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与“拯救”
一些最具政治煽动性的修辞依据的却是一些未经定义的词汇，例如保护所谓的“我们的社区”，或是“脆弱”的环境，甚或干脆直接贴上一张简单写着“拯救皮特海湾”的标签。为什么一种特定的现状需要被保护或被拯救，又由谁来拯救？这些问题很少被调查，有时甚至都没有形成具体的问题和定义。那些口口声声“脆弱”环境的人士通常也不能够提供任何实证性的可测试定义，以便让人们直接明了地界定A 环境比B 环境脆弱，同样，也未能提供任何实证性的测试手段，以辨析哪一个环境比其他环境更为脆弱。
由于任何经济的基本问题，不论其社会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是封建主义及其他，都是如何分配稀缺资源，因此，一个国家基本的政策问题便是，为什么政府要干预引导这些稀缺资源流向某些公民，而不是其他公民。这个问题在美国尤其突出，因为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平等保护”每一位美国公民。拯救皮特海湾意味着其他人以有别于现状的其他用途来使用该区域的权利遭受了侵犯。某种用途一定优于其他用途的单纯论断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因为每一方都可以声称自己的用途较为优越。其他任何强制性的理由也同样不能作为决策依据。这个问题大可不必由修辞技巧来决定，对同一资源的充分竞价完全可以自行引导资金各得其所，就像市场经济一贯秉持的那样。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需要为皮特海湾豁免竞争的流程，那么，这个特别的理由应该举行听证，而不是裹上“拯救皮特海湾”的外衣蒙混过关。
捍卫房屋建造限制令最具政治煽动性的修辞一贯都打上拯救或保护“我们的社区”的标签。像弗吉尼亚州劳登郡这样的高档社区，一直以要求每幢住宅占地几英亩为条件，将中低收入人群屏蔽在大门之外。试想，如果它直白地叫嚣，我们就是要将普通大众拒之门外，我们就是要形成自己封闭的精英圈，那么，它势必无法获得任何的公众支持。相反，这样的社区一向标榜自己在保护“我们的社区”，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或是“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所有这些，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一些人希望自己的欲望合法地优先于另一些人，而这是宪法第14修正案（“享受法律平等保护”）明文规定不予支持的。
修辞与否且不论，所谓的“我们的社区”事实上并非我们自己的社区。每一位个人都只能够拥有自己的私有房产，没有人能够拥有整个社区。显然，人们很容易迷失在令人陶醉的巧言令色当中。有时，每一位住户都拥有的全部土地就是位于社区内或是社区附近一小片禁止建造房屋的空地。
以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利纳斯为例，该地曾隐隐约约地凸显为全国房价最昂贵的地区，居住成本约占家庭平均收入的60%，在萨利纳斯所归属的蒙特雷市，限制建筑的土地总量是全市所有居民拥有土地总和的3倍。也就是说，当地居民政治性地控制了没有支付任何费用的大量土地，这些土地构成了他们与不富裕人群之间的缓冲地带。
“没有人愿意放弃这样的生活方式，”一位拥有16英亩土地的当地居民谈到。至于为不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其他人需要放弃什么则无关紧要，只要这样的利益冲突能够被政治性地解决掉即可，比如用一种当地居民才有投票权的投票流程。她按照自己乐意的方式在自己16英亩的土地上享有生活的权利，于是政治性地转变为她是否有权阻止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同一地域内选择更大的土地来生活的权利，而这些土地她并未支付过任何费用。
立法冻结现有土地使用模式的思想极大背离了美国以往住房以及其他土地使用的历史。纽约黑人住宅区哈勒姆曾经是一片农场，位于边远的乡村，之后，成为一处城市中产阶级犹太社区，现在则是一处黑人工人阶级社区。在洛杉矶，今天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土地上曾经奶牛徜徉，悠闲吃草。
冻结高档社区，这里的居民希望事情按自己的方式存在，土地使用模式的思想，意味着拒绝其他人在选择自己的生活居所时拥有与现有居民同等的权利，也就是说，它拒绝了其他人所拥有的由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中“受法律平等保护”条目所承诺的权利。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当前的居民选择称呼一个事实上并不属于他们的区域为“我们的社区”，由此可以想见，政治修辞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此外，许多人竟然认为这一阻止别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思想，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达，而非极端的利己主义。
有时，“一切保护为了子孙后代”的声音似乎笼罩上一层高瞻远瞩的智慧光芒。然而，这样的保护仍然专属于现有居民的子孙后代，而同样将其他人的子孙后代拒之门外。通常，“保护”还会激起一种印象，人们似乎在努力保护最后的几块绿地免遭推土机的肆虐——在一个森林面积6倍于所有城市社区面积总和的国家。其他为强制限制而粗制滥造的基础理论，包括保护农田，没有任何条理清晰的论据能够证明农田为什么需要永久性地保护，在一个世代长期存在农业生产过剩的国度。
总之，许多有关“保护”的修辞都无法经受简单的盘查。然而，从政治上讲，却毫无盘查的必要。理念的力量并不需要依靠充分的证据或逻辑的分析来彰显，相反，它只精确地需要一个事实的支撑，即政治的需要。当前的经济危机仅仅是修辞与理念在政治上成功的一个成果。
“市场”与“社会计划”
人们在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上使用最多，最容易误导的术语之一，便是“市场”。这一术语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某种非人格的机制，虽然人们参与其中。市场其实就是人们之间相互竞争，自发交易，用专业术语来说，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另一个同样具有强大误导性的术语叫做“社会计划”，一个听起来更加柔和的声音。毕竟，与“市场的支配”截然不同，谁能够反抗“社会”的事情呢？然而，修辞彻底颠覆了事实。精确地讲，“市场”是自发的，而“社会”计划则意味着幕后的政府推手。
“市场”做出的决策，即自发选择交易，与政府做出的决策截然不同，后者从根本上介入并极大地造就了房地产的暴涨。经济决策与政治决策的动机和制约大相径庭。
市场的经济决策与政府的政治决策的最大不同之一，便是前者无法回避成本，而后者通常忽略成本，尤其是当成本完全落在某项政策的吹鼓手或强行推行某项政策的政府官员们之外的肩膀上时。房地产市场最真实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这里，巨额成本也完全被彻底忽略。
举个例子，一项关于房地产成本的研究发现，以“理智发展”为名目的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给美国50个一线城市的每一个家庭增加了超过100000美元的居住成本。以一个拥有10000个家庭的社区来计算，相当于超过10亿美元的额外的住房负担被强加在了这个小社区的人们肩上，而这一切的立足点通常只是一些时尚却缺乏检验的辞藻，诸如“理智发展”“空地”等。10亿美元的额外负担，意味着10000个家庭维护生活水平的开支缩水10亿美元。在一个拥有百万个家庭的城市里，意味着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活水平缩水1000亿美元。在诸如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岸的一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被人为地强制降低得更多。
土地使用限制运动，不论是以“空地”“理智发展”的名义，还是基于其他的理论体系，都没有去陈述一幢普通的住宅究竟要因此分摊多少数额的价格负担。有关公寓建筑物高度的限制提案，也同样从未陈述，一旦原定建造一幢10层楼的建筑被迫改为建造两幢5层楼的建筑之后，房租将涨至何种程度，尤其是在那些土地成本本身已极大超过地面建筑物建造成本的地区。此外，还没有计算和考虑规划委员会强加的特别要求的成本，以及耗时多年的规划委员会的审批流程成本。“空地”等类似立法的倡导者以及规划委员会，通常仅仅探讨预见到的各项好处，就好像不存在需要去权衡考虑的成本与风险。
也就是说，在个人、家庭以及跨国企业的经济决策中普通而不可回避的成本收益权衡，在不直接涉及开支的政府所做出的政治决策中通常被完全忽略，尽管决策——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决策，将给地方社区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成本账单，给全国增加数十万亿美元的成本账单，如果涉及的是全国性的政策的话。
许多由监管房地产市场的政府机构做出的决策并不涉及这些机构自身预算的巨额开销，但会给他人造成极大的成本和风险，而这些真正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人却极少出现在考虑的范畴里。旨在追求某种理想化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尤其如此，例如更广泛的房屋自有运动，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好处被热烈地宣扬，而成本与风险则无人问津，除了驳回试图警告成本与风险的言论。
在信贷指标于20世纪90年代强行推广以来，“经济适用房”
运动持续推高全国房屋自有率，从大约稳定了20年的64%提升到2005年的69%。这样的“战绩”是否值得经济为房地产的兴衰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个问题很少被提到。不论是政客，还是各路社会改革家，都极少去计算和衡量他们倡导的理念所造成的后果。权衡取舍并不需要华丽的修辞，或是引人瞩目地招贴画报，抑或迷人的保险杠贴纸。
让人不禁要问的是，那些扛着华美辞藻的限制令大旗，热情投入土地限制运动的学术社区居民们，究竟会不会想到，自己的行为应不应该为这个国家今天的金融状况负责，应不应该为数百万失业工人负责任？社会活动家们似乎也不必面对他们的言行造成的后果，即便是心理上的，或是意识上的，当然，他们更不必对备感高尚的无上荣光之后的灾难而付出任何微小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