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始终如一
家门口新建了一座游泳馆，我遂与游泳结了缘。
基本上都是晩上下班以后去。每次从入水的一刻算起，限游一小时。
最初，游上50米，就喘得像一只得了气管炎的海豹，必须上岸来歇个10多分钟，而且，腿也疼胳膊也疼，心里很有畏难情绪。后来，200米，400米，600米……越游越多，歇的次数愈来愈少。终于有一天，一次也没休息，连续不停地游了1100米。
从此，一跳下去就不再停顿，1300米，1500米，1600米……这几日正在顽强地向新纪录冲刺。
腿也不疼了，胳膊也不疼了，心里越来越放松，日复一日地自我感觉良好。有几次，当劈波斩浪之时，甚至产生了一种抑制不住的幸福感，喜悦于自己找到了这么好的感觉——这是身心俱自由、完全放松的感觉，它是属于欢乐青春的，记得人到中年以后，沉甸甸的人生苦酒喝多了，很久很久，巳经和这年轻的激情久违了！
就暗暗下决心：要珍惜这激情，绝不能再把它丢掉，而要坚持游下去，像再创新纪录一样，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到终老。
可是，干扰来了……
有两三个同年龄的女人站在池边，睥睨着眼睛，甩过来冷冷的几句：“哼，游得那么慢，姿势也不正确嘛！”我没理会她们，继续游我的，我知道她们是嫉妒，刚才我从她们身边赶过去了，她们不高兴。
有一个中年男人一次又一次超过我，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我装作浑不知觉，心里暗暗冷笑：你游你的，我游我的，我知道我不如你，但我有我自己的目标和节奏，我争取的是鞭策自己，不断前逬和超越自己。
有一群小姑娘刚刚游了二三十米，就乱纷纷夸张地叫起来：“累死了！游不动了！不行了！”我笑了，她们缺的不是体力，而是毅力、是坚持、是吃苦精神，她们还不懂得生活的艰辛，巴望着这世界只是鲜花铺路，美酒接风。
忽然，有一个壮汉从对面冲将过来，蝶泳，动作很夸张，响动很大，把水花拍得老高老高，一个人几乎占据了整个泳道。他游得太自我了，明明看见了相向而来的我，但依然故我地横冲直撞过来，带着一股强盗般的快意。我当然很生气，但还是躲开了。生活里就是有这么一种恶人，以邪恶为强权，要占尽世间的好处，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只能避开干扰，躲开即是福。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干扰。有一伙男男女女朝我游过来，转瞬间在我前前后后兴风作浪，企图打乱我的节奏，迫使我停下来。不知道我得罪了他们中间的哪一个，竟使我被迫面对一个无形的军团，像困兽一样孤立无援。一阵慌乱，我呛了一大口水，手脚顿时乱了，身体直往下沉，但我想到自己的目标，脑子“轰”地被击醒了：我要继续前进，不能与他们纠缠为伍，也不能后退，一定要坚持住！于是，我奋力摆脱他们，不理，不听，不看，不想，不为所动，一心一意想着我的手怎么划，我的脚怎么蹬，我的呼吸怎么调整，这一着很快奏效，我感到自信的火炬重又点燃了我的灵魂，浑身的血流又畅快地奔涌起来，就像有着一股不可抗拒的神力，我箭一般地向前，向前。他们见打扰不了我，只好讪讪地退了。这一天，我创造了1700米的新纪录……回想当初，当我第一次跃入天蓝的透明的池水时，完全没想到这平静的游泳池，竟也是一幅内涵丰富的社会画卷。如今，每当我沿着那长长的泳道，扬起双臂劈波斩浪之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人生。人生的问题当然远比这深奥得多，复杂得多，也更艰难得多，但我悟到了一个看起来平凡，做起来却不容易的道理：
目标要始终如一。
我为自己的职业而骄傲
一个女新闻人的心声
1尽管我已出的五部书全部是文学作品，然而在公众场合，每当我被介绍为“女作家”时，我总是更愿意说：“我是记者和编辑。”
这是因为我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同时以它为自豪。我一点儿也不认为记者低于作家，新闻界低于文学界一人的高下，可以才能分，以智慧分，以人格分，以境界分，以心灵分，但最不能以职业划分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此话不虚。
前不久，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一次聊天中，很认真地对我说：“新闻记者难当，比作家难。你想想，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你得时刻注意着，还得反映得准确，多难！”
难为贾平四不是记者，却把记者这感受说得这样准确。我当记者也有10多年了，仍视新闻为畏途，每写一篇报道，都像第一次拿起笔。
我是1982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进光明日报的。上大学前，我曾在北京一家工厂做工八年，那时我就发表过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但当时处身在“文革，极“左”路线的淫威之下，精神和心灵备受摧残与折磨，可说是幻翼还未张开就被折断了，连做梦都不曾想过，这辈子有一天，我还能当上一名记者一记者，这在当时还年少的我的眼中，那是远在天边的晨曦。
所以，一旦我进入报社，一旦我当上记者，一旦我写的小小豆腐块新闻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上，我的感觉非常奇特，好长时间都不大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我也不可能不百倍地珍惜记者这个令人极度自豪的职业。当时，光明日报为了给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打好扎实的基础，让我们在校对科、检查组、夜编、总编室依次实习，有些人感到被大材小用，不耐烦，我却一律认真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光明日报的老记者、老编辑、老校对的确素质很高，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终生受用的帮助，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很多。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报社调我跟着两位老记者搞“中华大地，专刊。领导人是名记者金涛同志，他后来担任光明日报记者部主任，现在是中国科普出版社总编辑。当时金涛派我去约稿，我紧跑了三天，跑了15个大部的宣传处、政研室等，人家都接待我热情如火，稿子却是一篇也没来。后来还是金涛同志打了几个电话，黎焕颐等名家的稿子就来了。这个钉子碰得我头破血流，使我初品了当一个新闻编辑的不容易。接下来又是一个下马威：我心想约稿不行，我就在版面上多下点功夫，把版面搞好，争取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结果在大样付印前，金涛同志让我把它送给报社的资深老编辑熊剑英同志再把把关，熊老退回的大样上，又清清楚楚地挑出了两个错误！
“这就是艰巨的新闻事业！”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它需要的可不只是你的自豪，而更是执著的努力和献身！”
2许多事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时间已匆匆前行了13年，如今在报社里，我也算是一位“老”编辑记者了。
现在我担任光明日报“文荟”专刊主编。这个专刊以“名家名篇”为宗旨，团结了文化界一大批著名学者、作家、文艺家，被人称为“中国最有品位的文学副刊之一”，“给光明日报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一度，光明日报曾因改版而改办了别的专刊，但接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殷切地希望能继续看到“文荟”副刊，而且大量的信是来自基层，比如中小学教师、工厂、部队搞宣传和政工的干部，还有回乡的知识育年。我感到非常吃惊，也很受震撼，完全没想到在那些艰苦的山区，条件简陋的基层，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关注着文学和文化，关注着我们的报纸。有许多信写得热情如火，比如详细地评价我们刊发的每一篇文章，阐述出我们的编辑意图，还替我们挑出病句、错别字，更有的寄语我们，希望把报纸办得更加出色。面对他们，我的第一感觉是惭愧：每当我被逗号、句号掲得烦不胜烦的时候，每当我被撤稿、换稿等“无用工”耗去宝贵时间的时候，我生气、烦躁、抱怨、发脾气、不愿再做编辑工作……想想注视着我们的这些读者，真是一点儿退路也没有，只能打起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
说起来，新闻编辑真是个很奇特的职业，它就像一根弹性极大的猴皮筋似的，可以从天上一直抻到地下。你若图省事，也可以毫不费力气，比如从来稿中随便挑拣上两篛，也不认真编就直接上版（我就亲眼见到一位大报编辑，疏懶于约稿，居然把某些小刊物几年前发表的文章剪下来，充做自己约来的新稿塞上版然后也不管版式好看不好看，塞满了就算完；再然后连大样也不认真看，爱错不错跟我没关系，最后是也不给作者寄报纸、稿费，也不下功夫联系作者……这种不负责任的编辑，说来各个单位都有。但若是想做一名称职的好编辑，这可就难了！你前面的路永远也走不到头——~你永远都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你还得不断提高自己学识上的、眼界上的、人格上的、精神境界上的修养；你还得任劳任怨，党叫咋办就咋办；你还得练就百折不挠的毅力和信心，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不单不能惧怕自然界的风风雨雨，还要无所畏惧地穿越人世间的沼泽地；你还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够一下子就判断出稿子的好坏和谁是你的优秀作者，谁仅仅只能与你合作一次；你还得虛怀若谷，能够容忍各种作者和各种稿子，哪怕是有着严重的缺陷，当然这是以坚持正义为前提，在大是大非面前亳不含糊；你还得诲人不倦，以发现和培养新人为己任，把自己的副刊既办成一片森林、一座花园，也办成一个苗圃；你还得具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能够及时组织好的选题和拿到好的稿子，以适应读者的需求……噢，当一个好编辑是太难了，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做好！
我时常感叹老辈人当中，有许多优秀的编辑人才，和他们相比，我只有奋起直追地努力，再努力。
3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但是我还想再说几句心里话。
如果允许个人选择的话，我心心念念的，还是最想当一名记者！
进报社十几年，我一直是做编辑工作，虽然非常渴望当记者，但我不是那种置工作于不顾、不达个人目的决不罢休的人，而且不论干什么，还都是全力以赴地干好。可越是这样，领导用得越是顺手，就越不容易改变个人的处境，离个人的愿望就越远。有几次，我也向领导表达了我想当记者的心愿，但得到回答竟是“你干记者不一定合适”，以至于后来为了证实我能跑采访，在一次去广州、深训的出差中，我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找线索、跑采访（当时在穗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线索也没有结果连来带去五天时间，一共带回六篇新闻稿和一篇9000字的报告文学，不但都发表了，报告文学还获了奖。这下，终于把领导说服了，答应以后有适当机会，一定让我当专职记者。可惜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
需要说明的是，我心心念念想当记者，绝对不是因为记者容易成名而编辑只是无名英雄，到了我这个年龄，名不名已经无所谓。而是因为我觉得论起干预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记者更直接些，效果更快些。比如1994年夏天，文坛上刮起一股女人写个人隐私的邪风，某些女人想要获取名利，竟然大写自己的婚外恋、同性恋、性欲、性变态心理……而某些评论家、书商、掮客等，为了同样的目的，不惜做大力吹捧之能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杨，是非不辨，广大正义人士很有看法。我就写了一篇新闻，及时报道了这些情况，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是文见报后，在文坛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结果，正邪是非很快就澄清了，到底邪不压正，这股邪风及时得到遏制，没有再泛滥蔓延。又比如，1995年5月，我在北京街头书摊上，见到一本用裸体、半裸体女人和诸如“性爱、情爱、大胆倾诉”等字样包装的散文集，其实文章内容本来是很严肃的，有很多都是当今文坛的著名作家之作，但这么恶俗的包装就使它具有了一种淫邪的味道，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种亵渎。这可说是出版界的一个新动向，在此之前冰清玉洁的散文还没有受到这种侵害，如果不及时制止，那后面又会是一大串多米诺骨牌，我就及时写出《恶俗包装入侵散文》一文，提请社会舆论的注意，见报后又得到了正视听、伐丑恶的良好效果。
这就是新闻舆论的力量，它能及时发现和报告社会上发生的情况，及时地扶正驱邪，主持正义；这也是当一名记者对我的恒久的吸引力，特别是当我的报道帮助了某一方面的工作，从而推动了社会前逬的时候。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找机会卸下编辑工作的重担，争取干几年专职记者。
写作人语
1我没有金山银海，但我有心灵的家园。
写作，给了我安慰，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活在这个世界的勇气。
可是我写得真慢！慢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而且，绝不是用墨水写的。
是用血写的。是用生命写的。每个字都是用心换来的。
所以，我一想到这些文字，就想到“呕心沥血”这个词——身临其境想一想，这其实是个很令人惊心动魄的词！
从艺术的标准看，它们肯定很不够水平，我自己就从来没有自我感觉良好过。惟一使我能够坦然面对读者的，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它不带任何功利目的，里外透明，很纯正。在它里面，有我想对时代、社会、人民奉献自己的愿望，有我对这个世界的不停的追问，有我对自己内心的严正审视，还有想对读者说的心里话。我一向讨厌装腔作势，更？
憎恨表里不一的伪善人，所以，我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可以犯这一种错误。
就是这样的一颗心，我把它完完全全交给读者了。
2好文章是得之殊难的，有时候你就是用尽了身上的最后一把力气，也不一定能写好。要把你内心的感受完整地表述出来，真好比在天堂、炼狱和地狱中来回熬煎，不仅需要语言、文字、结构、感觉，也不仅需要才情、学荞、素质、人格，还不仅需要思想、意志、信念、责任感，有时简直还是天意使然！所以我对写作格外谨慎，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每写一篇都如临大敌，不敢有丝毫轻慢。甚至在文章写完以后，还一再延迟交稿时间，总想再改得更好一些。现在这个目的达到了没有呢？“乱花渐欲迷人眼”，我终归还是越看越不满意。这绝不是虚伪，也不是矫情，而是在一颗心上面刻下的四个血痕大字——自知之明。人最不能欺骗的就是他自己。
唉，写作的过程，永远是一个“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过程，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3我现在的文章，与我以前的有了不同，就是明显地增加了理性思考成分，调子还越来越激越、沉郁。读读许多别人的新作，也很有如此变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是因为近年来，无论从社会大背景层面，还是从许多个人的内心来说，都在追问着生命的为什么？追问着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世界、历史、社会和人生？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就像一列无限马力的超高速列车，呼啸太高亢，转型太急骤，以致我们这些乘客，忽然找不到稳定的节奏感了——困惑由此产生了。
虽然我还远未找到答案，还在极为痛苦地上下求索，但是我真诚地追寻过了，并且还将不懈地追寻下去。
文学自白
祥和、温馨、安宁的50年代中期，一个端午节的黎明，有个小女孩降生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