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美国晚了，没有赶上"六四绿卡"，也没有奖学金。我们俩靠打黑工支付房钱、汽车保险和汽油、学费书费及生活费，生活压力很重，本来想在美国生孩子，让家里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公民，却因为佩芬不打工的话难以维持生活而放弃了。
来美国七年了，除了读书就是打工，几乎没有休息日。我从自费研究生读起，拿了硕士再读博士，一边读书一边到餐馆干活。读博士的时候，拿到了研究经费，帮助导师做实验，但是，钱少得可怜，佩芬必须出去干活。这几年的生活就像机器有规则地运转，毫无生气。这是我们来美国之前没有想到的。其实，从物质上来说，我们并不是过得很差，每个月略有节余，还经常给国内寄钱。但是，就是看不到光明，被半死半活地拖着，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偶然的发现而被改变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佩芬给山顶上那个豪宅打扫卫生回来，我到公车站去接她时那个不同寻常的镜头。这个镜头如同文章的一个段落、跑道的一个转折，这个镜头是我们生命的流程上一道深刻的痕迹。不过，这都是后来的认识。
我们租用的房子离我读书的学校不远，地处偏僻，到车站大概要走半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我需要驾车到学校去上课，她出门是走着去的。当时她在那个豪华住宅区有四家打扫卫生的活儿，每星期去四天，每小时十美元，拿现金，不要报税，把我们家的房钱赚来了。
我们的房子在半山腰上，车站在山脚下。山路如羊肠般弯曲，基本是盘旋而下并不难走。道路不宽畅，边缘紧连着住房的草坪或者花圃，没有人行道。两侧的民房错落有致，最高不超过三层楼，以平房居多。她一早就出门了，常在我上学之前。
回来的时候，我开车去接她。打扫大房子，一天干下来很累，往山上走更累。
我其实非常不愿意到车站去接她。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于工业化的庞然大物总是心存恐惧。我讨厌那黑黄交织的柴油公车，车身特大，声音特响，轰隆隆开过来很霸道的样子。当它出现的时候，周围的树木房屋好像都纷纷后退，给它让道。靠站刹车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它的冷笑。
通常是，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佩芬。车上乘客很少，乘车的都是穷人，有时候只有佩芬一个人下车。她那娇小的身材和巨大的黑门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我的眼睛里，她就像巨人口中的一粒葵花子的壳儿，"呸"的一声被吐了出来。所以，每当她的脚小心翼翼地踏着台阶一步步下来，我的心就开始抽紧，很怕她下车的速度不够快而被关起来的车门夹着了。
佩芬干的是脏活，干活穿的衣服不讲装饰，脸上也不涂胭脂口红。我对她的装束没有什么印象，好像上身总是黑色的，脏了不容易让人看见。下面一条牛仔裤，脚上穿白色的旅游鞋。她长得并不漂亮，扁扁的圆脸，细小的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反正什么都小。我当时看中她，主要也因为她很小巧。我并不矮，身高一米七八，但是，看到大的东西要害怕，包括大个子的女人。小女人在我谈恋爱的时候已经不很多了，佩芬一进入我的视线，就被逮着了。
在我原来的想像中这样的女人生来应该被疼爱的。可惜我们结婚不久来美留学，为了支持我读书，她简直像个乡下女人一样干起了粗活。好在佩芬从来不抱怨，为了一个比自己能干而且英俊的丈夫付出，对她来说是心甘情愿的事情。每当我向她表示歉意的时候，她总是抿着薄薄的嘴唇笑着说，会过去的，把学位读出来就好了。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连续几天的阴雨终于停了下来。天空像洗过了似的，万里无云，蓝得透明。开车下山，路两旁的植物都从冬眠中苏醒，转为斑斑驳驳的彩色。各家门前的草坪一块连着一块，好像绿绒绒水灵灵的长地毯，一直铺到山脚下。在转弯的时候，迎面突然出现一片粉红色的桃树和樱花树，像一群美女似地跳入我的眼帘。这些景色都储存在记忆的镜头里，现在想来，都是象征性的天然符号，而我在当时却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我去接她的时候，我的学位已经读出一年多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留在学校里当博士后。所谓合适的工作不仅指人尽其才，还包含了解决身份办绿卡的问题。我们为此天天发愁。
佩芬平时下车的时候，就是一脸愁苦的神情。我已经很少看到她的笑容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鼻子嘴巴都挤到一起，算不上动人，却会撩拨我怜爱的感情。现在，她的脸好像僵化了似的，五官分开再也凑不到一起。
这天，她下车的时候，也就是我捏着一把汗担心她被车门挤痛的时候，她好像是从车上飞过来一样，真的，其速度之快，好像不用腿似的。等我缓过神来，竟然看到一个笑容满面的她。我大吃一惊！
我的车停在拐弯角的马路边上。山下的马路都是水泥铺成的，比山道宽多了，两旁也有了人行道。佩芬刚去打工的时候，下车走近我，我会伸手过去，拉着她一起走。她的手也是小小的，很柔软，我们边走边说话。可是，我已经不记得我们说了些什么，一句都想不起来。但是，我敢肯定我们是说着话的，还敢肯定佩芬是有笑脸的。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可能是因为重复比沉默更令人不安？我们的生活已经平静得几乎不需要语言就能打发过去。再就是大家都累了，此时无声胜有声。说实话，好多次，我在等待公车的时候，曾经苦思冥想，或者回忆我们过去的关系，或者设计今天要说些什么，但是，那来势凶猛的公车，就像洪水一样把任何奇想都冲掉了，什么都没有了。
记得有一次，因为下大雨，我坐在车里没有出来。我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如雷声一般从远处滚来，紧张得赶快用双手蒙住耳朵。过了一会儿，车开走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佩芬一手把帆布手袋举过头，像把小伞似地挡住雨水，一边小跑过来，钻进车里。后来在有阳光的日子里，我曾经想，既然讨厌看到公车，何不离它远一点，从今以后坐在车内等她呢？可是，我没有。不是我不愿意，主要是懒得向她解释。
不，不，说穿了是无法向她解释。我该怎么说呢？害怕公车？堂堂男子汉如何说得出口？再说即便说了真话，她能理解吗？如果被她误解了，以为我对她的感情起了变化怎么办？
要说感情变化，也不能说一点没有。新婚的那几个月，我晚上经常要她。她永远是被动的，随便我怎么弄总是很顺从。来美后因为压力太重，我**大减，她也没有什么意见。这是床上的变化。白天，眼睛是心灵窗口，我们俩的眼睛都不如以前那么有光彩了。但是，这种变化是缓慢的，不知不觉，难以发现的。要不是今天她面带笑容奔过来，我简直忘记了她的眼睛里曾经有过这样的欢乐。
我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感到很陌生很不习惯，甚至往后退了几步，好像不愿意让她扑上来似的。本来应该由我来问，今天为什么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给你加工钱了吗？我居然一句都说不出来。倒是佩芬喜气洋洋，兴冲冲地说，快！快到车里去！我有好东西给你看！
大概就是这句话：我有好东西给你看！这句话把我的眼睛点亮了。我相信我眼睛里有了光彩，因为她望着我的时候，投射出一波又一波喜悦的光芒。
她几乎把我当做家具似地伸直了双臂在背后推我，半推半跑。到了车里，佩芬从手袋里取出一份报纸，一边用手指点着一行英文兴奋地说：看这里，任平！这里！看，美国家庭寻找中国保姆，帮助申请永久居留。看到了吗，任平？赶快回家，快！不要被别人抢走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得知当保姆也能申请绿卡。第一次！
绿卡，绿卡，朝思暮想申请绿卡，这副担子落在我一个人身上，绿卡，简直像催命符似地把我往死路上赶，我为它几乎天天寝食不宁。
我能做什么呢？把实验做好，把论文写好，把学位拿到手。这些我都做到了。没有绿卡，一切都变得不真实。银行账户，汽车，家具，好像在等待拍卖似的，随时要把我们一脚踢开。我们不敢买房子，不敢生孩子，不敢设计未来，不敢回国探亲，不像有的人黑了身份，干脆破罐子破摔，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生存空间，倒也踏实。我们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一条命被挂在空中。希望如一个伪装的善人，天天引诱我们，让我们为之付出再付出，失败再失败，最后把我们折磨得筋疲力尽，只差没有倒毙在地。
对于通过当保姆申请绿卡，我将信将疑。佩芬坐在旁边，像一个虔诚的信徒那样沉浸在希望的光辉之中，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尽。她坐立不安，好像得了多动症一样，口里滔滔不绝。我一动不动，透过车窗玻璃，目光落在前方的一栋很简朴的小房子上，灰瓦白墙，深棕色的窗框和大门，心里感到一阵凄楚，觉得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唉，怎么能让她，一个大孩子似的女人来挑这副担子？即使真的有绿卡，对于丈夫和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员，又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潮湿了。
听我说呀，任平，你把音乐关了。佩芬推了推我的肩膀，我才如梦初醒。
我放下了车闸，启动了车轮。心里想，哪怕骗一下自己，也是值得的。我把音乐关了。
我朝她看了一眼，那张小脸堆满笑容。小杏核眼眯成一条线，嘴巴开着，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笑容让她的鼻子都缩短了。
我听到泰德对太太说，葛莱西雅到中国去领养了一个女婴，正登报寻找中国保姆呢！你知道葛莱西雅是谁吗？
她不等我回答，接着说：他们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刚和老公离婚。她的老公是个很奇怪的人。葛莱西雅一定感到太寂寞了，去中国领养孩子。
她罗哩罗嗦地说很多美国人的事情，这家那家，太太丈夫，一连串的外国名字，从来没有听说过，听得我莫名其妙，越听越不明白。OK，OK。我在心里说，多么不得要领。婆婆妈妈的，我没有兴趣。但是，我没有说出来。
听到后来，除了她笑盈盈的声音，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车到家了，她还没有说完。
我只知道泰德是佩芬打扫卫生的那家房主。
为什么要去中国领养孩子呢？我随口问了一声。
待会儿告诉你！她从车里出来，一边大声地说着，一边箭一般地向屋里奔跑，手中的报纸在风中呼呼作响。
她说报纸是无意中在公车上发现的，是别人看完了以后扔下的。那个乘客原来坐在她的旁边。她也是无意地抽出其中的一张看着玩。竟然看到一条广告，正巧是找保姆的，要受过教育的中国保姆，愿意办绿卡身份。
任平，这是天意啊！佩芬有点得意忘形。上帝让泰德把消息送给我们，让陌生人把报纸留在车上，让我看广告上办身份的消息！
等她进了屋，刚才车里的那些话好像唱片似地重新放了一遍。我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是说，泰德说葛莱西雅找保姆的时候，并没有提及绿卡。佩芬是在广告中发现的。
我马上以冷静的头脑盘算了一下，招聘保姆的人家可能很多，包括葛莱西雅，但是，不一定愿意帮助申办绿卡。帮助申办绿卡的只有这一家。
我进屋的时候，她已经在拨电话了。
她站着打电话。电话就挂在厨房窗口的旁边，黄昏的霞光把她的脸照得又红又亮。我拉了张椅子给她，她居然没有察觉。我在她旁边坐下，她仍旧站着。我记得清清楚楚，她的笑容是如何在一次一次地拨号失败中悄悄地淡化，我眼看着焦虑慢慢地爬上她的眉梢，然后拉开了她五官的距离。最后，她把电话挂了，身体靠着墙壁，缓缓地下沉，她没有坐在我给她的椅子上。身体着地的时候，她双手蒙着脸，无声地抽泣起来。
不过那是很短暂的一刻。她抹了一把眼泪，把电话抱在膝盖上继续拨号。我在旁边纳闷了好久，心里想，如果很多人都在竞争同一个工作岗位的话，这电话可能永远也打不通。即便打通了，如果对方回答没有空额，不对我们打击更大吗？我马上想到了葛莱西雅，我们是否能和她接触一下？毕竟泰德熟悉佩芬，可以做推荐人，佩芬的优势要比其他竞争者大得多。惟一的问题是，如果葛莱西雅不给申办绿卡怎么办？
别打了，佩芬。
她不理睬我，好像没有听见。
别打了！我大喝一声，跨步过去抢下了她手中的话筒。她想夺回去，扳住我的手臂，使了很大的劲。佩芬竟然也有倔脾气，我第一次遇到。
你听我说，佩芬！我显示了男人的成熟和大度，蹲在她的旁边，耐心地发表我的见解。我说，既然当保姆也是一条出路，那么，机会应该有不少，只是我们以前没有注意罢了。从今天开始，我每天到图书馆去查阅报纸，中英文的都查。我再给你去借一些婴幼儿教育的书籍来，你好好看看，把自己武装一番，一旦机会到手，不会败在其他候选人的手下。
她松了手，泪眼汪汪地看着我。
我说，准备晚饭吧，今天大家都很累了。
她没有答话，还是坐在地上盯着我看。突然，我发现她的眼神有点奇怪，虽然泪光闪闪，水涟涟地呼之欲出，却不是悲哀委屈软绵绵的神情，我很少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看到佩芬有这样的目光，那是一种略带愤恨的坚强，眉头皱着，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正不知所措，却听到她开口了。她说，任平，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我不要回到中国去！随即，眼泪晶莹莹地从她的小眼睛里滚了下来。
我笑了，说道，我哪里说过要回去呢？
她说，我最怕有这一天，如果你要回去，你一个人走。
不回去，不回去。我说，不要乱想了。
现在回想起来，她是话中有话的，我应该细心一点，询问一下她不愿意回国的原因。唉，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有太把佩芬的感觉当一回事。她在我心里一直是生活的配角。因为我是男人，是她的丈夫。但是，如果真的问了，知道了又如何呢？
凭着我当时对她的理解，她长得不美，能力也不出众，在国内不很被人瞧得起。而她在美国人家里打扫卫生，却受到尊重，不觉得低人一等。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
我忽视了她后面的一句话：如果你要回去，你一个人走。我更忽视了她长期在白人家庭打扫卫生而受到的影响。这些影响被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唉，说到底，在我们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我们以往关系的根基已经出现了动摇的空间。这都是我出国前万万想不到的。
那晚佩芬显得神色恍惚，没做晚饭，把吃剩的排骨萝卜汤热了一下，两个人扒点饭就打发过去了。吃完了，坐在那里发呆。平时，总是她收拾桌子、洗刷碗筷的，我说，你早点休息，我来洗碗。她朝我看看，好像不认识一样，做了个对付陌生人的假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