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族传统的妇道教育对唐代女性性格有很大影响，汉代的《女诫》和《列女传》是女子教育的必读书籍，守贞节、孝顺父母和公婆、相夫教子、不妒忌等是女性美德的几项主要内容。通过父母养育等方式，唐代的女性形成受社会规范控制的个性，形成不同的言行方式。《唐故弘农杨氏殇女墓志铭并序》提到早夭的杨氏女子：“早念诗，习《女诫》，各得旨焉。”杨擢《唐故弘农杨氏殇女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咸通103。又崔契臣所撰《唐朝散大夫行著作佐郎袭安平县男□□崔公夫人陇西县君李氏墓志铭并序》称墓主李氏常读《孝经》《论语》《女仪》《女诫》等。《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62。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也是位早慧的才女，七岁就通读《毛诗》及《列女传》。汉民族女教的影响普遍存在，即使是以武见长的关陇士族也普遍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唐的开国君主及其妻女受过良好妇德教育。太宗的母亲窦后，虽出身鲜卑贵族，但从小受教于汉民族的妇道，熟读《女诫》《列女》等女教著作。太宗的妻子酷爱读书，熟读儒家经典，手不释卷。
在东方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基本价值定位和角色分工是明确而单一的，对各个阶层女性的评价标准是女子是否能尽到内主中馈的职责，妻子是否能够“肥家”，是否能尽到家庭主妇的责任。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父系家族的承续与兴盛是贤妇的使命，是否能保护夫家的家族利益是唐士大夫评判女性贤否的主要标准。
然而，如何维护夫家的利益？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是什么？她们应如何处理与本家及姻亲家族的关系？不同的时代，士大夫的观点明显不同。封建士大夫的社会性别思想的研究是女性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一块，男性个体思想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模范女性的标准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化。与汉代《女诫》一味强调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卑弱顺从不同，唐代社会崇尚聪敏睿智、有胆识的贤妇。南北朝以来，人们在家庭关系和夫妻关系上有许多新的见解。他们主张女子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反对妻子在家庭中无条件地顺从丈夫。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颜之推提出：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颜氏家训集解》卷1。
汉代的儒生将夫为妻纲与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并列，将夫妇关系等同于神圣的天地关系和君臣关系，主张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但是，在颜之推看来，儿子对父亲的孝顺、弟弟对兄长的恭敬和妻子对丈夫的柔顺都是有先决条件的，彼此间并不是无条件的服从关系。妻子对丈夫应“顺”，但“顺”必须以丈夫的“义”为前提。此种观念和汉人的三纲是有区别的。对历史上盛行的“女祸论”，颜之推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妻子如果有聪明才智，见识高远，正可以辅佐丈夫，必定不会出现“牝鸡晨鸣”的灾难。在家庭关系中，唐人认为妻子有责任劝诫丈夫的恶行。著名的女教专著《女孝经》专列《谏诤》为一章，认为丈夫有恶行，妻子应加以劝告，妻子如果盲从的话，那就不能称为贤妇。另一部女教书《女论语》也主张丈夫做恶事，妻子应谆谆劝谏。
士大夫们普遍认为女子应当受到良好教育，这样出嫁后才能胜任家庭主妇的职责。李华的《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主张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的事情，出嫁后才知道如何孝顺父母和公婆，内主中馈。《女论语》也主张女子要识文字、通书史。
文才出众的女性在社会上受到广泛的赞扬。临川公主文才出众，她的父亲太宗皇帝非常高兴，他表示：
朕闻王羲之女字孟姜，颇工书艺，慕之为字，庶可齐蹤，因字曰孟姜，大加恩赏。仍令宮官善书著侍书，兼遣女师侍读。郭正一《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永淳025。临川公主，韦贵妃所生，下嫁周道务，主工籀隶，能属文。
《唐故范阳卢夫人墓志铭》记载卢夫人因才华出众受到亲朋好友的尊敬，卢夫人“至于诗礼之训，纂组之工，翰墨之能，言容之德，皆成于宿习，禀之自然，由是中外族亲，咸所推敬”。由于她们才智不凡，父母在其婚姻上也选择有文才的丈夫，如《唐秘书省秘书郎李君夫人宇文氏墓志铭并序》盛赞宇文氏才华出众，“组绣奇工之暇，独掩身研书，偷玩经籍，潜学密识，人不能探。工五言七言诗，词皆雅正，常侍公每贤之，为人曰，是女当宜配科名人”李郴《唐秘书省秘书郎李君夫人宇文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61。。
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才女，如民间的才女鲍君徽、宋氏五姐妹等。宋家姐妹先后被征召入宫，被公主皇子尊称为先生。官妓和女道士中也有不少著名的才女，如薛涛、李季兰、鱼玄机等。李唐宫廷女性中也出现一批文才卓著的女子，如太宗的长孙皇后、徐才人、女皇武则天、临川公主等。女官上官婉儿是唐代的文章大家，先后在则天和中宗两朝专掌制命。她在宫廷政变中被玄宗所杀。玄宗十分欣赏其文才，令臣下编撰她的文集20卷，宰相张说为文集作序。张说对她评价极高，称其为明淑挺生，才华绝代。诗人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也热情地歌颂其才能：
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全唐诗》卷371。
广读诗书之外，唐代女性有较多的社交空间。中国很早就确立了男外女内的分工制度，并以“内”和“外”划分女性的内部空间和男性的外部空间，反对女性介入公共领域，尤其禁止女性干预政治。但是，封建专制制度下，家事和国事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内外界限具有很大的弹性。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社会秩序要求女人遵循不同的社会性别规范。对高门大族来说，家庭就是政治舞台，家国相互作用，家国内男女相互作用，内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内事和家事也是家族得以兴旺发达的关键。在门阀制度下，女性对家族的发展有重要的责任，她们的职责显然并不仅仅限制在“内”的范围，家族事务和国家政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既要求她们内主中馈，不过问外事，但又期望她们主持家政，教育子女，作为家族之间的纽带，担负着光大本族门楣的重要职责。儒家的妇德规范本身就存在着许多的内在矛盾。那些聪明睿智的主妇虽不能扬名天下，但管理家族事物、指挥生产、教育子女，促进亲族间的联系，在家族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女子在社会性别体系内争取到一定的生存和施展才能的空间。妇女们一直在不同程度上介入政治事务，尤其是在受少数民族风俗影响较大的北方地区。虽然礼教早就规定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是以“三从”为原则，但是古代社会存在多重等级标准，男卑女尊、主从倒置的现象时有出现。唐代贵族妇女热衷社会交往，介入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她们对父兄和丈夫子弟的事情多加干涉。这种行为在社会上还常常受到赞扬。如唐高祖的妻子太穆皇后窦氏就尤其关心国事且受皇帝赏识。窦氏是周武帝的外甥女，特受武帝宠爱。窦氏从小被养在宫中，她常就国家的政事发表看法，受到武帝的赞许。隋文帝取代了周，自立为帝。窦后非常愤怒，扬言自己可惜不是男子，否则就要挺身而出，为舅家解难。
在认同男尊女卑的主流规范的前提下，妇女在父权制缝隙中寻找生存空间，以各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在家族和国家中的位置发生过多次变化，不是所有的文化和历史时期都对男人和女人做出相同的规范。中国历史上，仅在唐代出现了一位女皇。这显然不是偶然的的现象，当时社会有产生女皇的土壤。
高门大族的主妇们不仅主持家政，干涉家族间的事物，而且将影响力扩展到家门之外，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陈后主的玄孙女陈照就是一例。陈照为江南的帝王后裔，从小受到家族文化的熏陶，精通儒释道三教，是远近闻名的才女：
女工余力，而乃学文，五行俱下，一览不忘，雅好史汉诗礼，略通大义，尤重释典道经，颇诣宗极，每戚属参会，提综今古，皆讶博涉。
叔伯们对这位侄女寄予厚望，认定她必会光大本族。陈照先嫁给徐文公，后在叔伯们逼迫下与徐氏离婚，改嫁卢氏。她在出嫁后与陈氏家族仍然保持密切关系，时刻忧心本族的事务。陈照一手安排了三个妹妹的婚嫁。不仅插手本家的事务，她甚至与前夫徐文公之子徐崐也有往来，陈氏要求出外任官的徐崐以社稷为重任，时常对他谆谆教诲。陈照在陈氏家族、卢氏家族和徐氏家族三个家族间往来，尽心尽力地操持三个家族的大事，由于陈氏和卢氏皆为南北朝以来的高门大族，世代为宦，陈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朝廷的政务活动中。同父异母的兄长之望“官至郓州參軍，嘗有大戾，尘於禁闈，圣上怒甚，将欲亲决”。陈氏竭尽全力营救兄长，“徒跣被发，诣阙号诉，左右宠臣，哀兹诚节，连衽营救，竟得减死，眨之望为临川县丞”崔藏曜《大唐颖川郡夫人三原令卢全善故夫人陈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74。。一个官宦人家的女子，居然披头散发地到朝廷上闹事。此举引起许多朝臣的同情，纷纷为她求情，之望在他们的大力营救下获救。
一个女子公然到朝堂上大闹，干预国家事务，这是何等奇特的景观！更令人深思的是，此种行为在当时不仅未遭严厉斥责，反而引起广泛的同情。陈氏干涉军国大事的行为在“孝”的旗号下，不仅得到社会舆论的谅解，而且在墓志中被作为值得褒奖的义举，大书特书。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和男性士大夫们对女性干涉家政和朝政的行为持相当宽容的态度。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子为本族事务鞠躬尽瘁，人们认为值得表彰，虽然此举已经严重地违背了传统的妇德给女子们定下的行为规范。
女子由参与家政到干涉国事，将她们的影响力扩展到了家庭以外的新的领域，甚至直接到了讨论大政的朝廷上。唐代前期，朝廷上出现了女性频繁参政和女皇主政的现象。女子中人文荟萃，出现了如长孙皇后、武则天、上官婉儿、平阳公主、太平公主、和政公主等一批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奇女子。武则天之后，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公然向大臣们提出：要当皇太女。这种建议在当时的正统儒生看来是惊世骇俗的。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皇位的继承向来是父子相传的，与公主无关。安乐公主以一女子公然提出要继承皇位，成为一统天下的君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安乐公主振振有辞地说：武氏家族的女子都都当了皇帝了，那么自己作为李唐皇室的女儿，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唐代的贵族官僚女性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女性，她们睿智豁达、见识高远，内主持家政、训育子女，外以天下为己任，参与国政。她们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之际不屈不扰地抗争，所表现出来的胆量、智慧和勇气不逊色于同时代的男儿。
随着政府对妇道的大力提倡，女性生活日益礼仪化。唐宋之际社会发生许多变化。“安史之乱”后，政府和士大夫阶层强调礼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礼制对女性的束缚日趋加紧。随着门阀势力的彻底衰落，官僚贵族家庭的男子对母族和妻族的依赖性大为削弱，女性出嫁后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于夫家，“内”“外”界限的划分发生变化。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研究宋代墓志时发现：宋代的官僚贵族妇女在干预丈夫和儿子的事物时，习惯于躲在“户屏”之后，既遵守了“内”“外”的界限，同时又发挥了自己对家族事务的影响力。唐代女子却不需要这样一个掩护，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干预丈夫、儿子，以及自己本家的种种事务，并将影响力伸展到朝政上。在这样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武则天得以临朝称制，进而登位为帝。“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后妃和公主的管束加紧，她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断削弱。宋代对女子的管束远严于唐，妇女与亲族的来往遭到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与本家的往来有极严格的限制，甚至连正常的社会交往也被禁止。在一些大家族的家训和规范中，规定妇女不能随便出中门，妻子回娘家只能见至亲，而且必须由子弟引导，女孩子八岁后就不许到外婆家探亲等。这些苛刻的规定反映了夫权强化之际，丈夫对于妻子和家人的人身束缚趋于严格，严加防范女性与父家、姻族的往来，贞节观念逐步强化，女子实际生活的空间在不断缩小。在政治上，宋代后宫嫔妃虽也有诸多干政活动，但这种活动受到大臣和社会舆论极强烈的反对，专权的后妃不能再如武则天那样公然称帝天下，或如韦后那样公然与皇帝并称为翊圣，而只能躲在幕后活动，通过宠臣操纵政局，干政的方式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