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性的恐慌更容易让人失去理性，拥挤的人群就像受惊的野马一样横冲直撞、东奔西跑，被紧紧夹在人群里的李维周只能随波逐流，直到被一股巨大的惯性给抛出了出站口。出站口前的广场象退潮后的海滩一样一片狼藉，踩掉的鞋子、挤掉的帽子、开了口的行李箱、撕烂的书籍......只是那个神秘的背影在阳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衣冠不整、狼狈不堪的李维周扫视了一眼这混乱的现场，就果断地转身离开。
朝着码头第一个路口匆匆走去的李维周，在脑海中捋着思路。在每个当口都有人死去，这次行动无疑是次暴露的行动，是从一开始就被宣判失败的行动，审判官是谁？不知道。我在明处，敌在暗处。接下来要死的人是谁？活着的每一个人都可信赖吗？李维周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电光火石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码头第一个路口，各个摊贩叫卖着生意，过往的行人步履不惊，神态自若，和慌乱的码头仿佛是两个世界，距离、阳光、流动的空气仿佛可以消化一切。一个馄饨摊子也在不浓不淡地做着生意，沸腾的锅水汩汩地往外冒着热气，间隙地围绕着三三两两的客人，那应该就是老王所说的馄饨摊子了吧。
李维周观察了下周围，闪身转进了身后一间商店，商店有橱窗，李维周背对着橱窗，可以从橱窗上观察到十几米远的馄饨摊子，和路口每一位经过的路人。
黄文英急匆匆地从码头方向跑过来，也是一副衣冠不整、惊魂不定的样子。等他经过商店门口时，李维周猛地一把把他拉了进来。他看见李维周，惊喜交叫，急切地问到：“你怎么在这？不是要在馄饨摊碰面吗？”李维周将中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他不要讲话。黄文英按捺住了急切的心情，满腹狐疑地随着李维周盯着橱窗。
邓焕珍出现了，夹在几个行人中，眉宇紧皱，忧心匆匆，东张西望。黄文英象看见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一样，一把扑上前去，却被李维周紧紧拦住，小声提醒:“他身边可能有埋伏。”黄文英惊诧地瞪大了眼睛：“你怀疑他？”李维周闷闷地回了句：“我怀疑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黄文英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路口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人们在这里汇聚，又在这里分道扬镳。过了路口，邓焕珍身边的行人都不见了，只剩下邓焕珍独自一人走向馄饨摊。他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不时抬头四下张望，又不时失望地低头，他等待着，盼望着，却等了个空，盼了个空。日头西移，终于，邓焕珍失望地离开了馄饨摊，漫无目的的向前走着，很落寞，很无助。
“他走了！”黄文英按捺不住地蹿出商店要叫住邓焕珍，李维周在商店外拦住了他：“让他走，他如果是我们的同志，就还会来这里找我们，我们明天再来这里等他；如果他不是，那么他就知道现在他已经暴露了，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逃之夭夭。”
“为什么怀疑他？”
“只有他有机会和外界接触，我们几个一直都在一起，他却独自一人在胜利宾馆的门口，这段时间足够他兴风作浪了。”
“可是老王被杀的时候他在我身后。”
“杀老王的凶手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我看到了这个人！”
黄文英惊异地说：“你看到了杀老王的凶手？”
“是的，不过是他的背影，但这个背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李维周一字一顿地说，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画面：四处惊叫奔跑的人们中间，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黑色背影，冷静、冷漠、冷酷地朝前走着，象一把尖刀，在混乱中杀出一条路来。
“会是谁杀死了老王呢？老王死了，我们在南京去找谁呢？”
“一刀毙命，凶手一定是个高手。老王临死前让我们去鸡鹅巷53号。”
黄文英瑶瑶头，自嘲地说：“才几天，就死了三个，一个卖国贼，一个警备司令部警卫，一个特务训练班队长，只剩下我们三个。我就奇怪为什么不把我们三个一块杀了？”
“或者我们三个或其中之一是奸细。”
“我看不象，邓焕珍不可能是奸细。”
“奸细两个字又不写在脸上。”
黄文英讥讽地笑到：“才几天功夫，我们李先生就成了大侦探了，可喜可贺！”
李维周抬手一揖：“同贺同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恭喜黄先生，老天看中你了！”
突然黄文英想起来什么似的问到：“你有钱吗”？”
李维周苦笑一声：“我哪来的钱？”
“那我们今天吃什么，住哪里？我现在就饿地咕咕叫了，还以为马上就可以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馄饨了！”
“别急别急，反正我们现在到了南京了，离那个鸡鹅巷也不远了。别说馄饨，总有一天，鸭血粉丝、盐水鸭是日常三餐，秦淮、夫子庙是足下风景。车到山前必有路。”李维周拉着黄文英慢慢走向沿江路，四周凋零斑驳的梧桐树静立，零星的汽笛悠悠飘落，灰色的城楼檐角低飞，三言两语的俏皮的南京话刮过耳边，这就是南京初之印象。
翌日，南京下关码头第一个路口的馄饨摊子，李维周、黄文英在这里守株待兔，从晨光熹微等到夕阳西下，也没等到邓焕珍的人。李维周环顾四周，摇摇头失望地说：“他不会来的了。”黄文英坚持地说：“他不会不来的，再等等！”，只是说话的底气已经没有那么足了。
一只手突然从后面伸过来，劈手抓走了黄文英面前的烧饼，大家扭头一看，邓焕珍站在后面狼吞虎咽地啃着烧饼。黄文英高兴地一下跳起来，一把把邓焕珍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又殷勤地把自己面前的馄饨端给邓焕珍，并扭头吩咐老板：“老板，来碗大肉馄饨，最大碗的！”邓焕珍补上一句：“来两碗，再来两个烧饼。”老板忙不迭地送到邓焕珍跟前，邓焕珍吃得稀里哗啦，黄文英、李维周伺候地无微不至，一会说：“慢点吃，慢点吃”，一会又招呼老板：“加点汤来，热乎的。”
总算邓焕珍把面前的碗一推，吃完了，那碗已经摞了四个，黄文英惊叫：“邓焕珍，你真是饿牢里放出来的，我们的钱都叫你吃完了，等下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
邓焕珍抱怨到：“你们两日子过得可真好，有吃有住的，我可是足足饿了两天，还在人家屋檐子下蹲了一宿。要不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再来这里找找你们，说不定我就还在满大街流浪呢！”
接着邓焕珍疑惑地问：“昨天你们去哪了？我在这里就是等不到你们？”
黄文英兴灾乐祸地指着李维周说：“那是他在考验你。”
李维周诚恳地说到：“昨天我们就在你身后那个商店里，我担心会有埋伏，所以没出来；如果你今天继续来这里找我们，就证明你心里没鬼，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等你。”
话音刚落，李维周就遭到了邓焕珍的几记老拳。邓焕珍边打边骂：“你才心里有鬼，你凭什么怀疑我？！”
李维周一边躲闪一边解释：“我也是不得已，我更愿意相信你是清白的。”黄文英在旁添油加醋地说：“李维周说你有搞鬼的条件，我们几个都一直在一起，只有你一个人在胜利宾馆门外。”
“你们在一起又怎么样？你们可以打手势，传纸条，一样可以向外传递情报。什么都不懂，还乱怀疑人。”说着，又锤了李维周几拳。
李维周拱手求饶：“别打了，别打了，我道歉，我道歉。我们还是快点去鸡鹅巷53号，到了那一切就可以真相大白。”
三人历尽波折，曾经相互误会和猜疑，如今重聚时尽释前嫌，彼此磊落坦荡，所以心情轻松明悦。乘着暮色，他们坐上黄包车就向向鸡鹅巷53号赶去。
鸡鹅巷53号门前，车夫揪着李维周的衣服不放，不客气地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三个大老爷们坐个黄包车还不给钱！”李维周费尽口舌地说：“我们这就派人进去取了钱给你送出来，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门前的喧哗惊动了里面的人，两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一个人急忙把车钱递给车夫，还客气地说：“这是我们的客人，这是车钱，多的不用找了。”车夫一看闹了个误会，也有点不好意思，接过车钱，道了声谢，就拉着车走了。
另外一个人走到李维周跟前，和李维周握了握手，说：“你们幸苦了。”等李维周和黄文英抬头看清来人的面容，同时惊叫：“戴大哥”。
原来他们在徐州前线侦查敌情时遇见过这位戴大哥，当时他因为长期骑马磨破了腿档而流血不止，于是他们开车把他带到目的地，还给他提供了很多信息。突然之间在人生地不熟的南京看到戴大哥亲切的笑脸，他们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戴大哥步子大而有力，把他们带到一间简陋的会议室。他详细地询问了李维周他们这一路上的情况，眼神深邃有力，仿佛可以一下子看透人的心思。当李维周他们向他汇报情况的时候，他认真地听着，偶尔轻声地问一下问题。
李维周他们汇报完毕，戴大哥声音低沉地说：“这次任务之所以安排你们几位来执行，也是因为一时半会在广州找不到执行秘密工作的人手，仓促之间就只好派给你们这几个要参加特务训练班的学员去执行。由于行动策划得不够完善，再加上你们经验不足，导致两位同志都牺牲了，另外还有一位同志也被日本人抓去了，就是在胜利宾馆扮作茶房的那个同志，至今下落不明，不知生死。对于以上损失和牺牲，我要负首要责任。我们也会给予牺牲失踪人员家属丰厚的抚恤金。希望我们这个团体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以更加完善更加强大！”
戴大哥停了停，又接着说“关于李维周看到了凶手背影的这件事情，你们都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我们团体中应该存在内鬼，这个内鬼有可能是最高当局的政敌派来的，也有可能是日本人派来的。随后你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认真接受培训，一方面暗中调查这个内鬼。有什么发现直接向我汇报。”
最后，戴大哥向大家伸出双手，沉稳有力地说到：“欢迎你们，洪公祠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团体，从此我们同志如手足，团体如家庭！”
李维周三人激动万分，心潮澎湃。从广州胜利宾馆枪声响起那一刻，到现在来到鸡鹅巷53号面对戴大哥，这个过程好像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终于，噩梦般的逃亡结束了，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