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旦有了符号交流，文化的累积棘轮就开始转动：更多的文化需要容量更大的大脑；容量更大的大脑允许更多的文化出现。
大停滞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160万年前，那个纳利奥克托米男孩出生后不久，地球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工具：阿舍利手斧。毋庸置疑，它的发明者是那个男孩所属族群的成员，即拥有前所未有的大颅腔的匠人（Homoergaster）。这个发明向前跳跃了一大步，远远超过之前的奥杜韦文化中的简单及不规则的工具。阿舍利手斧是两面打制的，呈对称性，形似泪滴，刃口锋利，由火石或石英制成，充满美感与神秘感。没有人确切知道它到底是用来投掷、切割还是刮削。它随着直立人的迁徙向北传入欧洲，就像是石器时代里的可口可乐，它在技术上的霸主地位维持了100万年，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50万年前，人们仍然使用它。如果它是一个文化基因，那么它的忠诚度、繁殖力和长久性都是十分惊人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那时，从英国的萨塞克斯到南非的数以万计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发明阿舍利手斧的新版本。没有文化的棘轮效应，没有创新的催化剂，没有实验，没有竞争产品，没有百事可乐，阿舍利手斧垄断了100万年之久。若是当时成立阿舍利手斧集团有限公司的话，该公司一定会发大财。那是属于它的大时代啊。
各种有关文化共同演化的理论并没有预测到这一点。这些理论要求，技术和语言一旦结合，变化就得加速。制造出这些手斧的人已拥有容量足够大的头脑和灵活的双手，并可以互相学习制作方法，但他们却没有运用大脑和双手来改良这个物品。为什么他们要等到100万年以后，才在技术进步之路上风驰电掣，一路从长矛到耕犁，再迅速跑到蒸汽机和硅片呢？
我并不是要贬低阿舍利手斧。实验显示，作为屠杀大只猎物的工具，它几乎不太可能再有改进，除非发明钢铁。它只能通过由骨头仔细打磨的“软锤”才能加以完善。然而，奇怪的是，手斧的制造者并不以他们的工具为荣，每次屠杀猎物时都会制造出一批新手斧。至少有一个例子可证明这一点，在萨塞克斯的博克斯格罗夫，有250多把手斧得以发现。可以看出，至少6个惯用右手的人在一匹死马的位置辛辛苦苦地制造出这些斧子，然后又将它们扔在附近，几乎没用过：制造过程中敲下的一些薄片显示，这些斧子在屠宰过程中的磨损要多于其自身的损耗。这一切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制造出这种工具的人们，却没有制造矛头、箭头、匕首和针。
作家马雷克·科恩（Marek Kohn）的解释是，手斧并不是真正的实用工具，而是最早的珠宝：男性制造出来在女性面前炫耀的装饰品。科恩提出，手斧显示了性选择的所有特点；它们远比功能实现所需要的更加精美复杂，而且（尤其）呈对称性。它们富含艺术设计，以求给异性留下深刻印象，就如同园丁鸟搭建的装饰精美的亭子，或孔雀长出的华丽尾巴。科恩说，这解释了为什么在100万年里，技术一直停滞不前。男人尽力制造出最精美的手斧，而不是最实用的手斧。他认为，至少直到最近，在艺术和工艺方面，衡量是否完美的标准是精湛技艺而非创造力。女人在评价对方是否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伴侣时，根据的是手斧的设计而非男人的创造能力。我们的头脑中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景，在博克斯格罗夫地区，那个制造出最精良手斧的人吃过马排午餐后，偷偷溜去灌木丛中和一个生殖力旺盛的女性约会；而他的同伴们只好郁闷地捡起另一块火石，为下次得到女性的青睐而开始练习起来。
一些人类学家更进一步提出，狩猎大赛本身也是一种性选择。对许多狩猎采集者来说，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效率非常低下的获取食物的方式，然而男人们却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他们似乎更感兴趣于偶尔带回一只鹿腿以示炫耀，从而诱惑女人并与其发生性关系，而不是想着捕获许多猎物来装满储藏室。
我是一个性选择理论迷，尽管我认为它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然而，它并没有解决文化来源之谜；它只是大脑——文化协同进化的一个新版本。如果它能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问题变得更复杂。在旧石器时代里，如果部落中那些创作者的女人们对做工精美的手斧的印象如此深刻，那么她们肯定会更青睐一根猛犸象牙制成的针或一把木梳——毕竟这些是新东西。（亲爱的，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哦，我的甜心，又一把手斧：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在阿舍利手斧出现很久以前，人们的大脑就在迅速扩大；在手斧漫长的垄断期间，大脑也继续保持扩大的趋势。如果人脑的扩大是由性选择驱使的，那为什么手斧一直没多少变化呢？事实上，无论你怎么看，阿舍利手斧垄断的事实已悄然屹立，似乎在默默谴责所有的基因——文化演化理论：大脑的稳定扩展无须技术革新的辅助，因为那时的技术是停滞的。
50万年以后，技术稳步发展，但速度却非常、非常缓慢，这一直持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之前，人们有时将这次革命称为大跃进。大约在5万年前的欧洲，绘画、身体装饰、远距离贸易、黏土和骨制的人工物品、新型精美复杂的石头设计——这一切似乎突然同时问世。当然，这其实也没有那么突然，因为这一套物品逐渐在非洲的某个角落发展起来，之后又通过迁徙或征服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事实上，萨莉·麦克布里尔蒂（Sally McBrearty）和艾利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已经提出，化石记录显示，几乎在30万年以前，非洲就已开始了一场渐进的、零碎式的革命。那时，人们已开始使用刀刃和颜料。13万年前，人们开始进行远距离的贸易，其依据是研究者在坦桑尼亚的两处发现了用来做矛头的黑曜石碎片（即火山玻璃）。这种黑曜石来自距离肯尼亚大裂谷200多英里远的地方。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的那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显然是一个欧洲中心式神话，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欧洲考古的人员要比在非洲的多出许多。然而，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实需要解释。事实是，直到那时，欧洲的居民的文化并没有发展；因此，在30万年前，非洲的居民也是如此。他们的技术并没有任何进步。但自此以后，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文化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积累下来。文化迅猛地发展，不必等待基因追赶上来。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惊人的并奇怪的结论，我想研究文化和史前史的理论学家并不曾想过这一点。使人们能够迅速取得文化进步——读书、写作、弹奏小提琴、了解特洛伊攻城、驾驶汽车——的大脑袋早在文化积累很久以前便已产生。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渐进的、积累的文化出现得如此之晚，以至于几乎没有机会可塑造人类的思考方式，更不用说大脑的尺寸了，它已在几乎没有文化辅助的情况下扩展到最大值。用于思考、想象和推理的大脑按照自己的步伐演化，来解决一个社会性物种所面临的生活中实际问题和性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要应对传承文化的需求。
我想说，我们赞美大脑的许多方面都与文化无关。我们的智力、想象、移情和远见渐渐形成，势不可挡，但并未得到文化的辅助。它们促成文化的产生，但文化并不曾制造出它们。即便如果我们从不曾说过一个字，或制造出一件工具，我们可能也会同样善于玩闹、筹谋和计划。如果按照尼克·汉弗莱（Nick Humphrey）、罗宾·邓巴、安德鲁·怀顿（Andrew Whiten）和其他“马基雅维利学派”所说的那样，人类大脑的扩展是为了应对大型群体中的社会复杂性——合作、背叛、欺骗和移情——那么，即使没有发明语言和发展文化，大脑也可以做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