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威拉德的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高而瘦削，天花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点点疤痕。她不过四十五岁，生命的火光却已因为某种罕见的疾病而暗淡。她会在乱糟糟的旧旅馆里转一转，病恹恹的，瞧瞧那些褪色的墙纸和破烂的地毯。当她有力气四处走动时，就做些清洁女工的活，周旋在被肥胖的男旅客弄脏的床铺之间。她的丈夫汤姆·威拉德清瘦文雅，宽肩膀，走路很快，迈着军人的步子。他留着黑色的胡子，两尖修得高高翘起。他尽量不去想他的妻子。他将那缓缓穿过走廊的、高高的、幽灵似的身影视作家丑，一想起她便怒气上涌，口吐脏话。旅馆已经不挣钱了，很早就濒临倒闭，他多希望自己能脱身。他觉得那座老房子，还有和他同住在里面的女人，属于一败涂地、即将灰飞烟灭的事物。他曾满怀希望地在这旅馆里开始他的生活，而如今，旅馆成了徒留旅馆模样的鬼魂。当他衣冠楚楚、像模像样地穿行在温士堡的街巷，会不时停下步子，忽然掉头，像是怕旅馆的鬼魂和那女人的鬼魂会尾随他到街上。“这该死的生活，该死！”他噼里啪啦一顿空骂。
汤姆·威拉德对乡村政治满怀热情，一直在共和色彩浓厚的社区中做民主党领袖。他跟自己说，有朝一日，政治形势会掉转风头顺着我吹，几年来徒劳无功的服务将在定功行封时变为赫赫政绩。他幻想着跻身国会，甚至登上州长宝座。有一次，党内有一个年轻的成员在一个政治大会中跳出来，鼓吹自己忠心诚挚的服务。汤姆·威拉德气得满脸刷白。“闭嘴吧你！”他大吼道，横眉怒目地瞪着周围，“你懂什么服务？你不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吗？瞧瞧我做了什么吧！我加入温士堡民主党的时候，在温士堡做个民主党成员还算是犯罪呢。以前啊，我们简直是被举着枪追杀。”
伊丽莎白和她的独生子乔治之间有一种深厚而无言的同情做纽带，追根溯源是一个早已消逝的、少女时期做的梦。儿子在的时候，她胆小拘谨。可有时儿子在镇上东奔西跑、采访新闻，她会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跪在窗边那张厨房餐桌改成的书桌边。就在那里，她施行一遍对上天的仪式，半似祷告，半似要求。她小孩似的渴望某种东西重现，那东西曾经是自己的一部分，如今已遗忘了大半。她做的祷告便与此有关。“我就算死了也不会让失败靠近你半分。”她大声说，坚定之心至深至切，全身发抖。她目光炯炯，握紧拳头。“若我死后看见他成了个一无是处的庸人，我一定阴魂不散。”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请求上帝特赐我此恩惠，我坚决要求。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上帝用拳头打我。我愿承受任何打击，只要准许我的孩子能为我们俩抒发一点什么。”她顿了一顿，有些犹豫，凝视了一会儿男孩房间的四周。“也不要让他变得机灵，或成功。”她含含糊糊地补了一句。
表面上看，乔治·威拉德与母亲之间的交流徒有其形，毫无真情实感。她生病时坐在她房间的窗边，他偶尔在傍晚去探望。他们倚坐的那扇窗户临着一座木屋的屋顶，顺着它可以望见主街；转过头是另一扇窗，沿弄堂而开，弄堂在主街的店铺后蜿蜒，一直延伸到阿布纳·格罗夫的面包店的后门。有时，他们就那么坐着，山村生活的图景便在眼前徐徐展开。阿布纳·格罗夫会出现在面包店的后门，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或是一只空的牛奶瓶。这位面包师和药剂师西尔维斯特尔·韦斯特的灰猫宿怨不浅。母子俩看到，那只猫溜进面包店的后门，不一会儿又跑出来，身后追着面包师，大声咒骂，两手挥舞。面包师眼睛又小又红，黑色的头发和胡子沾满了面粉。有时他真的太生气了，尽管猫已经逃走，他还是把木棍、碎玻璃甚至营生的工具摔得到处都是。有一次他还砸碎了希宁五金店后窗的玻璃。灰猫蜷缩在弄堂里的大桶后边，桶里装的是碎纸和碎瓶子，上面有乌压压的一群苍蝇在盘旋。有一天，她一个人待着，看到面包师发了半天脾气又沦为徒劳，伊丽莎白·威拉德将头埋在修长白皙的双手间，哭了起来。自那天起，她就再也不朝弄堂里看了，想方设法忘记胡子大叔和猫咪之间的较量。在她眼里，这场角逐仿佛是她人生的排演，且生动得可怕。
傍晚时分，儿子和母亲坐在一起，沉默使两人感到别扭。黑夜降临，夜班火车驶进车站。楼下的大街上，沉重的脚步在木板人行道上来来往往。晚班车开走之后，车场里一片死寂。或许是斯金纳·李逊，特快班车的经理，将运货的小推车从站台这头推到了那头。主街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笑声。有人在砰砰地敲特快班车值班室的门。乔治·威拉德起身，穿过房间，摸索着找圆形的门把手。他撞上了几把椅子，凳脚摩擦地板，发出嘎吱的声音。生病的女人坐在窗边，一动不动，毫无生气，你可以看见她苍白无血色的手从椅子的扶手上耷拉下来。“我想，你还是出去和你的哥们儿玩吧。你老是待在家。”她说道，努力缓解男孩离开的尴尬。“我想着去散个步。”乔治·威拉德回答说，心里不好意思，又不知所措。
七月的一个傍晚，把新威拉德旅馆当作临时的家的短租客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走廊里只有几盏煤油灯，还被调得很暗，整条走廊沉入一片黑暗。这时，伊丽莎白·威拉德开始了她的冒险。她已经卧病在床好几天了，儿子却没有来看过她。她心神不宁，体内残存的一簇火苗被忧虑扇成了炽火。她爬下床，穿上衣服，沿着走廊朝儿子的房间赶去。她惊恐万分，浑身战栗。她一路用手撑住自己，贴着糊了纸的墙壁向前挪移，艰难地呼吸，气息呼呼地钻过牙齿。她一边急着向前走，一边觉得自己真傻。“他有男孩的事要忙。”她告诉自己，“可能他现在会跟女孩在晚上四处转悠吧。”
伊丽莎白·威拉德很怕被旅馆的客人看见。说起来这旅馆曾是她父亲的，如今在镇法院的册子上，这旅馆依然记在她名下。因为旅馆破破烂烂的，照顾生意的客人日渐稀少，而且她觉得自己也破破烂烂的。伊丽莎白·威拉德的房间在一个不起眼的旮旯。当她觉得自己有力气干活了，她就主动去客房铺床。她喜欢干这种活——趁客人在外边和温士堡的商人谈生意便可以干完的活。
这位母亲跪在儿子的房门外，聆听着里面的动静。她听见男孩在里面走动，低声讲话，于是嘴角浮上一抹微笑。乔治·威拉德有和自己出声交谈的习惯，每次听到儿子自说自话，母亲总感到一种独特的喜悦。她觉得，他的这个习惯使他们之间的秘密纽带更加坚韧。就这件事，她不下千次地和自己喃喃低语。“他在摸索，在寻找自己。”她这样想，“他不是个傻瓜，他说话多伶俐、多聪明。他内心有某种东西在隐秘地生长，那正是我内心曾经拥有，而我却任其被扼杀的东西。”
门边，生病的女人在吞没走廊的黑暗中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她生怕房门忽然打开，被男孩撞见。她走了一段，确定已经安全了，正准备拐弯走到另一条走廊里去，又停下脚步，用双手撑住自己，等候了一阵子，想要摆脱方才忽然袭来的那一阵令人颤抖的虚弱。知道男孩在房间里，令她很开心。在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漫长时光里，侵入内心的小小恐惧进化成了庞然大物。而现在，它们已尽数消散。“等我回到房间就睡一觉。”她咕哝道，满怀感激。
但是伊丽莎白·威拉德没能回到床上睡觉。正当她站立在黑暗中发抖时，儿子的房门打开了，他的父亲汤姆·威拉德走了出来。光从房间里氤氲出来，投在门边。他站在那光亮里，握着门把手说话。他的一番话激怒了她。
汤姆·威拉德望子成龙。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成功人士，尽管他从没有做成过一件事。但只要他离开新威拉德旅馆，不再担心碰见妻子，他就大摇大摆起来，把自己吹嘘成镇上举足轻重的要员。他希望儿子能成功，帮他在《温士堡鹰报》谋了一份工作。现在，他正用十分认真的语气，教导儿子某件事该怎么做。“我跟你说，乔治，清醒一点。”他强硬地说，“这事威尔·亨德森跟我提过三次了。他说你自顾自的，几小时都听不见别人说话，像个大傻妞。你是犯什么病了？”汤姆·威拉德又和蔼地一笑。“嗯，我想你会搞明白的，”他说，“我跟威尔是这么说的。你不是傻子，也不是娘们儿。你是汤姆·威拉德的儿子，你会清醒过来的。我不担心。你多说说话，就能澄清误会。如果在报社当记者让你有了当作家的念头，也不要紧。不过我想，作家你也得打起精神才可以做，对吧？”
汤姆·威拉德轻快地穿过走廊，走下楼梯，到办公室里去了。黑暗中的女人听见他有说有笑，拉住一个住客聊天。那位住客正在办公室门边的椅子上打瞌睡，艰难地打发无聊的夜晚。她又回到了儿子的房门外。身体里的那一阵虚弱奇迹般地消失了，她勇敢地走上前。她的脑海里有千万条思绪呼啸而过。她听见椅子拖动的声音，还有钢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于是又过转身，顺着走廊回到房间里去。
这位温士堡旅馆老板的妻子受尽挫折，此时却下了一个坚定无比的决心。在常年悄然无声、徒劳无益的空想之后，她终于做了这个决定。“事到如今，”她告诉自己，“我要采取行动了。我的孩子受到了威胁，我要保护他。”汤姆·威拉德和儿子的谈话平静自然，仿佛他俩能互相体谅，这使她非常恼火。虽然她恨自己的丈夫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但这种恨从不针对丈夫个人。他只不过是她所憎恨的另一种东西的一部分。而现在，冲着他在门边说的那几句话，他成了她憎恨之物的化身。她在自己昏暗的房间里握紧拳头，瞪了几眼四周。她在墙上用钉子挂住的布袋里翻出一把长长的裁缝剪刀，像匕首一样握在手里。“我要捅了他，”她大声说，“是他自己要说那么恶毒的话，我要杀了他。我杀了他之后，我身体里也会咔嚓一声，然后我也会死。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在她的少女时代，在还没嫁给汤姆·威拉德的时候，伊丽莎白在温士堡的名声有些飘摇。她很早就开始做所谓的“舞台梦”。她常和住在父亲店里的旅客招摇过市，衣着花哨，催着他们讲所来自的城市里的生活。有一次，她居然穿上了男人的衣服，踩了辆自行车穿过主街，着实把全镇的人吓了一跳。
在那个时候，这个高个黝黑的姑娘脑子里其实非常糊涂。她心里很不安分，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她焦急地渴望改变，希望生活有一种翻天覆地的巨变。就是这种念头使她的心思飞向了舞台。她幻想着加入某个剧团，周游世界，每天都能见到新的面孔，同时拿出自己的东西献给所有人。有些深夜，她会想着这一切想到发疯。但当她试着同来到温士堡、下榻在父亲旅馆的剧团成员说这件事时，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人家似乎听不懂她的意思，即使她成功地将满腔热情表达了一点出来，他们也只会一笑了之。“其实不是那样的。”他们说，“会跟这里一样枯燥无味。一点意思也没有。”
至于同旅客，以及后来同汤姆·威拉德在周围散步，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好像总能理解她、同情她。在乡间的小巷里，在昏暗的树下，他们牵住她的手。她觉得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从她的内心透出来，成为他们内心无法言说的东西的一部分。
然后就有了不安分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当不安分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她会感到一时半刻的轻松与喜悦。她不怪和她散步的男人，她后来也没有怪过汤姆·威拉德。每次都是这样：由亲吻开始，在奇怪而狂热的感情之后平静地结束，接着是啜泣与后悔。她一边哭，一边用一只手捧着男人的脸，心里想的总是同一件事。尽管他身材高大，留着胡子，她还是会觉得他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小男孩。她很奇怪他为什么不哭。
在她那隐匿于威拉德旧旅馆一隅的房间里，伊丽莎白点起一盏灯，放在矗立在门边的梳妆台上。她想到了什么，于是走去衣橱那边，捧出一只四方形的小盒子，放在梳妆台上。盒子里放着化妆用的东西和其他杂物，全都是一个剧团滞留在温士堡的时候留下的。伊丽莎白·威拉德决定将自己打扮一番。她的头发依旧乌黑茂盛，打成了辫子盘在头上。即将在楼下办公室上演的一幕在她的脑海里浮现。要和汤姆·威拉德对峙的不会是一个苍白虚弱的鬼影，而是他想也想不到的东西，并且会让他吓得不轻。身形高挑，脸颊暗沉，长发披肩，这身影将大步流星地走下楼梯，办公室里那些懒洋洋的人将错愕不已。身影将一言不发，出手利落，令人毛骨悚然。她仿佛幼崽遇险的雌虎，自阴影中闪现而出，悄无声息地逼近，手里握着那把邪恶的长剪刀。
伊丽莎白·威拉德的喉咙一断一续地轻轻哽咽。她吹灭梳妆台上的灯，在黑暗中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她体内那股奇迹般的力气消失了。她几乎是踉踉跄跄地来到房间另一头，一把抓紧了椅背。她曾坐在这椅子里，盯着那锡皮屋顶和主街，度过了多少个无尽的长日。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乔治·威拉德从门边走了过来。他坐到母亲身边的椅子上，开始说话。“我要离开这儿了。”他说，“我不知道我会去哪儿，不知道我会做什么，但我要走了。”
椅子里的女人顿了一会儿，身体发抖，忽然涌起一阵冲动。“我想你还是醒醒吧，”她说，“你在盘算什么？你去城里赚钱，嗯？你觉得那是个更好的选择吗，做一个商人，变得干练、聪明、有活力？”她又顿了一顿，依旧在发抖。
儿子摇了摇头。“我想我没法让你明白，但是，唉，我倒希望我能，”他真切地说，“这事我甚至和父亲都没法说。我一次都没提，试探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我只想去其他地方，看看人们在干什么，再做打算。”
沉默吞没了男孩和女人并肩坐着的房间。和其他夜晚一样，他们再次陷入了尴尬。过了一会儿，男孩又开口说话：“我想，我得再过个一两年才会走，不过我一直在考虑这事，”他一边说，一边起身，向门外走去，“父亲说的一些话让我觉得非走不可。”他去摸门把手。房间里的沉默令女人无法忍受。儿子嘴里刚刚说出的话，使她高兴得想大声叫喊，但是表达喜悦对她来说好比登天。“我想，你还是出去和你的哥们儿玩吧。你老是待在家。”她说。“我想出去散一会儿步。”儿子回答说，别扭地走出房间，掩上了房门。
