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化的确解释了人类在生态上的成功。若没有积累和融汇观点的能力，人类将不会有农耕、城市、医药或任何能使他们统治这个世界的东西。语言和技术的交汇急剧改变了人类这个物种的命运。一旦它们交汇，文化的腾飞将势如破竹。我们将我们的繁荣归结于集体智慧，而非个人才智。尽管积淀的文化不知到底源于何处，但是一旦文化开始发展，它就会自我滋养。人类发明越多的技术，就可以获得越多的食物，那些技术就能够支持更多的想法，从而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发明创造。如今进步已不可阻挡，这种观点得到下述事实的支持，即文化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同时腾飞。写作、城市、陶艺、农耕、货币和其他许多东西，同时独立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墨西哥。在经过没有文字文化的40亿年以后，世界在不到几千年的时间里就有了三种文字文化。这种文化应该还有更多，埃及、印度河流域、西非和秘鲁似乎也曾经历过文化腾飞。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其大作《非零和时代》（Non——zero）中深入地探索了这个悖论，总结出人口密度在人类命运中发挥了作用。人类一旦居住在各大陆，尽管人口密度稀疏，人们也不会迁徙到无人居住的地方，在最富饶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开始变大。随着密度的增大，这种可能性就会出现——不，是必然性——劳动分工增加，因而技术创新也逐渐增加。人类群体形成“隐形的大脑”，给个人才智的发挥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而且，在一些人口突然急剧减少的地方，如塔斯马尼亚地区，它与澳大利亚切断联系，那里的技术和文化发展则呈倒退趋势。
人口密度本身的重要性比不上它引发的变化：交流。正如我在《美德的起源》（The Origins of Virtue）一书中所主张的那样，人类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物物交换的发明，由此引发了劳动分工。
经济学家哈伊姆·奥菲克（Ofek Haim）认为，“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转变，视为人类一系列相当成功的尝试中的第一步，通过贸易和劳动分工的作用，（人类群体）努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他提出，这场革命最初产生的就是专业化。在那之前，尽管人们共享食物和工具，但却没有把不同的任务指派给不同的人。考古学家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对此表示赞同，“（早期现代人类）社会里物质生产的绝对多样化源于不同个体专门从事不同的活动。”
一旦人们发明了物物交换和劳动分工，进步便不可阻挡，这是可能的吗？在如今的社会里，一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运作；自从历史开始以来，这个循环便一直存在。专业化提高了生产率，生产率又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技术发明创造得以发展，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专业化。如罗伯特·赖特所言，“人类历史是在玩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非零和游戏。”
如果人类像其他猿类一样，生活在分开的并互相竞争的群体中，不同群体之间交换的只是青年女性，那么，无论人脑多么善于筹谋、求爱、说话或思考，也无论人口密度有多高，文化发展的速度一定有所限制。新的观点只能在自己的群体中产生，却不能引进其他地方的观点。成功的发明也许可以帮助它们的拥有者取代竞争群体并掌控全世界。然而，创新速度太慢。随着贸易的来临——人工制品、食物和信息的交流，起初在人与人之间，后来在群体与群体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如今，一件好工具或一个好神话都会流传开来；进而遇到新的工具或神话，展开竞争，从而获得在贸易中复制的权利。总的说来，文化可以演化。
物物交换在文化演变中的作用等同于性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性将不同身体里发生的基因变革汇聚到一起；贸易将不同群体中的文化创新结合起来。如同性可以使哺乳动物将两个好的变革——哺乳和胎盘结合起来，因而贸易促使早期人类将耕畜和车轮结合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若没有交换，两者永远处于分离状态。经济学家们提出，贸易是一个最近的发明，由文字促成，但是所有的证据显示，它出现的历史更为久远。早在文字出现以前，生活在澳大利亚约克角半岛的土著伊尔约龙特人，就已通过一个复杂的贸易网，用浅海的魟鱼来交换来自山里的石制手斧。
允许文化的基因
所有论断都支持以下结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以来，文化发生了渐进式的演化，但它并没有改变人类心智。文化像是马车而不是马；是人类大脑中某些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我和一个10万年前的非洲祖先之间的差别并不在我们的大脑或基因中，其实这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差别则在于通过艺术、文化和技术而积累下来的知识。我的大脑中填满了这些信息，而他那尺寸更大的大脑中装的只是当地的一段时期以内的知识。我的体内当然有文化习得的基因；但是他也拥有这些基因。
因而，在20万年～30万年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促使人类以这种方式实现文化的腾飞？基因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按照老套的说法，大脑由基因塑造，大脑在接受塑造的过程中一定有什么发生改变。我猜它仅仅是尺寸方面的问题：ASPM 基因的一个突变允许灰质额外增加20%。更有可能的是，大脑连线的变化突然允许大脑展开符号或抽象思考。我不禁猜测，通过重新连线语言器官，FOXP2基因使物物交换的飞轮运转起来。然而，科学总不会有这样的好运，在研究之初就能找到关键基因，所以，我怀疑FOXP2基因不是真正的答案。我预测这些变化只存在少数几个基因里，只因为文化的腾飞太过突然。也许不久以后，科学研究可以让我们知道究竟是哪些基因。
无论是什么样的变化，它们让人类心智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迈上创新之路。我们经过选择而生存下来，不是为了以70英里的时速开车时对方向盘稍做预示性的调整，不是为了阅读纸上的手写符号，也不是为了想象负数之类。然而，我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体内的某一套基因让我们能够适应。基因是机器上的齿轮，不是天上的神灵。在我们的一生中，它们由于各种外部事件和内部事件得以开启和关闭。它们的职责是从外界汲取信息，至少像它们传递过去的信息一样频繁。基因不仅仅携带信息；它们还对经验做出回应。是时候该重新估量“基因”这个词的完整含义了。
性与乌托邦
如果人性在文化变化的同时没有改变——这是博厄斯的核心理念，已得到考古学的证明——那么，其逆命题也成立：文化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人性（至少改变不多）。这个事实使乌托邦主义者陷入苦恼。乌托邦思想中一个亘古不变的观点是，在一个共享一切的共同体中，必须废除个人主义。事实上，若没有公有主义的成分，某些人几乎不可能对其狂热推崇。希望集体文化可以改变人类行为，这种想法每隔几个世纪就会带着一种特别的活力遍地开花。从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和傅立叶（Fourier Charles）这类梦想家，到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和薄伽凡·室利·拉杰尼希（Bhagwan Shree Rajneesh）这样的实干家，这些大师都反复宣扬要废除个人自治。艾赛尼派教徒、净化派教徒、罗拉德派教徒、胡斯派教徒、贵格会教徒、震颤派教徒和嬉皮士都尝试过这样做，更何况是无数规模小的让人记不住名字的教派了。而且，他们的尝试得到一个同样的结果：集体主义并不奏效。对这些共同体所做的记述显示，它们三番两次崩塌的原因并不是周围社会的反对——尽管这种反对也足够强烈——而是由个体主义引发的内部紧张。
通常，这种紧张首先体现在性方面。若要训练人类享受自由性爱，并废除他们对性伴侣的既想有所选择又想独占的欲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个共享的文化中抚育出新的一代人，你都无法削弱他们在性方面的妒忌：事实上，互相妒忌的个体主义在共同体里孩子的身上表现得更为糟糕。一些教派通过废除性而维持下去——艾赛尼派和震颤派是完全禁欲的。然而，这导致了绝育。其他一些教派则竭尽全力地改造性行为。在19世纪纽约的北部地区，约翰·诺伊斯建立的奥奈达公社就实行他号称的“复杂婚姻”。在这种婚姻中，年老的男人与年轻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年老的女人和年轻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但是，男人不准射精。在浦那静修所，拉杰尼希派信徒起初似乎很享受自由性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乐于享受这个乱搞盛宴，这是自从罗马酒神节以后最大的狂欢了，”一个参与者这样说。
但是，浦那静修所和随后成立的俄罗冈农场，很快就由于妒忌和愤恨而瓦解，尤其在谁与谁睡觉的问题上，矛盾不可调和。这个实验结束时，拉杰尼希一个人就拥有93辆劳斯莱斯，犯有谋杀未遂罪，大规模地在食物中投毒以操控地方选举，并进行移民欺诈。
文化在改变人类行为方面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