真是站着也睡，坐着也睡。当了三个月小居士，剃头了。剃头了就不一样了，从被动修行转成主动修行。被动修行当然很苦，就像熬监牢一样。
后来，在众人的熏陶下开始主动修行。每天拜佛，拜上千遍，棉衣棉裤全湿透。五台山冷啊，零下二三十度，湿透以后也不脱衣服，就直接打坐，我在床上可以坐到12点多。凌晨1点多起来，再打坐。二十四个小时夜里就睡一个多小时，中午睡很短的午觉。最后病了。那时普寿寺里什么事都是我们自己干。运木头、装车、铲煤、推房子、砸夯、掏厕所，都是自己来，后来就累病了，淋巴结发病。
但是快乐啊，内心深处非常地喜悦，累的是身体，内心深处是放松的、充实的，不空虚。人，充实才不会有烦恼，人所有的烦恼都来自空虚。空虚就会烦恼。你有做不完的事情就不会烦恼。
我：都市里的工作狂，他们不空虚，可是烦恼也很多啊！
宏玉：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目标。做完一件事就没了。
我：修行人的烦恼是什么烦恼？
宏玉：出家人的烦恼，和在家人不一样。在家人烦恼，慢慢就疲了，出家人烦恼起来真会撞墙的，那是自性烦恼，和外界引发的烦恼不一样。我们说“一人修行，与万人战”，是和心中的一万个念头战斗。修行路上，和心一一对证，前尘往事翻出来的时候，不是别人惹我烦恼，是我自己烦恼，从心里面出来的。但是烦恼出菩提，烦恼出觉悟。后来我就把烦恼当成滋养。
我：“人为什么活着”，您一直追寻的这个问题，后来答案找到了吗？
宏玉：在普寿寺那几年，我还没找到答案，但我是快乐的。后来啊，那个答案我找到了，所以我现在也很快乐。
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宏玉：答案我不能跟你分享，你还是自己找吧。哈哈。（数秒后）其实可以跟你分享。2003年我去过高旻寺的禅堂，在那边打禅七[1]还是很有感受的。后来，什么时间发生的我也不清楚，反正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而活了。人总是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也不一定是别人的答案，这是我自己的答案——目标，不是我今生可以到达的，也不是我来生可以到达的，而是一个永久性的目标，我找到了一个这样的目标。1997年，我正式剃度，那年的年三十，我问如瑞上师，佛是什么？师父伸手把桌子一拍，你连佛都不知道你出什么家啊？当时我哭了，刚刚出家，找不到目标，学佛又不知道怎么学，甚至你都不认识佛。其实师父很厉害，你可别回答我，什么“自觉觉他”、“觉性圆满”，我可是会看书的，师父就只是使劲一拍桌子。我很感谢师父。如果师父当时告诉我答案了，我可能以后就不会这么快乐了。
我：您觉得，为什么大众很少了解女性法师的修行？
宏玉：女众不承担弘法的责任，所以外界知道的比较少。或者是你的圈子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像五台山的师父，还有隆莲老法师，都是被人传颂、景仰的。还有像通愿老法师这样的，一辈子非常低调，但却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比丘尼。
我：您觉得女性比丘尼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弘法责任？
宏玉：女众弟子承担的东西比男众要少。佛教有七众弟子，比丘、比丘尼、式叉尼、沙弥、沙弥尼，还有在家的男众和女众。佛陀让女众出家的时候，就制定了“八敬”法律。哪怕男众师父还不到二十岁，你也得低头。无形中男众就处于领导阶层。有男众在弘法，女众不用过于张扬自己。
我：现代社会越来越讲求男女平等，在这样的趋势下，应该怎样看待佛教戒律对男女地位的划分？
宏玉：一方面是面对现实，佛陀给我们的戒律是这样，这是女性自身的业力，我要面对业力，遵守佛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行菩萨道，要给女性树立几个榜样，让女性感到骄傲，明白女人同样可以修行，心中有个皈依处，有个仰慕的地方。
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临走前，我在书房里看见一部特殊的经书，那是宏玉法师用她本人的鲜血抄写的《华严经》。
刺出鲜血，抄写经书，此事在修行的僧尼中间古已有之，是修行的一种方式。宏玉给我看了她手抄的《华严经》二十七至八十一卷，每个字如小核桃大，淡淡的朱砂色。据说已经抄了二十多万字，全部抄完还要四十多万字。虽然知道这是一种修行传统，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的血经，心里涌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
我问一旁的慧普法师，每次要写字时，给住持现抽一管血？慧普说，抽血会找医生，一次多抽一些，贮存在瓶子里，低温保存，写的时候在血里掺杂少许檀香水和朱砂，让书写更为流利。
宏玉法师告诉我，为了抄经，她已经两年多没吃过盐。
我当时忘了问她，为什么抄写血经不能吃盐，事后查阅资料，发现她曾对一位名叫游晓璐的记者说过：“抄血经，如果吃盐，血液里含有矿物质，抄在纸上血会变黑，不吃盐血就很清。菜没有盐，寡淡无味，刚开始时难以下咽。抄的时候，拿笔在手上，就像针刺，非常痛，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抄到后来，心都抄死了，没有任何的妄念升起来，很享受。”
我行礼告退，跟着慧普离开了方丈的房间。阳光直射，屋檐很长，两个人前后脚地走在阴影里。
龙华寺建于隋代，在明朝后期倭寇的进犯中被毁坏。当时是嘉靖年间，朝廷下令拆毁龙华寺，折卖铜器、物料达数万两银子，充实国库。此后历朝历代，虽然小建重修，但再未恢复胜景。近四十年来，最早重修龙华寺的是侨僧广净法师。1993年，学诚法师和理文法师扩建龙华，拟办女众佛学院。宏玉法师接任后，再建山门，抬高大雄宝殿，兴建东西僧舍、香积厨、藏经楼、海会塔，修筑了这个比较完备的寺庙建筑群。
我问慧普，修建寺庙，钱从何来？
慧普答：我们没有大施主，修庙全靠众多的小施主捐赠，捐五块块钱也可以在钟上留名。那口铜钟价值五十万，就是用这样一点一滴的方法筑起来的。
她顺便带我参观了僧舍，极炎热的夏天，楼里没有空调，只在顶层砌了一个大水池，装上水，作楼体降温之用。
客堂安排我住在三楼的一间客房里。这是多人间，暂时只有我一人投宿。房间朴素，五张木板床，铺了一层灰色的薄布作为床单。没有多余的陈设。一张桌子，一个热水瓶，一盒纸巾，一个电蚊香。每床一个枕头，一条薄毯。我选择靠墙壁的一张床躺下。没有空调，暴热。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出汗了，一身一身地往下淌。蚊虫极多，被叮了好几个包。电蚊香完全挡不住福建长脚蚊子的攻势，索性横下心任它咬。
有人敲门，喊我去吃晚饭。知道这里过午不食，本来已经做好了不吃晚饭的准备，听说可以吃饭，惊喜过望，立刻起床。
餐厅称作“五观堂”，这会儿只有我和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大寮给了我一盆素米线糊。米线糊是典型的闽地食物，比面条细。又给了几块豆干、半碟极咸的榨菜。还有一碗姜汤，里面有薏米、姜片、枸杞、山药根茎。凉凉的姜汤喝下去，汗出得越来越多。
吃完饭，回寮休息。有师父来问，要不要上殿，我婉拒了。手和脸都腻得慌，只想马上洗澡。这会儿师父们都去做晚课了，洗澡间里没人。我愉快地拧开热水管，等了一会儿，热水出来了，痛快地洗了个澡。回房坐下，一身清爽，好像没那么热了。写了会儿日记，在客堂当值的晗蝉师父来找我，她要带我去参观藏经楼。
大概是因为住持热爱读书，这里的书籍相当丰富，既有佛经，也有《道德经》，还有世俗的古典小说，甚至包括《红楼梦》。对于比丘尼道场来说，这是相当开放而包容的做法了。
晗蝉说：“住持鼓励所有人看书、学文化。不过，沙弥尼不能自己乱看，得有人指导。但是资深的师父就可以自由阅读。我们拥有好多套《大藏经》，还拥有仙游县唯一一套《四库全书》。”
晚课结束了，藏经楼的大厅、走道里都有人在看书，这让我想起我的高中时代，灯火通明的晚自习教室。
回到寮房，一个七八岁大的小女孩正在背《金刚经》。她背得不连贯，看来还不熟悉，但特别认真，对身边环境视而不见，专心诵读。唅蝉告诉我，这个孩子特别奇怪，五岁就吵着要出家，庙里说太小，不可能，把她送走了。现在，女孩学习佛教经典也是自愿的，吵着让家里人带她来，暂住龙华寺度暑，享受单人单房的待遇。夏天结束，家长会来接她。
“菩提学苑”的大部分学僧都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她们有些人是从小庙来的，早就和父母失去联系——被“重男轻女”的陋俗所害，小时候被丢在庙门口，比丘尼慈悲，收养她们长大。还有一些人，原是在家人，成年以后选择出家。今天下午带我参观的慧普就是后一种情况。
晗蝉很少说自己的事，只说她是小庙来的，“小庙要劳动，要做法事，但不能学习佛法，我喜欢这里。”
我问她：“这里多是年轻的女子，会不会被人欺负？”她笑道：“我们练扁担棍、太极拳，还去南少林寺表演过。三四年了，每天下午都练拳，再说，寺里一百多人呢，团结就是力量。”
开大静的钟声响了。
跟着，柝声敲击。日记还没有写完，但我决定睡了。
躺下的时候，耳朵不自觉地捕捉并辨认着窗外的声音。前半夜恼人的蛙鸣已经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知名的鸟儿，以及更多夏虫的合唱。躺在硬板床上，觉得很舒服。凉意从窗外丝丝涌入，争先恐后。
早晨4点，龙华寺敲钟打板，寺庙的一天生活从这时开始。
6点，村镇大喇叭播放闽戏，惊天动地。与此同时，庙里开始播放佛教音乐。
7点，山门外的早市开始了，摊贩出动，叫卖盈耳。
7点半，尼众诵经声中，隔壁中学放起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孩子们列队早操。
我睡得还不错，没有听见蚊蚋声。醒来摸摸，胳膊有十几个包。正摸着胳膊数包呢，眼睁睁看一只蚊子从我眼前以“吃饱了撑的”慢动作徐徐飞过去。想想，算了。
随阖寺大众一起吃早斋。主菜是豆腐煮榨菜、水煮白菜。主食有枸杞桂圆小米粥，还有米粉饼，那里面夹了萝卜丝，半甜半咸，油酥可口。吃完正餐，每人领到两支“好邻居”牌草莓味果棒，一种草莓味的奶油软糖，味道不坏。
今天我将拜见龙华寺的一位重要执事人员：典座。典座专门负责掌管寺里大众的斋粥饮食。
在《禅的行囊》里，比尔·波特曾说起他拜访河北柏林寺的经验：“即使是理想国里的人也得吃饭。我一直觉得，在任何一个集体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的厨房。这大概是我的一家之见。正因为此，我约见的第一位资深僧侣就是柏林寺的典座。”
我也想和龙华寺的典座聊聊。晚餐后，如约见到这位比丘尼，她正在分配明天的工作——早餐的粥是稀还是干，蒸馒头的发酵粉放多少，水池边发现蚂蚁了怎么办，洗菜池的水渍谁去擦。
福建炎热，寺庙又建在菜地、农田、集市混合的地方，老鼠蚂蚁多得很。就在她说话的当口，一只瘦小狭长的老鼠贴墙根钻进来，一溜烟跑没了。
“大寮最怕老鼠，”典座叹着气说，“不过最近好多了。我每天念大悲咒，跟老鼠蚂蚁说，你找个地方，好好离苦得乐。”
她带我进库房，那里贮藏着米、面、豆子、干果、油料，有全寺唯一的一台空调。我很珍惜那里的冷空气。
典座介绍她的工作：“我们每天的重要任务就是搞卫生，饮食的地方嘛，基本的要求就是卫生。一只蚂蚁爬上去，罪过很大。另外是调理饮食。我从北方进了很多粗粮、杂粮，过去她们每天吃大米饭，现在我给做二米饭、面条、馒头。换着花样给她们调。只要人能吃进饮食去，身体就没毛病。”
除了典座，大寮还有六位干活的小师父，和负责采购的师父。
批发市场离龙华镇不远，就在城关，买一次菜够吃两三天。居士信众也时常来供养，有的供养米面食品，有些发心帮忙，做义工。
大寮的人，每天和大众一样，早上4点打板起床，只是她们几人不用去做早课，直接到厨房做早斋。一直要忙碌到6点，准时开饭。做午斋时，择菜、洗菜、炒菜的义工有十几个，他们都是当地人，制定班次，轮班来龙华寺干活。
典座是东北长春人，曾经是开素食店的，本想在东北找个离家近的道场出家，因缘巧合，到了福建龙华寺。
那时候慈师父（慈愍法师）正病重住院，我会做饭嘛，就去医院给师父们做饭。转院福州，我又去福州做了一个多月的饭。那时候我还没剃头。慈师父往生前拽着我的手说，你别走了，你留下吧。我笑笑没说话。现在的师父（宏玉法师）说，你在这剃头吧。我也没吱声。师父刚接手这个寺院，后来我想，这么大的寺院确实需要人，我留下来至少能给大家做点饭菜。那就剃头吧。
她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我问她，开个素食店，在家学佛不也挺好吗？为啥一定要出家？她说——
出家在家太不一样了，至少这会儿忍辱心比那时强。做饮食，众口难调，达到百分百满意是很难的。大寮是个啥地方呢？好话你得听，坏话你也得听，什么话都得听，这就是修行，各个关口你都过关了，你就成就了。
和典座聊完，我在龙华寺的这一天就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再次随众过斋，享受早餐：豆粥、白粥、窝头掺葡萄干、饼子、丝瓜豇豆花菜藕片炒的素什锦。
早饭过后，我离开龙华寺，坐大巴去了福州。一路上，满脑子都是“洗热水澡”，渴望扑进酒店的怀抱。入住以后，发现情况比我想的还要好，因为首次订房，免费给我升了行政套餐。我仔细查看套房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决定不放过任何好处。比如：“每日可享受38元的免费洗衣服务”，还有，“行政楼层咖啡厅每日免费提供酒店特定饮品一份及蛋糕一份”。
这一天，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城市的怀抱，因为整个人的状态还是封闭的。刚刚出发，眼前的一切都被我浓缩为地点、路程、抵达、谈话、离开。
我还完全没有能力去照看自己的内心——我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能力去真正凝视对方，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在免费洗衣范围内清理出几件脏衣服，交给服务员，美美地睡了个午觉。醒来，惬意地踱步至咖啡厅，打算重温在咖啡馆办公的感觉。正是中午来收衣服的那位女服务员，给我带来了一杯热腾腾加了糖和奶精的速溶咖啡。
为了让幸福感更强烈，我出门购物，在市中心找到了几个我熟悉的快消品牌，买了两件灰色T恤，还看了一场电影。
我经常在旅行中看电影。2013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去辽宁采访以苦修闻名的大悲寺，在那里住了五天，每天顶着烈日锯钢筋拉水泥，一晚只睡四五个小时，夜里还得随众在工地上干活。
一切采访完成之后，我在辽宁海城看了一场电影，名字已经忘了，是个好莱坞大片。影院的灯光设备陈旧，光线昏暗，一塌糊涂，但是我在那里感到放松和平静。
购物和观影结束。回酒店的出租车上，我联系福清灵石寺的监院维律法师，她回复说，欢迎我去挂单静修，但不接受采访。我说，这只是一次纯个人身份的拜访，至于是否回答问题，由您自己决定。法师问我几点到，善意地说，如果赶在上午10点40分之前到，还能赶上午饭。我回答说，上午在福州“有些琐事”，下午到。
我说的琐事，其实是我舍不得酒店客房。它太舒适了，我想睡懒觉，直到必须退房时再走。
回到酒店，还没上电梯，发现手机不见了，断定留在出租车后座，不巧没要发票。我找酒店，调出监控录像，一帧一帧检查，查到车牌号，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司机说他没看见手机。我不抱希望地给丢失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希望通知对方用备用号码找到我。然后更改了邮箱密码，用软件擦除手机上的一切信息，给家里亲人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手机丢了。如果有人借机用通讯录行骗，说我出了事需要汇款，叮嘱他们不要相信。最后，又去了一次市中心，买了一只新的智能手机。
忙完已是深夜，我收拾背包，准备明天去灵石寺，然后用笔记下要办的几件事：“补SIM卡、备份照片和采访录音、寄存行李。”
本来没有事，这下真有许多“琐事”了。我在心里默默忏悔，为自己说话的不尽不实。
刚起了忏悔的念头，突然，备用手机响了，一位女士在电话里说，她的儿子是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夜里收工时才在后排的地垫上发现了手机，现在开车给我送来。
没有什么比失而复得更让人高兴，并且发生在已经不抱希望之后。
我一面狂喜，一面觉得有点神奇，为什么是在我刚刚检讨了自己的懒惰和说话不老实之后，就收到了好消息？
心神不定之中，我冲下楼等待手机，顺道去前台感谢那些帮我查监控录像的工作人员。酒店工作人员派了一名保安陪我一起在外等候。出租车很快到了，司机把手机还给我，害羞地问：“可不可以给公司打个电话，说我拾金不昧？”我立马答应“可以可以”，然后塞给他一个小红包。
从这天开始，我养成了疯狂备份的习惯。手机、相机里的图片，隔三岔五备份一次。日记本的每一页都拍照。后来我甚至不敢用纸质笔记本，改用苹果手机自带的“备忘录”。感谢云技术，哪怕手机丢了，“备忘录”也可以恢复。
第二天，我把贵重物品寄存在酒店前台，只带两件换洗衣服，前往福清灵石寺。
和龙华寺一样，现为女众道场的灵石寺原本是一处男众道场。
1941年，时逢抗战，福州沦陷，地藏寺的德钦法师率领尼众逃到福清，隐居灵石，开垦荒田。从此，灵石寺由男众丛林变为女众丛林。“文革”期间，这里一度成为林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恢复信仰自由政策，灵石寺被列为福清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曾在此地修行的一批尼众希望恢复这座庙。她们再三派人去福州地藏寺恳请德钦法师出面，最终，德钦委派了慧本照斌来灵石寺管理寺务。
慧本法师刚到灵石寺的时候，这里只剩断瓦残垣。她在漏雨的寺院内修行，没有感觉不妥，只是觉得这样有历史渊源的寺庙应该得到修整。但苦于没有资金，无能为力。
一个偶然的机会，慧本遇到了大商人曹德旺。1988年，曹德旺拜访了这座有历史但已沦落破败的寺院。从那以后，他多次给这里捐款，累计多达两千多万元，令灵石寺得到了完整的重修重建。外墙朱红，廊檐清丽，坐落在翠绿的群山中。除此之外，曹德旺还出资组建了律学苑，现在有八十多位女性学僧在这里诵经修行，她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共计四万元左右，这笔资金也出自曹德旺的资助。
我乘车到山脚，步行上山。进入灵石寺，已是傍晚。
客堂给我端来专供客人的晚餐，一大碗素面，用西红柿、青菜、干香菇煮的，喷香。还有一碟炒时蔬，一碟辣椒油，分量不大，滋味精致。
吃完晚餐，就等候安排。给我分配的是标间，卫生间里还摆了六神沐浴露和飘柔洗发水。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这样的待遇实属“奢侈”。照客走前提醒我：“来这里挂单，必须随众上早晚课。”我答应下来。
早晨3点50分的闹钟，一大早半睡半醒，匆匆梳洗，赶去垂花门外排班，等待上殿。此时天还未亮，对面一道月洞门，里头是僧众宿舍，已有成队的比丘尼低头默立。
山林的切齿宁静中，唯有鼓声在钟鼓楼上回荡，指挥人们的行动。
这叫风雷鼓，鼓点时急时缓。当鼓声第二次由急变缓，比丘尼鱼贯而出。她们走路的姿势也不见多么特别，但就是令人觉得庄严。看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步速完全一致，而且隐隐呼应着鼓声的节奏。
鼓声继续。不知道楼上敲鼓的人是怎么感受走路人的速度，总之她们一定有某种默契。等比丘尼和居士全部进殿，鼓声恰到好处地收起。然后，咚、咚、咚、咚，四声鼓，一声磬，早课开始了。
从头到尾没人指挥，没人说话，没人咳嗽或者发出任何微小声音，这一幕里蕴藏的默契，真是让人感动。
早课后，照客来找我，告诉我过堂吃斋的规矩，除了一些通常的嘱咐，最主要的叮嘱是：“不能说话。”这里尽可能地静默，一切都用肢体语言示意。合掌是感谢，摇头是拒绝，总之千万不要出声。
我表示明白，请她放心，心里嘀咕，去过那么多庙吃饭，大概的规矩还是懂的。
等到真正用斋，才明白自己想简单了。
这里的寂静已经被执行到了优雅的程度。没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咀嚼声也很难听见，餐后涮碗、喝涮碗水的时候（佛教道场，用餐完毕都有这样的流程，用热水涮碗后将水饮尽，表示爱惜食物，油星也不浪费），没有人会端起碗仰脖子喝水，都是拿起调羹，一勺一勺小心地舀着水，像享受无上珍馐一般，珍惜地喝完。用餐完毕，用小块棉布擦嘴，比丘尼们还会拉起左袖遮口，保持动作优雅。
早餐是带咸味的玉米粥、炒青菜、炒豆角、萝卜干炒粉丝、蒸南瓜，我吃得很开心。用餐结束，还有餐后小点心，品种相当丰富，包括：全素芝麻松饼、泰国产的三合一全素奶茶、麻辣蚕豆、雀巢脆脆鲨巧克力、孝感麻糖。送点心来的，还是那位寡言、多礼的照客，她还顺便捎来监院的话，让我去客堂等待会见。
我拿起一本名叫《故道白云》的书，在客堂静候。9点多钟，一位身穿葛橘色长袍的女尼进门，这位就是灵石寺监院维律法师了。
她戴一副近视眼镜，落座的时候，将一块白毛巾轻轻搭在膝盖上，不知道是为了防风，还是遮尘，总之轻轻一搭，手指的动作很优美。道明来意之后，维律说，愿意回答几个非私人性质的问题。
我：能否介绍一下寺里的学修情况？
维律：学以戒律为主，戒律利益出家众，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戒律是诸学基础，这在佛教各派均是如此。戒律能止恶扬善，调伏烦恼，我们学的戒律，是佛所制的戒律，学习六年后，才增上经论。修，包括上课、自习、自恣（自检、他检）、静坐、念佛，做到“如法律行”。
我：可否介绍您自己的修行经历？
维律：不谈这个，怕造就因果，误导大众。
我：本寺八十多人，我注意到很多人都特别年轻。这里的人员构成是怎样的？
维律：大多数学僧都很年轻，她们来自全国各地，通过报名而来。我们其实也没有广泛招生，她们通常是给办公室打电话，然后通过我们的审核，安排面试。审核标准包括：爱国爱教、身体状况、是否真心出家、戒律如何，有无社会婚姻关系。此外我们这里是学苑，还有一个招生条件是注重年轻化。年老的可以短期培训三个月。这里的小众（未受具足戒的沙弥尼、式叉尼）大约是十八至三十岁，比丘尼是二十至四十五岁。
我：作为女性法师，你觉得女性可以怎样发现自身蕴藏的力量？
维律：出家人是剃头的，而在家人把头发看得像宝贝一样，还用各种发饰来装扮自己。要发现力量，先从形象改变自己。自己做一个大丈夫，把难拿的都拿掉了，继而到心里面，没有放不下的。先形象，后心性。要敢于面对现实，男众能做到的，女众也能做到。很多时候，女众是自信上有障碍，比较脆弱。只要改变心态，女性自身的障碍也就可以随之克服。
我：您如何看待女性在佛教体系中的地位？
维律：出家人不存在“男女平等”，因为佛性是平等的。当然，我们有“八敬法”[2]。
我：本庙法师的生活费、生活物资如何解决？
维律：曹先生（曹德旺）每个月拨教学金、饮食费、教学器材添置费用。衣服和生活物资有居士供养，我们自己也出去采购。学苑设有供应室，由专门的同学负责，一周供应一次，由各班的生活委员登记，写纸条交师父批阅。批阅是为了杜绝浪费，有些刚出家的学生，卫生纸一扯一大条，所以师父得批阅一下。当然女性总有特殊情况，卫生巾、卫生纸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多领，居士有时也买这些供养师父。
维律只回答了六个问题，说：“你可以用笔记录，但不能录音。听多少是多少。”我只能用笔飞快地记。聊完了，我向她道别，准备去参观寺院。
维律突然说：“你别走，你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坐下坐下。”
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做佛教的研究，却不信佛教。佛教不是用来研究的，是用来信的，你的问题是你不信，这样是没法写好文章的。我一下愣住了。
维律对我为什么不信佛这件事的热情，远远高于前面的答问。她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什么是佛教，为什么要信佛。
其中好几次，面对她炯炯有神的目光，我居然差点睡着，又明白绝对不能这么失礼，于是偷偷地猛掐胳膊和大腿，还必须掐在那些被福建蚊子咬得伤痕累累的红疙瘩上，才保持了清醒。困意突如其来，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迷迷糊糊中，我被她的一个问题直接问傻了。“你告诉我，什么是空。”维律问道。
我懵了。什么是空？天哪，千古难题，我怎么答得出来？面对维律法师，如此资深的比丘尼，佛教经典的大行家，我又怎么可能拿一知半解的套话来搪塞？
于是我老老实实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空，请法师开示。”
维律拿起面前的空茶杯，给我讲什么是“空”。她讲得很好，但是那个答案在午饭后就被我忘记了，因为那个答案是她的思考结果，不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听了仿佛跟没听一个样。
午饭时间到了，维律起身离开。
照客问我，刚才监院都把话说到那个份儿上了，你怎么还不当场请求皈依？我说皈依这事对我太严肃了，也许很多人都可以轻松地说自己是佛教徒，但我没法这么快做决定。
维律并不是第一个和我谈及皈依的人。在我为这次旅行联系寺庙的时候，很多客堂都会问我有没有皈依。我不喜欢这个问题，像必须领某种执照。难道拜访道场的只有两种人，游客和信徒，不能有第三种人吗？所以，当被问到是不是佛教徒、有没有皈依，我都说：“没有皈依，但我跟庙很亲，跟修行人很亲，跟佛很亲。”。
“很亲”这两个字，大概是我能想出的唯一解释。
维律法师的问话咄咄逼人，这并不是说她的态度严苛，而是逻辑上的追问，逼得很紧。也许这正是她的风格，也许她的很多弟子都已经领教过师父的问话。
后来，在拜访了更多的佛教女性法师之后，我发现很多女僧人都有这样的特点：极其谦逊，又非常较真。谦逊，指对她们自己的修行。较真、有个性，指她们对佛教义理的坚持。
在被维律法师逼问的那几十分钟里，我一方面感觉到尴尬，一方面也感受到她身上有一种让我欣赏的东西——她不像我遇见的很多访问对象那样，只关心最终的呈现是否有利于形象。她更关心的是面前的这个人是否愿意接受她本人已经接受奉行的真理。
和维律的谈话结束后，我去吃午餐。经历了一场信息量太大的谈话，我胃口不佳。但这里的菜肴实在丰盛，我很快又恢复了食欲。
主食有白米饭、馒头、玉米面的饺子。菜有酸菜土豆片、炒丝瓜、炒油麦菜、炒老豆腐、凉拌丝瓜。汤是西红柿枸杞汤、竹荪素面筋汤。完美的一餐。
饭后，我迫不及待回房午睡。刚躺下，照客便来敲门。上午监院曾说送我一套《华严经》，现在让我去请经。我便随她去监院的办公室。
照客叮嘱的流程是，合掌礼敬入室，顶礼，答“依教奉行”。我进去按照这个规矩做，但忘了说“依教奉行”。维律法师说，《华严经》太难了，你看不懂，给你一本《妙法莲华经》吧。还在我头顶门拍了两下，说：“开开智慧。”并嘱咐我，经书要放在高处、清净的所在，爱护法宝。
捧着经书往回走，长廊里有宣传小黑板，写着：
严持戒行，众德威严，令人可畏，谓之威；动静合辙，进退安详，令人可敬，谓之仪。马胜比丘，雍容行道，感得舍利弗信乐出家；鹫子安详乞食，摄外道反邪归正。如来示迹，威仪为主，菩萨三众，律仪为先。愿我们：扇起西来的律风，珍藏佛陀的威仪，出家修道如法行，内德外彰自然威。
我找了一个荫凉的位置，继续读《故道白云》，这本书写的是佛陀修道的故事。
他体会到身和心组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身体的平静和舒适与自心的安住是息息相关的。虐待自己的身体就是虐待自己的心智。
灵石寺饭菜清爽怡口，房间提供独立卫浴，没有蚊子，洗过的细布夏衣很快在微风中吹干。
我不再有强烈的物质补偿渴求，不再迫切地期待以城市的生活方式来安慰自己。甚至连早课也变得不那么困倦。
诵经时升起的平静，贯穿到整个白天。我回忆起早晨拜佛的时候，天空是蓝色的，树是绿色的，瓦片是黄色的，当我回到房间里，向窗外看，再一次注意到自己生活在颜色的世界里。
窗帘是绿色的，床褥上铺的床单是灰蓝色的，寺院的围墙是红色的。甚至当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蓝色”“绿色”的时候，依稀能够回忆起小时候刚刚认识到这两个词语所代表的含义时的喜悦感。
我想起，小时候对“绿色”这个词充满好感是因为一篇儿童故事，故事里的小孩得到了一盒绿色的颜料。在那个年龄，仅仅是在纸面上看见这个词，就让我感觉到无比幸福。
后来，“绿色”对我而言就只是一种颜色，一个名词，我对它没有感觉——
世界的大门曾经向我敞开，是什么时候这扇门又悄然关闭了呢？
我又想起监院和我谈话的情景。当时我太困了，尤其是对于“空”的探讨。现在看来，监院的话语虽然我已忘了大半，但还是留下了些什么。离开这座庙宇的前一晚，我还没有看完《故道白云》。照客说“你可以带走它”，我谢谢她，把这本书和监院送我的经书放在一起。
6月10日，我在灵石寺停留的最后一个早晨，偷懒没上早课。
鼓声、磬声响起，我把它们听成风声、雨声，任其留在睡眠的背景中。
再次醒来已是6点，阳光照拂红墙。
我快速洗漱，赶去过堂。看见照客优雅地弯腰，摆放碗筷、调羹。她的动作如此轻柔，以至于像在弯腰插花。照拂餐具的那一刻，她在欣赏和体味着什么呢？我很好奇。
过堂开始了。今天是小米粥和芸豆紫米粥，还有红糖和小菜。吃罢早饭，从山下开来的小面包车已经在等候我。我尽力收拾了房间，希望恢复原样，但很困难——我叠的毯子明显不合规格。
照客站在车边，叮嘱司机把我送到一个名叫甘肃路的路口，让我从那里拦大巴回福州。司机是个瘦小的本地人，诺诺连声。
小面包车很快把我带走，两三分钟后，我已经与森林中的寺庙作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